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博士備論

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人物評論集。1卷,28篇（今本缺2篇）,北宋武學博士何去非撰。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屬福建）人，元豐五年(1082)以“對策”長於論兵入仕，后著《備論》28篇。翰林學士蘇軾深為讚賞，遂於元佑四年（1089）、五年兩次奏薦，乞為何去非換文資，並附呈此《備論》，以證實其“文章議論”。此書宋《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均有著錄，現存明“穴研齋”抄本、清《四庫全書》、《浦城遺書》、《指海》等刊本。

該書對戰國至五代的興廢成敗和22個軍事人物的用兵得失進行了評述，旨在尋求歷史借鑒。它認為，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戰爭，戰爭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明“穴研齋”抄本，下同），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順逆之情”、“利害之勢”。它強調，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必須有“智”——正確的謀略。認為“智”勝於“勇”，楚漢戰爭中劉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戰略策略，所以戰勝一味爭強鬥力的項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認為隋朝楊素堪稱智勇兼備。對“智”在戰勝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論證：認清主要敵人，以戰國時六國之亡，“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仇”為鑒；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晉滅吳所以勝、劉濞之所以敗為例證；主張靈活用兵,“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因而推崇韓信、曹操“出奇應變”，多謀善斷。為了以智勝敵，主張用“謀夫策士”組成自己的智囊，東漢末孫堅所以“功業不就”就是無人“發智慮之所不及”而致。它還提出君將要和諧，應賦予將領機斷指揮之權，認為孫武、司馬穰苴、周亞夫、諸葛亮、王猛等歷代著名將相都是“深得於君”，權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

《何博士備論》褒貶歷史人物不囿舊說，蘇軾曾譽“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但其對某些人事的評論，亦有偏頗之處。

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五年以特奏召，廷試，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博士。元佑四年以蘇軾薦，換承奉郎。五年出為徐州教授，軾又奏進所撰《備論》，薦為館職，不果行。是編即軾奏進之本，軾《狀》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蓋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去蘇氏父子為近。蘇洵作《六國論》，咎六國之賂秦；蘇轍作《六國論》，咎四國之不救；去非所論，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軾屢稱之。卷首惟載軾薦狀二篇，所以志是書之緣起也；卷末有明歸有光跋，深譏是論之謬。且以元符、政和之敗，歸禍本於去非。夫北宋之釁，由於用兵。而致釁之由，則起於狃習晏安，廢弛武備，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後，卒積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潰亂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轉咎去非之談兵。明代通儒所見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歟！

何去非撰。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於宋神宗、徽宗年間。他好學古兵法，元豐五年(1082年)以“對策”長於論兵得官，授右班殿直、武學教授，歷任武學博士、徐州教授、富陽(今浙江富陽)縣令、滄州(今河北滄州市東南)通判、廬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等職，卒年七十三歲。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深得當時大詩人翰林學士蘇軾的嘗識，於元佑四年(1089年)向朝廷奏薦，加授“承奉郎”。五年又以去非所撰《備論》奏進，薦為館職，未獲准。何去非參加過《武經七書》的校定，其軍事著作除《何博士備論》外，還有《司馬法講義三卷》、《三略講義三卷》，這后兩種，可惜今佚。

《何博士備論》簡稱《備論》，成書於北宋元佑年間，南宋《遂初堂書目》和《直齋書錄解題》，以及《宋史·藝文志》等書目均有著錄。關於本書的卷數各種版本和各家書目著錄有所不同，成書較早的《遂初堂書目》未著錄卷數，《宋史·藝文志》著錄為十四卷，而《明辨齋叢書》、《子書百家》、《百子全書》則作二卷，《四庫全書》、《指海》、《浦城遺書》、《長恩書室叢書》、《半畝園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和明抄本又作一卷。關於篇數，蘇軾薦狀稱二十八篇，現存各種版本均為二十六篇，佚二篇。有的版本在目錄中雖然著為二十七篇，多“鄧禹”一篇，但實無內容，如台灣版《中國兵學大系》影印本，“鄧禹”下注說：“缺，謹按，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一篇，系從陳君子准處所錄，附註其目於此。”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六國、秦、楚漢、晁錯、漢武帝、李廣、李陵、霍去病、劉伯升、漢光武、魏上、魏下、司馬仲達、鄧艾、吳、蜀、陸機、晉上、晉下、苻堅上、苻堅下、宋武帝、楊素、唐、郭崇韜、五代。

