宇文愷

蜚聲中外的唐代京師長安，以及東都洛陽，實際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創建這兩座歷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傑出的建築學家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鮮卑族。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生於長安。他出生在北朝後期一個顯赫的豪門。

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中的宇文愷，二歲時就被贈爵雙泉縣伯，六歲時襲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將門的宇文愷卻不好弓馬，而喜好讀書。《隋書》本傳說“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這段記載可窺知他為學的大致情況。

北周末，宇文愷累遷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二年（580年），楊堅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愷又被任命為上開府、匠師中大夫。據《唐六典》卷二三“將作都水監”記載：“後周有匠師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宮室之制及諸器物度量。”又據考證，北周設有“匠師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當時年輕的宇文愷已經在建築科學和工程管理方面嶄露鋒芒。

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詔營建新都大興城（今陝西西安），以愷為營新都副監，時高熲雖為大監，不過總領大綱，而規模計劃皆出自宇文愷。開皇三年，新都建成，而倉廩尚虛，需要大量轉運關東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運。四年，下詔興建漕渠，令宇文愷率領水工鑿渠，引渭水通黃河，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叫廣通渠。渠成后，轉運便利，隋唐關中的富庶頗得益於此。其後，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殺事件的牽連，一度罷官居家。開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陝西鳳翔）建仁壽宮，經右僕射楊素推薦，文帝任命愷為檢校將作大匠，后又拜為仁壽宮監、將作少監。在楊素主持下，仁壽宮建造得非常華麗，成為隋文帝經常臨幸的別宮。

隋煬帝楊廣即位后，要營建洛陽，又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后遷將作大匠。宇文愷把東都建築得極其壯麗，因此被升為工部尚書。他曾經建造大帳，帳下可以容納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殿上可以容納侍衛數百人，行殿下裝輪軸，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議按古制建築明堂，“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並曾用木料製作了模型。雖然沒有興建，卻表現了他的巧思和學識的淵博。大業八年（612年），宇文愷卒。

大興城的營建

大興城（今西安城）

581年，楊堅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大肆誅殺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殘餘勢力。宇文愷原也被定入誅殺之列。由於宇文愷家族與北周宗室有別，二兄宇文忻又擁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華深得隋文帝的賞識，因而方倖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廟”，宇文愷被起用，任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負責宗廟的興修事務。宗廟建成后，被加封為甑山縣公，邑千戶，隨後投入了隋代都城大興城的營建工程。隋朝建立之時，仍承襲北周以長安城為京都。長安城始建於漢代，已有近八百年的歷史，城市已顯得過於狹小，宮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嚴重不暢，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嚴重污染，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通直散騎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於是決定另建新都。

開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詔：“此城從漢，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眾所聚”，“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於是“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巨鹿郡公賀婁子干、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都”。“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由於楊堅在北周時曾被封為大興郡公，故新都命名為大興城。

大興城的營建，史稱“制度多出於高熲”，“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宋代的宋敏求在《長安志》中也說在隋大興城興建時，“命左僕射高熲總領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製規模，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巨鹿郡公賀樓（婁）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龍義並充使營建”。可見高熲主要是提出都城的總的制度，並負責總的施建方針，而具體的規劃、設計則是由宇文愷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協助負責施工和材料管理諸事務。

大興城的興建，不是在舊有基礎上進行改建、擴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時間內按周密規劃興建而成的嶄新城市。全城由宮城、皇城和郭城組成，先建宮城，后建皇城，最後建郭城。開皇二年（582年）六月開始興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興城，次年三月即正式遷入使用，前後僅九個月，其建設速度之快實令人驚嘆。整個工程的規劃、設計、人力、物力的組織和管理都應是相當精細和嚴謹的。在規劃設計和建設施工中，還得考慮地形、水源、交通、軍事防禦、環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場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的特點等諸多方面的因素，解決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因此大興城的興建標誌著當時的中國所達到的經濟和科學技術水平。

有人曾列舉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積進行比較：（1）隋大興城（唐長安城），583年建，面積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陽城，493年擴建，面積100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積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積50平方公里；（5）隋唐東京（洛陽城），605年建，面積45.2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年建，面積43平方公里；（7）漢長安（內城），建於公元前202年，面積35平方公里；（8）巴格達，800年建，面積30.44平方公里；（9）羅馬，300年建，面積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積11.99平方公里。從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都市的規模之大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

