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為隋唐長安城內著名寺院,初名禪定寺,是隋文帝為愛妻文獻皇后獨孤伽羅祈禱冥福所立,始建於隋仁壽三年(603年)。該寺規模宏大,占永陽、和平兩坊之東半部,總面積為60公頃,寺內有一座高約百米的木塔,設計規劃者為隋朝著名建築師宇文愷。隋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在禪定寺西為父親隋文帝立大禪定寺祈福,規模建制與禪定寺完全一樣,亦建有高度相埒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二寺名為“大總持寺”、“大莊嚴寺”。

歷史沿革


大莊嚴寺始建於隋仁壽三年(603年),是隋文帝為愛妻文獻獨孤皇后所立,初名“禪定寺”。文獻皇后雅好讀書、識達古今,並且深度參與朝政,隋文帝對妻子很愛重,宮中稱帝後為“二聖”。隋文帝和皇後夫妻雙雙崇尚佛教。仁壽二年(602年)獨孤皇後去世,傷懷不已的隋文帝於次年為妻立寺追薦陰福。禪定寺位於隋唐長安城的西南隅。寺院規模宏大,占永陽坊之東半部,以後又將永陽坊北鄰的平坊之東半部亦劃歸寺內,總面積為60公頃。主持修建大興城(唐改稱長安城)的宇文愷,“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勢微下,乃奏於此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隋大業三年(607年),煬帝為文帝立寺曰大禪定寺,佔了永陽坊與以後划入的和平坊的西半部。寺院的規模建制與東鄰的禪定寺完全一樣,亦建有木浮圖,高度與之相埒。唐初德元年(618年)因為隋文帝曾自立法號,稱“總持”,又呼獨孤皇後為“莊嚴”,故改二寺名為“大總持寺”、“大莊嚴寺”。

建築特色


作為皇家寺院,大莊嚴寺不只規模宏大,而且殿宇壯麗,為當時京城之最。所謂“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且寺內營飾華麗,寺壁多繪有名家壁畫,萬象紛呈,璀璨奪目。如南門外白蕃神為尹琳所畫,中門外兩大幅畫是號稱“畫聖”的吳道子的弟子盧棱迦所畫,總持、莊嚴二寺的門額均為少詹事殷令名所書。這些都譽滿京都。唐初京師的碩學名僧如智首、道岳等都曾在寺內主持寺務。玄奘法師年未弱冠時,曾偕其二兄長捷法師到京遊學,就慕名住在莊嚴寺內。大莊嚴寺內林木叢茂,風景宜人。據稱寺內:“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從“寺中常貢梨花蜜”的記載可知,寺內必然廣植梨樹。所以莊嚴寺一直是京師黎民士庶遊覽避暑的好去處。尤其是在總持、莊嚴二寺內巍然屹立的雙塔,已經成為隋唐長安城西南隅的標誌性建築,成為人們登高遠眺的遊樂勝地。唐景龍年間,中宗曾在九月九日重陽節時,在寺塔上開筵席,陳伎樂,賜菊酒,宴群臣,並與群臣倡和吟誦,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大莊嚴寺內又珍藏“法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的佛牙。每年定期舉行供養佛牙的盛會,豪門貴族、僧俗士庶爭相到寺隨喜,頂戴禮拜,發願布施,鼓樂喧天,更是傾動京師。

百米木塔


關於總持、莊嚴二寺之木塔:先建的是莊嚴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百二十步;而後建的總持寺塔,其“高下與西浮圖(應是東浮圖)不異”。兩塔的高低一樣,這很明確,但建築形式同否則不詳。再據《續高僧傳》的記載,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煬帝“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的記載看,兩塔都是七層。看來,兩塔不只高低一致,建築形制也是一致或相似的。
文獻記載莊嚴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隋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約合近百米,周長一百二十步約合178米。對比現存至今的唐代磚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結構塔高達百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從中國古文獻記載建築高度,多不精確,常有誇飾看,或也屬此。但又據文獻記載二塔修建的工期,莊嚴寺塔用了八年時間,總持寺塔用了五年時間看,工程是十分繁巨的。由此可見,二塔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其高雖可能不至百米,但也應該是相當巍峨的!又據唐代詩人對莊嚴、總持二寺木塔的吟誦,有時稱其為“浮圖(即塔)”,更多的則稱其為“閣”。如宋之問的應制詩題稱:“奉和聖制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閣”。而同時與會的李嶠、劉憲、李乂等都題為“閏九月九日幸總持寺登浮圖應制”。此後的詩人岑參、耿常等誦題均又稱其為“閣”。但對照同是佛教建築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唐人對其均呼作浮圖或塔,絕無稱其為“閣”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年)重建的大雁塔已不是初建時的仿西域窣堵波的形式,而是依照國傳統建的樓閣式七層塔,塔體由青磚砌成,每層四面各有券門,以便眺望。隨稱為閣樓式磚塔,但與中國傳統的樓閣建築形制相去甚遠。而莊嚴、總持二寺也是七層浮圖,但塔體為木結構,其每層周匝的門戶窗檻、迴廊欄桿,其形制更接近於當時土木結構的樓閣建築,或因之人又逕稱其為“閣”了。

