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宗斌

許宗斌，1947出生在樂清西聯一個農民家庭。1966年高中畢業時適逢“文革”發生，滯留在校至1968年回鄉當農民。此後當過油漆匠，浪跡江湖。復在家鄉兩所中學任民辦教師。1978年考入原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縣機關工作。1986年樂清成立文聯，任副主席、主席，曾兼任溫州市作協副主席。現為樂清市文聯名譽主席，兼任樂清市文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溫州市作協顧問。

“文史不分家”，這是中國人治學的老傳統。說的是中國古籍包括了文學、歷史、哲學，甚至其他各種門類的學科，都是相互兼通和相互為用的。不過，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文就是文，史就是史。文史，都不能彼此替代。可見，在學術上各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範圍和任務，涇渭分明；而同時，學科之間，尤其是鄰近的學科之間，有些內容是交叉的，有些道理是互通的，並且只有如此，輔以其他必要的條件，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把學問做深。

在溫州，一直寫小說、散文的許宗斌，近年來也將此兼通互用，在地方文史研究中取得了成效。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許宗斌開始發表以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為主的文學作品，作品散見於省內外各種報刊雜誌，其中多篇發表后被各種選刊和專集所選收。小小說《秋葉黃了的時候》曾被有關高中語文輔助教材選為閱讀材料。已出版的有長篇紀實文學《悲劇性別》（與人合著），中短篇小說集《異鄉故事》，散文隨筆集《驛邊人語》、《聽蛙樓瑣語》、《浮生片語》，電影文學劇本和小說合集《血杜鵑》（與人合著）。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始，他在從事文學寫作的同時開始地方文史的研究，主編出版《簫台清音》，獲得溫州市優秀社科著作二等獎，主編的《鶴影雁聲》、《東海岸叢書》等也是地方文史成果，贏得專家學者的好評。

許宗斌的家現安在樂清市樂成鎮的東面城鄉接合部，一條小河從他家門前流過，小河上有座水泥橋，橋邊一棵桃樹正在悄悄地開花吐艷，一陣春風輕輕吹過，落英紛飛，抖落在河面上，給人當年張志和寫《漁歌子》時“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的聯想。

他家的房子與樂清許多居民的住宅一樣，屬於有天有地的那種，不像溫州城裡一戶一個層面的商品房。因此，他的書房設在頂層的四樓，齋名為聽蛙樓。也許他家在河邊，春夏可聞蛙聲一片；也許是許宗斌提醒自己是農家出身，不忘故土的養育之恩；也許沒有別的，就是取意辛棄疾的句子：“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願自己聽得蛙聲，創作豐收。無論如何解釋，我覺得他的齋名還是有意思的，帶著泥土的芬芳。

不過，更有意思的還是他的藏書。古人曾以“汗牛充棟”、“擁有書城”形容書家藏書的豐富，許宗斌家的藏書恐怕沒有什麼成語可以拿來形容。我算是見過學人藏書的，可是當我跨進他的書房時驚呆了。他的書多得無法用書架來容納，只是一撂撂堆放在地上、桌上和椅上，而且還堆得高高的，滿屋的書山書林簡直像是雲南石林。

當我為眼前的“奇觀”驚嘆時，許宗斌告訴我：“我的藏書雖有一萬五千多冊，可都是雜七雜八的書，從中可看出我不是學人，學人的書是很專業的。”的確，他的書涉及的面很廣，從飲食到禪宗，從文學到哲學，從歷史到地理，從中國到外國等等都有。我說：“從你的藏書結構來看，雖然雜了點可大多與文史有關，就以你說的起碼也是個文史雜家啊。”這時，他點頭表示贊同。

我們的交談也就從這裡說起。

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們是在《溫州日報》副刊舉辦“小浪花”小小說徵文比賽時認識的，那次你好像得了個第一名，是吧？近些年，我發現你在樂清主編一些地方文史書籍，很有影響力。因此，有人向我推薦寫你，稱你都成學者了，研究樂清地方文史成果迭出。所以，今天特地到樂清採訪你。