大興城的規劃吸取了曹魏鄴城（故址在今河北臨漳鄴鎮東）、北魏洛陽城的經驗，在方整對稱的原則下，沿著南北中軸線，將宮城和皇城置於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則圍繞在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南三面。分區整齊明確，象徵著皇權的威嚴，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京都規劃和布局的獨特風格，反映了統治者專制集權的思想和要求。特別是把宮室、官署區與居住區嚴格分開，是一大創新。北宋呂大防在《隋都城圖》題記中，曾稱讚大興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製也。”清代徐松也說：“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宮城位於南北中軸線的北部，“東西四里（不含掖庭宮），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實測東西長2820.3 米（含掖庭宮），南北寬1492.1米。城內有牆把宮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興宮，由大興殿等數十座殿台樓閣組成，是皇帝起居、聽政的場所。東部為東宮，專供太子居住和辦理政務。西部為掖庭宮，是安置宮女學習技藝的地方。

皇城（又稱子城）在宮城南面，由一條橫街與宮城相隔，“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實測東西長與宮城相同，南北寬為1843.6米。皇城是軍政機構和宗廟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左宗廟，右社稷。百僚廨署列於其間，凡省六，寺九，台一，監四，衛十有八。東宮官屬，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又稱羅城、京城，“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實測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劃分為一百零八個里坊和兩個商市，形成棋盤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既形象又貼切地描繪了大興城的布局特徵。

城中的街道都很寬。通向城門的街道之寬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寬的是界於宮城和皇城之間的橫街，寬達220米以上；位於南北中軸線上的主幹道朱雀大街寬150米；不通城門的街道寬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牆內側的順城街，寬25米。里坊都築有坊牆，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開四個坊門，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開東西二門，有一條橫街。這些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一個交通網路，井然有序。各大街的兩側都開有排水溝，街道兩旁植以榆、槐為主的行道樹，株行距整齊劃一，使道路成為寬廣筆直的林蔭大道，為城市增添了風采。

在大興城的規劃和興建中，對於環境美化和給排水問題，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整個城址位於渭水南岸，西傍灃河，東依灞水、滻水，南對終南山。根據其地理環境和河道情況，開鑿了三條水渠引水入城。城南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東為龍首渠，龍首渠又分出兩條支渠。三條水渠都分別流經宮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決給排水問題，而且可以進行生活物資的運輸。水渠兩岸種植有柳樹，形成了“渠柳條條水面齊”的宜人景色。城東南還開闢有曲江“芙蓉園”，其“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游賞盛於中秋節。江側菰蒲蔥翠，柳蔭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是全城的風景區和旅遊區。

在大興城的規劃、設計中，也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沒有很好地考慮當時社會發展的需求，城市規模過大，超越了時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經過隋唐兩代三百多年的時間，始終沒有多少住戶，非常冷落荒涼。正如宋敏求所說：“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其二是大興城的道路雖然很寬，但全是土路，雨雪時泥濘不堪，難以通行，有時連上朝都得停止。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間較高，兩側有寬、深各兩米多的水溝，但由於城內地形起伏較大，排水仍有困難，以致暴雨後常有坊牆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發生。

其三是在漕運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問題。有時漕運不通，即造成糧食供應匱乏。為此，終於釀成了都城的東遷。

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科技條件下，大興城有如此規模的建設和成就，是值得人們讚頌的。大興城的設計和布局思想，不但對中國後世的都市建設有著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日本、朝鮮的都市建設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如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興城的布局特點而建造的。平城京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齊有序的棋盤狀。宮城也是位於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貴族邸第圍繞，明顯地體現著大興城的特徵。

東京洛陽城的營建

開鑿廣通渠工程

營建東京是宇文愷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另一個重大成就。開皇四年（584年）六月，宇文愷又受命負責開鑿廣通渠工程。據記載：“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其後，宇文愷出任萊州（今山東掖縣）刺史，“甚有能名”。

開皇六年閏八月，宇文愷之二兄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因謀反被誅，宇文愷也受株連而解職，“除名於家，久不得調”。