歷史變遷


大莊嚴寺在長安城內的諸多佛寺中,一直處於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但受到廣大僧侶信徒的尊崇,也得到唐朝廷的重視。唐朝廷常在寺內舉行各種法事齋會。每遇誕辰忌日在此舉行祈禱祝福,皇帝也至寺禮拜遊覽。對寺院的住持、上座等高層的任命,往往由唐朝廷遴選碩學大德來擔任。剃度僧人、布施供養更是經常的事。在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力禁佛時,京城內的佛教寺院大多遭到禁毀,但仍明令在街東保留慈恩、薦福二寺,街西保留西明、莊嚴二寺。由此亦可見其在京城諸佛寺中的突出地位。大中七年(853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時,稱讚莊嚴寺“復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袐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改寺名為“聖壽寺”。可見,莊嚴寺在禁佛之後,仍保留著昔日的盛況。而這時的總持寺則是“香徑甚侵,尚存基址”,已經廢毀。但未提及總持寺木塔,或已蕩然無存。故宣宗敕令重建,總持寺得以稍有恢復,但已遠非昔比。史載大曆十年(775年)莊嚴寺塔遭雷擊而起火,幸賴寺僧數百人撲救,而“棟宇無損”。經過會昌禁佛,宣宗登塔遊覽,可見莊嚴寺塔屹立如故。
咸通三年(862年)懿宗“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可見大莊嚴寺在有唐一代,一直保護著顯赫的地位。
唐末戰亂兵火,唐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大莊嚴寺也不能倖免。五代時,外郭城已遭廢棄,僅縮守原來的皇城,位於唐長安城西南隅的莊嚴寺,已處於遠離府城的郊野。但由於莊嚴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更可能是由於木浮圖在劫后尚存的緣故,宋元時大莊嚴寺得以重建,而稍具規模。但元末兵火中又遭浩劫,屹立了七八百年的莊嚴寺木塔也遭焚毀。明代又對莊嚴寺重建恢復,但在明末戰亂中,又廢毀殆盡。清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陝西巡撫鄂海等主持修建了殿宇,重塑了佛像,又建立了五楹大閣,使大莊嚴寺又稍具規模。清同治年間又遭兵燹。清代末季,已無力恢復,殿宇頹敗,遠非昔日。新中國成立后,為保護西安古城的文化遺存,在寺址建立了木塔寺苗圃。寺院舊址僅可見磚砌三門的中間門洞,原大殿殿基前左右列植的兩株龍爪槐尚鬱鬱蔥蔥。寺址北端有雕花青磚砌築的窯洞式建築,仍然殘存。清康熙、嘉慶年間所立的幾塊碑石,已仆伏於茂草中了。