許：我們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氣。我明白自己只是個文學工作者，喜歡寫作，馬馬虎虎可說是作家，不是學者，沒資格稱作學者。近年來我在介紹地方人文知識方面做過一點工作。溫州有許多真正的學者，他們一輩子從事學術研究，出版過許多有分量的學術著作，我很敬重他們。溫州和樂清也有一些作家兼為學者或從文學轉向學術研究的人，如洪禹平先生就是真正的學人，可惜去年逝世了。他是我永遠的老師，我自愧不如遠甚。

金：是的，你首先是作家，而且多少年來一直苦苦地追求著，圓著自己的文學夢。文學在你的心目中仍是很看重的。這是不是你從小立下的追求目標？你就先說說自己的文學經歷吧。

許：我沒有家學淵源可談，我的父母都是老實忠厚的農民，父親只讀過高小。可是我的父母還是創造條件讓我讀書。我的小學大部分時間是在村小複式班裡讀的，辦學條件可想而知。我從小喜歡讀課外書。記得父親給我買過幾本革命鬥爭故事書，當時我喜歡得不得了。還有一件事，是一位村支書給我贈書，對我影響很大。他姓徐名孝由，我尊稱他為孝由公，1938年的老黨員。他在北京城當過工人，為蓋人民大會堂出過力氣。蓋人民大會堂時，李瑞環是木工隊的隊長，當木工的孝由公該是歸李瑞環管轄的。大概在我讀小學六年級那年，孝由公從北京回來，送給我幾冊講神話故事的小書，開本比通常的三十二開要小一些，不厚，非常可愛。記得其中一本叫《赫克力斯的故事》，講希臘英雄大力士赫克力斯的傳奇經歷，我覺得非常有味道。我接觸外國文學是從這時開始的。讀小學時我的作文就比較突出，教語文的丁老師還把我的作文拿到社員大會上去念，更加激發了我對作文的喜歡。

金：一位農家子弟的文學夢，就是從長輩贈送的幾本小書升起的。故事給了我們啟迪，禮品不是越貴重越好，其實送書是最好的禮品。如果大家都像孝由公那樣給孩子送書，鼓勵孩子多讀書讀好書，那將給社會風氣帶來深刻的影響。還有那位丁老師，把你的作文在全村群眾面前宣讀，這真是個好點子。可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很大的。

許：在我的一生中，不僅丁老師鼓勵我學好語文，還有初中時的語文老師趙忠仁先生，那時他在樂清虹橋中學教我們語文。再就是溫州中學的王瑛老師。他們對我影響很大。他們的為師之道使我這個農家子弟開闊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在一篇小文《有幸遇良師》里寫過趙老師和王老師，我覺得在人生之初遇到良師是人生的大幸。在讀大學之前，我在社會底層磨礪了十來年，而1978年上大學則是我命運的一次轉折。

金：你的文學創作是在大學畢業以後開始的，我讀過你的好多作品，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從你的文學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你對文學懷有顆虔誠的心。後來，我發現你寫的東西涉及面更廣了。我覺得你的一些有關地方文史的文章，帶有散文筆法，你是不是有意將文學和地方文史的寫作結合起來？還有，你對作家涉足學術有什麼看法？說說你的想法好嗎？

許：文史不分家。古代很多學者和作家並沒有嚴格的分野，常常一身二任。現代作家中很多也是學者，學者中很多也是作家。所以王蒙曾提出作家要學者化。他是從作家學者化有利文學創作的角度說的。

作為作家，作為文學寫作者，盡量使自己多一點學問，對提高創作水準總是有好處的。同時，作家涉足文化學術研究，對文化學術研究本身也是力量的一種補充。現代作家中有些人後來轉向以學術研究為主，而且取得較大的學術成就，如聞一多、沈從文就是這樣。他們的轉向各有各的原因。聞一多是大學教授，學術研究是他的本業。沈從文是迫於時勢，不得不然。沈後來在古代服飾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倒是因禍得福。也有一些人是因為興趣轉移改事學術研究的。你說我轉向地方文史的研究那是沒有的，我只是在文學創作的同時涉足鄉邦文史和地域文化的介紹，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至於我的一些有關地方文史的文章帶有散文筆法那是我有意這樣做的。我覺得這是文學作者的優勢所在。純學術的研究不是我們的長處，那是學者的長處。從目前溫州作家出版的幾本有關溫州地方文化的書受到讀者歡迎的情況來看，作家參與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介紹是一件好事。