仁壽宮工程的籌劃和設計

開皇十三年（593年）二月，隋文帝令楊素在岐州（今陝西鳳翔）北營造仁壽宮。楊素以宇文愷有巧思，“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負責仁壽宮工程的籌劃和設計。“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台累榭，宛轉相屬”，整個宮殿區“制度壯麗”，是一組極其雄偉的宮殿建築群。開皇十五年三月，仁壽宮建成，宇文愷被任命為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接著又被任命為將作少監。

仁壽二年（602年）八月，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卒。閏十月，楊素和宇文愷受命營造皇陵太陵。獨孤皇后葬后，宇文愷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

洛陽故都建新城

仁壽四年七月，隋煬帝楊廣繼位。鑒於大興城位置偏西，又水陸交通不便，也為了更進一步加強對河北、山東以及江淮地區的控制，決定在洛陽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為東京。十一月癸丑，隋煬帝在巡幸洛陽時下詔說，洛陽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

建成大型城市

據《隋書·煬帝紀》記載，大業元年（605年）三月丁未，隋煬帝“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又據《資治通鑒》卷一八零記載，“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大業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其營建過程前後僅歷十個月，是又一座在短時間內經周密規劃、設計、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營建東京時，宇文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故此宇文愷博得隋煬帝的歡心，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其間，宇文愷還受命在河南郡壽安縣（今河南宜陽）營造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為此，曾“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

政治、經濟和交通的中心

東京一名東都，又謂“新都”。它位於漢魏洛陽城之西約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對龍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正如李吉甫所說：“北據邙山，南直伊闕之口，洛水貫之，有河漢之象，東去故城一十八里。”由於水陸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為都城，成為一個政治、經濟和交通的中心。

東京的營建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據《隋書·食貨志》記載：“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大業雜記》中記載：“初衛尉劉權、秘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唐初張玄素曾對唐太宗言及他所見營建東都的情況，說：“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今江西境）采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若用木輪，便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余費又過於此。”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狀況。建造大興城的用工狀況，雖缺乏史料記載，但參照有關東京的記載，當與東京的用工數量相當。

東京規模略小於大興城。據勘探，它的東城牆長7312米，南城牆長7290米，北城牆長6138米，西城牆長6776米，總計周長27516米，合55里。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長方形。全城亦是由宮城、皇城、郭城所構成。洛水由西而東穿城而過，把城分為南北二區。由於地形的關係，東京不似大興城那樣強調南北中軸線和完全對稱的布局方式，其宮城和皇城建於西北部，但整個規劃力求方正、整齊，仍與大興城相似。

宮城名紫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衛。城中隔城二，在東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圓璧城，次南曜儀城”。宮城內有乾陽殿、大業殿等數十座殿、閣、堂、院，極其富麗堂皇。李吉甫稱：“（東京）宮室台殿，皆宇文愷所創也。愷巧思絕倫，因此製造頗窮奢麗，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陽殿最為奢華，是皇帝舉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國使團的地方。“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房脊兩端的獸）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軒。文掍鏤檻，欒櫨百重，楶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榱璧璫，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路，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宮城正門則天門，“門上飛觀相夾，門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淵令人焚毀另建。

形如偃月，謂之月陂

宮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會通苑，在今洛陽澗西一帶。據《大業雜記》記載：“（大業）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繞龍鱗溝。”苑內引澗河匯水成海，周十餘里，海中造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餘尺，台觀殿閣布置在山上，風景非常壯觀。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堂殿樓觀，極為華麗。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愷還修築了月陂。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記載：“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築斜堤束令東北流。當水沖，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陂。”

宮城的東北面為含嘉城，城裡為含嘉倉，是一座貯藏糧食的大型國家糧倉。據《大業雜記》記載：“大業元年，煬帝建東都洛陽，在宮城東建含嘉倉。”據1969年以來的考古發掘，含嘉城的總面積約43萬平方米，四面有城牆，城牆為挖槽夯築而成。在倉城的東北和偏南地區，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圓形或橢圓形的地下糧窖287座，估計全城的地下糧窖應在400座以上。由於東京漕運方便，又在含嘉城內儲藏了大量糧食，避免了大興城發生糧荒的問題，使其糧食供應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稱南城、寶城，“東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宮垣”。城中有五條南北向街道，四條東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衛、社、廟等建築。