《何博士備論》是一部評論歷代用兵得失的兵書。

作者有感於北宋王朝積弱積貧的衰敗形勢，為適應宋神宗、王安石變法圖強，重整軍備的需要，對戰國至五代各王朝的興亡成敗和重要軍事人物的用兵得失進行了評述，以古喻今，從中尋求歷史借鑒。每篇以引一朝或一人事迹為主，緊緊圍繞一個中心思想展開評論，然後曆數古代正反事例，來論證作者的觀點。所以書中比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軍事思想。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認為戰爭是客觀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當戰則戰，當止則止，關鍵要根據“順逆之情”，“利害之勢”來決定。“忘戰”、“惡兵”會喪權辱國，“樂戰”、“窮兵”也會有敗亡之禍，“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漢武帝》)。主張“兵以義舉而以智克；以順合而以奇勝。”(《苻堅》)在戰略決策方面，強調要考慮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勢和民心的向背。他以六國為例，闡述了不要“戰所可親，忘所可仇”，要聯合與國，共同抗敵的道理。以楚漢為例，說明“形勢”和“民心”的重要，指出劉濞失敗的原因是，政治上沒有得到“亡漢”的民心，軍事上沒有採納“取梁”“據洛”的方略。在作戰指導方面，反對僥倖取勝，主張要先計而後戰，“度有功而後動”；作戰要“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要善於捕捉戰機，機未至不可動，機已至不可失，認為用兵最忌沒有奇變；主張集中兵力，反對把用兵看得很容易，麻痹輕敵，指出：“眾而惡分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眾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苻堅》)他還認為弱能勝強，其原因是弱能思奮，強則易懈，所以勝敗不在多寡，在有節制，使百萬若使一人者勝。對於兵法的學習和運用，他以霍去病為例，詳細論述了學法不泥法、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的道理，指出：“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捨，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而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為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於人而俯變之於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霍去病》)在軍隊建設方面，強調要加強紀律，反對徇私情。他以李廣為例。說明紀律的重要，認為李廣是難得的將才，士卒也都擁戴他，但最後敗在紀律鬆弛上。指出：“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為法制，在軍為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軍隊紀律“號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李廣》)要求將帥要有智有勇，認為“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楊素》)他還認為真正的智是“謀夫策士”組成的智囊團，主張要向劉邦那樣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

《何傅士備論》從軍事的角度、戰略的高度評論歷史人物，史論結合，論點鮮明，論據充分，敢於否定舊說，提出自己的見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兵書。蘇軾稱讚“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當然，用現在的觀點看，其中對某些人物的評論也有偏頗之處；某些觀點也是錯誤的，如主張愚士卒之耳目等。

《何博士備論》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硯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硯齋繕寫”五字，前有元佑四年(1089年)正月蘇軾薦何去非奏狀和五年蘇軾知杭州府時再薦奏狀，張蓉鏡手書封面，後有黃丕烈等跋。現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兩種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庫全書本、指海本、浦城遺書本、長恩書室叢書本、半畝園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齋叢書本、子書百家本、百子全書本、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留香室刊本、日本萬延元年(清咸豐十年)刊本、清光緒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書局刊本、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等。

《何博士備論》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軍事人物評論集。

目 錄 一

六國論、

秦論、

楚漢論

晁錯論

漢武帝論

李廣論

李陵論

霍去病論

劉伯升論

漢光武論

魏論上

魏論下

司馬仲達論

鄧艾論

吳論

蜀論

陸機論

晉論上

晉論下

苻堅論上

目 錄 二

苻堅論下

宋武帝論

楊素論

唐論

郭崇韜論

五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