金：我也喜歡地方文化。我覺得地方文化是整個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偉大的中華文化是一座輝煌的寶殿，那麼地方文化則是構成這座寶殿的一柱一礎、一磚一瓦，也很需要更多的學者參與。但是研究地方文史，是件寂寞的苦差使，要甘坐冷板凳。聽說你主編《蕭台清音》就花費5年功夫，如果沒有為地方文化抱有責任心的話是不可想象的。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許：我在文學創作上沒有像樣的成績，我也沒有想做學問成學者的奢望。我對自己的定位是，著重在普及方面做點事情。你說到的《蕭台清音》，我確實花費了不少心血。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始於倪蓉棣的一個提議，能否組織力量，採用文學手法，撰寫一批介紹樂清人文的文章，我很贊成。2001年《簫台清音》由線裝書局正式出版。這部書帶有一點研究性質，雖是多人單篇作品的彙集，但由於在設置題目時有一個全面的、整體的構思，可以說是一部樂清人文史話，出版后反應很好，得到了溫州市的獎勵。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也最成系統的介紹樂清人文的一部書。

金：地方文化的研究如同豐富的礦藏，需要我們發揚挖山不止的精神去挖掘，如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采銅于山”那樣。上面我們說到研究地方文化要耐得住寂寞，甘於坐冷板凳，這就要靠有一顆熱愛家鄉的心，要有持久的熱情。歷史上許多大學者也是很熱心做這方面工作的。

許：是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少大學者也多有熱心研究地方文化者。屈大鈞撰《廣東新語》，孫衣言刊刻《永嘉叢書》，魯迅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都是例子。再從如今西方甚為吃香的新史學派的觀點看，傳統上那種只瞄準大人物大事件的歷史研究方法是偏頗的，歷史研究也盡可以從小處著手。有一位西方的著名史學家，就是以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名城佛羅倫薩的一位女修道院長的風化案為題，寫出了一部史學名著。

當然，地方文化的研究不屬“顯學”，難得在全國出名，也不可能獲利，而且有時可能還要賠本。因此，地方上的學者有責任研究當地的文化，要甘坐一輩子冷板凳的獻身精神。

金：是啊，永嘉前輩讀書多，歷代我鄉文風昌盛。我們的先賢很重視鄉邦文獻的整理出版。不僅有孫衣言刊刻《永嘉叢書》，還有黃群組織刊刻《敬鄉樓叢書》等。近幾年我市又整理出版《溫州文獻叢書》，影響很大。《溫州文獻叢書》之外，一些縣市也已在或打算整理出版當地的文獻，這是可喜的現象。民間自發刊印先賢著作的積極性也很高。但我覺得以前出版的某些書在質量上還存在問題，錯誤較多。而《蕭台清音》出版時反應不錯。你在主編《蕭台清音》中有什麼心得體會嗎？

許：我們在編寫中發現，不論歷史上還是當代出版的書籍中，外地學者對地方文獻的研究難免存在一些問題。人總是有局限的，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幾十年接收的知識信息，當然與地方相關的最多。外地學者在這方面就容易暴露出短處來。我們在編寫《蕭台清音》中就糾正了一些不該出現的錯誤。如有些元代散曲選本，註釋喬吉的作品，就把“蕭台”的出典搞錯了。有的學者甚至把“樂清”說成“今屬福建”。樂清有個叫郭路的村莊，王十朋曾寫過一首《題郭路庄》詩，在新版的《王十朋全集》中卻被點校者改為《題郭庄路》，外地學者不明白郭路村的來歷想當然地以為“郭庄”才是村名，造成了不應有的錯訛。當然，我們在編寫中也因研究人員的匱乏，資料的不足，許多擬好的題目沒有做出，如關於樂清的傳統紡織業和印花布、樂清的傳統圓木工藝和樂清方言等。

金：您說的對極了。我們時常遇到這樣的現象，不少外地學者見過世面，學術功底深厚，治學方法靈活先進，但有的學者到了一個地方下車伊始，帶著觀點而來，找個事實就與觀點套，接著就發言論，謬誤不少。而我們地方學者受到區域影響較大，思想深度，研究方法還有很大的局限性。（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