郭城稱羅郭城，隋時僅築有短垣，“東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實測南北最長處7312米，東西最寬處7290米。全城縱橫大街各十條，一般寬41米，把全城劃分為“里一百三，市三”。這些里坊分佈在北區的東部和整個南區，其中南區的里坊與街道最整齊。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長方形，面積比大興城的里坊略小，坊內辟十字形街道。由於里坊小街道窄，臨街開門的住宅隨之增多，這樣就使城內各部分的關係顯得比較緊湊。

大興宮的建造布局天人合一，從六坡的高度看，地勢從北到南漸次降低。那麼宮城所處的位置則相對較低。不把宮城設置在最高處另有原委。根據天上星宿的位置，最為尊貴的紫薇宮居於北天中央，它以北極為中樞，東、西兩藩共有十五顆星環抱著它。紫薇宮即皇宮的意思，皇帝貴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應該相對應，應此，只能把皇宮布置在北邊中央位置。而且北有渭河相倚，從防衛角度看，也具安全性。

千百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84平方公里的面積，百萬人口，唐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大壯麗的都市，全城幾乎為方形，以坐落在城北的宮城為中心主體，宮城，皇城，郭城，漸次展開。一條寬達150米縱貫南北中央的朱雀門街為中軸線，將都城劃分兩邊：街東街西各有55坊。坊里的數目、位置的排列，面積的大小，形制，都左右對應。格局猶如棋盤，白居易為此生動地描繪為：千百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長安城這種布局可以說是中國封建

王朝權利高度集中的體現。長安城每面城牆都開三門，沿襲漢制。布局既巧妙又暗和古禮：皇城東南角有太廟，西南角立太社，正是“左祖右社”。皇城兩側兩側有南北縱列13坊，象徵著一年有閏，正南則是東西4排坊。意味著一年有四季，南北9排坊，取自《周禮》九逵之制。而里坊的管理更是以嚴格控制為思路：坊里的四周以圍牆封閉，每面僅開一扇門，而皇城南邊4列36坊只開東西兩門，有人說是怕開了門沖泄了王氣，其更真實的原因是為了保證皇城的安全。城門和坊門早晚都要定時開閉，以擊鼓為準，並實行宵禁制，犯禁還要遭到拘禁鞭撻。唐玄宗時，才下詔規定每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可以開夜市，以慶祝上元節。作為古代東方最偉大的城市，長安城以規模宏大、設計周詳、制度嚴謹、布局井然，成為都城建築歷史上的典範。磅礴壯麗的長安是中華古典文明的極致。

設計缺陷

但是這種追求理念的設計似乎也有缺陷。隋代的皇宮——大興宮到唐朝繼續沿用，只是改名太極宮。而太極宮很快就被大明宮所取代，究其原因，就是應為太極宮地勢較低，而長安城盛夏氣溫很高，使得住在太極宮有“湫濕感”。為此從秦至唐，每逢夏季，統治者都要到夏宮去避暑。唐太宗選定長安城北禁苑中龍首高地，營造大明宮，為太上皇消夏的夏宮。後來唐高宗李治又接著以為完成的大明宮為基礎，進行大規模的再建工程。大明宮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便正式在大明宮聽政。此後二百餘年，大明宮都是唐代主要的朝會之所，成為唐王朝的統治中心和國家象徵。

宇文愷在建築學方面的著述有《東都圖記》20卷，《明堂圖議》2卷，《釋疑》1卷，均見行於世。但除《明堂圖議》的部分內容保存在《隋書·宇文愷傳》、《北史·宇文貴傳》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後來都亡佚了，這實是建築學史上的一大損失。

大業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愷跟隨隋煬帝北巡。在此期間，他奉命修築長城，創製了三項活動性的建築物。

關於宇文愷修築長城事，有的論著僅引述《隋書》本傳的記載：“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未指明修長城時間，所修是哪段長城。查史籍記載，隋煬帝在位時修長城有兩次。第一次修長城在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榆林郡系大業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及黃河東岸托克托、和林格爾一帶。紫河在定襄郡大利縣，《隋書·地理志》中記載：“大利縣，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南部清水河縣境。紫河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山西省西北長城外之渾河，蒙古語名為烏蘭穆倫河。第二次修長城在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可見該役已結束。據《資治通鑒》卷一八零記載：“此榆谷當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長城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據《隋書》本傳記載，宇文愷規度長城事是在“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之後，而據《隋書·煬帝紀》上記載，宇文愷拜工部尚書是在大業四年，因而其所修長城似應為第二次。實際上此記載有誤，因宇文愷大業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業三年隨隋煬帝北巡時，於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書》本傳長城役記載之後，也說“時帝北巡”，宇文愷在此期間造大帳和觀風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愷規度長城之役為煬帝時的第一次修長城，即大業三年七月，所修長城為榆林至紫河一段。