考古發現


圖片
圖片
2004年5月,西安歷史名城研究會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隊,對唐長安城西南隅遺址進行勘探時,在西距唐城西牆280米、南距唐城南牆440米處,發現一處45米見方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中部的厚度為2.1米,周邊約1.7米,估計應是大總持寺木塔基所在。此塔基向東400米,即今木塔寺苗圃東南,已為臨時建築疊壓,據當地故老稱此處是一方形夯土基址,1958年曾將台基石條挖出作大鍊鋼鐵之填料,20世紀50年代的地形圖上對此處也有標示。從兩者東西對稱的位置看,此處應是大莊嚴寺塔塔基所在。
由於大莊嚴寺和大總持分佔永陽坊的東西部,到了唐代又將空曠的和平坊的東、西分別划二寺。根據鑽探資料,永陽坊東西寬約1100米,坊內南北大街中分東西各為540米左右。道東的大莊嚴寺是先建的,發現的塔基位置西距坊內南北大街約百米,東距東坊牆約430米,可見其塔基不在寺院中軸線上,而是位於寺院偏西北的部位。發現的大總持寺塔基遺址的位置則在東距坊內南北大街約300米,西距西坊牆約230米處,由於“寺內製度,與莊嚴寺正同”,其塔的位置也應在寺的西北部。以此推測,大總持寺的殿宇建築布局是以坊內南北大道為準,向西按莊嚴寺的布局規劃。總持寺塔基距坊內南北街300米,而莊嚴寺塔基距坊內南北街約百米,故估計其寺院建築可能是在東西面闊400米的範圍內布局的。在總持寺的西側應有百十米的空曠地,同樣在莊嚴寺的東側也應有百十米的空曠地,應是寺內園囿綠化的地方。
另外,在兩塔塔基北側各發現兩處夯土基址,估計應是寺院的殿宇基址。
舍利函
在大莊嚴寺佛塔塔基內,考古專家發現核桃園一號建築基址與2002年發掘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極為相似。“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下面的夯土中曾發現磚函,當時判斷為存放舍利函或佛教聖物之地,可惜由於早年被盜,函內已空無一物。當時就感覺這個遺址應該也有類似的構造,果然有了驚人的發現。”鄴城考古隊專家介紹。在距離大莊嚴寺塔基基礎中心夯土面2.3米的下方,基槽內最後一層卵石層的中心,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與舍利瘞埋有關的近方形的石函,石函的四角外側分別擺放一個青釉小罐,南面偏東處還有一個較大的青釉罐,罐內置放各類珠飾。石函為青石質,略呈正方體,由函蓋和函身兩部分組成,長42.5-44厘米、寬36-38厘米。石函通體較為粗糙,未經打磨,保留了鑿刻痕迹,在函身上邊緣四角刻有字跡。石函內包含物種類繁多,其中主要以大量腐朽的有機質物品為主,還有各種質地的管、珠、墜飾、圓形和橢圓形石飾、銅錢、銅飾件及玻璃器殘片、鐘乳石殘段等,其中保存較好的一件長頸玻璃瓶中還殘存有水銀。 “舍利石函內放置物品類別多與佛經中的七寶有關,而長頸玻璃小瓶可能屬於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銀可以理解為舍利的替代物。”據何利群博士介紹,舍利函是佛教聖物,是盛放佛祖或高僧火化后的屍骨的容器,是極為珍貴的文物。出土石函保存完好,其中包括相對完整器物98件,另有玻璃殘片等。石函內的“寶貝”讓人大開眼界,中部穿孔的瑪瑙珠有圓形、橢圓形和稜錐形,顏色分為橘紅色、橘黃色;透明的白玉髓環透著漂亮的層狀紋理,乳白色圓形的玉髓珠和無色透明的水晶半球飾光彩奪目,還有琥珀珠、玻璃珠、銅簪等等。據何利群博士講述,目前發現我國最早的佛塔埋藏的舍利容器是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定州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石函,但遺憾的是,在1964年的搶救清理中沒有確定該石函與夯土塔基的位置關係。北魏洛陽城永寧寺塔基也曾發現懷疑為地宮或瘞埋殘跡。永寧寺塔基西側有一橫穴式盜洞,盜洞直抵夯土塔基中心部位,清理到兩米深仍未到底,因地下水位原因而放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發掘,在中央塔剎柱礎石下面的夯土中築有正方體磚函,因早年被盜,函內已空無一物。 “此次發掘的核桃園一號建築基扯,明確顯示出在方形木塔基礎的施工過程中,瘞埋石函、青釉罐、銅錢等遺物是十分重要的營造環節,且出土的石函等未被盜擾破壞,獲得了完整的實物資料,凸顯了其重要性。”鄴城考古隊專家表示。大莊嚴寺塔基是以石函為核心舉行埋藏活動,這與位於遺跡西約600米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中發現的砌築磚函埋藏聖物的方式不同,而與定州北魏塔基夯土中出土的太和五年舍利容器相似。大莊嚴寺塔基出土的舍利石函,不僅反映了方形木塔基礎部分建築程序與埋藏禮儀之間的關係,其出土的遺物也是研究中國早期佛塔埋藏制度的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