大帳

造於七月。《隋書》本傳記載：“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資治通鑒》卷一八零也記載：“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日）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北史·煬帝紀》上亦云：“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

觀風行殿

造於八月。據《隋書》本傳記載：“又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又《資治通鑒》卷一八零也記載：“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

行城

造於八月。《資治通鑒》卷一八零記載：“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干，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其中，大帳當是大型帳篷。觀風行殿應是一種活動性建築，上面為宮殿式木構建築，可以拆卸和拼裝；下面設置輪軸機械，可以推移，惜其具體形制和結構史無明言，難以詳悉。行城應是一種板裝並附有布屏的圍城，《資治通鑒》雖未明言系宇文愷所作，但其記述緊接在造觀風行殿之後，當亦是宇文愷負責製作的。

另據《資治通鑒》卷一八一記載，大業五年（609年）六月，隋煬帝西巡，至張掖（今甘肅張掖）時，亦“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此觀風行殿是否即是大業三年宇文愷所造的，抑或是重造，錄以備考。

這些大型的活動性建築，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他在機械製造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

除了規劃、設計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築工程外，宇文愷還在明堂設計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傳說其形制是周公所立，並“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後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聖化，成為中國古代舉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會及祭祀、慶典、選士、教學等大典，都在其中舉行。也可以說，明堂象徵著帝王的權威，即所謂“天子坐明堂”。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對明堂制度非常重視，但具體的明堂形制是什麼樣子，則僅憑臆測，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因而各代雖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舉，卻均未能形成定製。

隋文帝平陳之後，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議事日程。開皇十三年（593年），詔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定明堂制度，當時任檢校將作大匠的宇文愷曾獻上明堂本樣。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復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宇文愷所獻的明堂木樣受到隋文帝的讚賞，但由於諸儒異議，久不能決，而作罷。“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隋煬帝繼立之後，宇文愷又上“明堂議”及明堂木樣。關於宇文愷所上明堂議及木樣事的具體時間，據《隋書·禮儀志》一記載：“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采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則似應該是在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都開始之前，即大業元年一、二月間。但此時隋煬帝剛登位不久，忙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又欲興建東都，宇文愷是很會揣測帝心的，想不致於在此時奏上“明堂議”及木樣。而此記載也僅言大業中，若是在大業元年初，當會指明是大業初，而不會稱“大業中”的。據《隋書·宇文愷傳》記載：“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資治通鑒》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說：“會遼東之役，不果行。”隋煬帝征遼東之役，是大業七年著手進行準備，第二年發兵的，則宇文愷所上的奏議和木樣當在大業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間，這應是比較可信的。

宇文愷所上的《明堂議表》除引經據典，考證明堂制度外，還附有建築設計圖和立體木製建築模型。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他“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這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建築考古學文獻。雖說其所議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說，無能定論，但從他所繪製的建築圖和據此製作的木製立體模型，卻可以推斷他已經使用了比例尺。這種利用比例關係繪製建築圖和製作立體建築模型的方法，在中國建築史上是一大創舉，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

大業八年三月，隋煬帝征伐遼東（今遼寧遼陽）時，宇文愷亦隨行。為了渡過遼水（今遼寧大凌河），“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宇文愷所造浮橋雖因測量河寬不準確而未能成功，但卻為何稠的接橋工作奠定了基礎。為此，他“以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大業八年（612）十月，五十七歲的宇文愷卒於工部尚書之位，謚曰康。

《隋書·宇文愷列傳》

宇文愷的一生，主要是擔任營造方面的高級官員，主持過許多大型的建築工程，起著相當於工程總指揮、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的作用。他在建築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也應該指出的是，在他設計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開鑿廣通渠，客觀上有利於國計民生外，其餘大多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尤其是宮殿建築，不顧勞民傷財，取悅帝王。如營造仁壽宮時，“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營建東京時，他“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今河南滎陽），北至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相望於道”。長城之役，“死者十五六”。建仁壽宮和東京的工程，宇文愷雖掛的是副職，但他是實際的負責者，因此功過與他都有直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