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均吾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1月5日，鄧均吾出生於瀘州市古藺縣龍山鎮。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鄧均吾入其祖父的私塾讀書，接觸四書五經和古典詩詞。

清宣統元年（1909年），鄧均吾歲父親到河北上學，仍受正統儒家教育，但開始接觸一些新書刊。

辛亥革命后，鄧均吾全家自河北返回四川。

民國元年（1912年），鄧均吾考入重慶廣益中學。

民國五年（1916年），就讀於重慶廣益中學，酷愛新舊詩詞，結識吳方吉，交往甚密。

民國九年（1920年），鄧均吾離家遠行，從重慶沿江東下上海，尋求人生的新理想。

民國十年（1921年）4月，在上海泰東書局編輯所工作，海結識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鄧均吾參加創造社，是創造社在國內發展的首批社員之一。

民國十一年（1922年），與林如稷等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文藝季刊。

民國十一年（1922年）下半年起，鄧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一起編輯《創造季刊》。

民國十二年（1923年）同郁達夫、成仿吾主辦《中華新報》副刊。

鄧均吾在“泰東”沒有固定工資，僅靠編稿等不固定收人維持生計。民國十三年（1924年），淺草社的林如稷、陳翔鶴先後離去，《創造日》、《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皆相繼停刊。創造社前期活動趨於停止。同年夏天，鄧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離滬返川。

鄧均吾自民國十三年（1924年）下半年返川至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上半年，相繼在湘西川軍陳渠珍部任書記，在古藺縣立小學任教，在北碚溫泉工作，在重慶聯中和廣益中學執教，為生計東奔西走，很為苦悶。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三·三一”慘案和“四·一二”政變，使他看到反動派的面目，他在痛苦中探求人生道路，開始學習馬列主義和介紹蘇聯國情的書刊，逐步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時期，他的文學活動不多，創作新舊體詩詞《烏江道中》、《野菊花》、《友誼》、《青山濰，翻譯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經友人介紹再次赴滬，在楊伯凱、任白戈、沙汀等積資創辦的辛墾書店譯書，預支稿費維持生活。他翻譯了英國著名科學家湯姆生的《科學概論》，被恩格斯稱讚的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的《人類悟性論》，均由辛墾書店出版。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底，鄧均吾再度回川。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鄧均吾積極倡導興辦古藺縣立中學，並出任教務主任、校長。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過古藺時，他支持學生參加紅軍。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秋，鄧均吾到成都，在《大聲周刊》社工作。

1938年初，參加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被選為分會理事，任研究部負責人和《筆陣》編委，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團結進步文藝工作者，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夏，鄧均吾常與車耀先及黨員作家周文、沙汀、趙其文等往返，在他們的幫助下，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鍛煉中，鄧均吾於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活動。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秋，鄧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里。按照黨組織的委派，從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黨古藺縣委書記，以教育職業為掩護，對該縣地下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以及該縣開展抗日救亡，統一戰線工作皆有較大貢獻。

民國三十年（1941年）春皖南事變后，鄧均吾按照上級指示，撤離古藺，利用同鄉關係隨赴彭水縣任縣長的朱彥林在縣政府任秘書。他在彭水縣立足后，協助上級轉移隱蔽黨員，並協助在該縣建立特別支部。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鄧均吾按照黨的安排再返古藺。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鄧均吾任古藺縣教育科長；利用中學校長及縣參議員的公開身份開展合法鬥爭，掩護地下黨的秘密活動達四年之久。后因有‘戴紅帽子”之嫌，被當局撤去校長職務，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學任教。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冬，鄧均吾又隨同鄉朱彥林宦營山縣長之便，任營山晉德中學教席，兼縣政府秘書，他利用縣政府秘書工作搞情報工作，在危急關頭多次保護了組織和同志。

1949年3月，鄧均吾到重慶，經民主人士柯堯仿介紹在參議會任秘書。此時他失掉了黨的組織關係，仍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革命活動，聯繫民主人士。

重慶解放后，鄧均吾全力投入人民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9年後，鄧均吾任重慶市文聯副主席，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20世紀50-60年代，鄧均吾歷任重慶市文聯秘書長、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奔騰》和《紅岩》主編，並長期兼任重慶文史館館長。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鄧均吾遭到“四人幫”的迫害，他的許多詩詞，被顛倒是非的隨意閹割、曲解，打成“反詩”、“毒草”。鄧均吾雖橫遭迫害，但對黨一片忠心，對前途仍充滿希望。他告慰好友：‘請君放眼量風物，環宇同溫會有時”（《酷熱中答人問訊》）、“時間催物化，萬古不曾停，～。”（《暮春》）。

1969年9月3日，鄧均吾受“文革”迫害，因病逝世於重慶，享年71歲。

1979年2月，中共重慶市委在市政協禮堂為鄧均吾舉行追悼會，並予以昭雪平反。

鄧均吾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從事文學翻譯；2005年春，鄧均吾的兒子鄧穎和鄧立群在翻閱父親鄧均吾“文革”后殘存的遺書時，發現《魯拜集》譯詩41首。經過多方查找、收集，鄧均吾現尚存的譯詩47首，譯文3部（篇）。

《松》，刊於《創造日》第12期

《希臘與羅馬神話略述》，刊於《創造日》第12期至85期

《歌德傳》（布爾·卡恩斯著），刊於《創造日》第87期至101期

《綠淚萊Lorelei歌》，刊於《創造日》1923年7月27日刊第6期

《藝術》（高爾斯華綏著），刊於《文藝旬刊》1923年10月16日第11期

《幹道之上》（英國鄧桑尼勛爵著），刊於《文藝旬刊》1923年12月6日第16期

《貧民》（俄國杜斯妥以夫斯基著）、《虛無鄉消息》（英國毛列斯著）（小說），1922年，上海泰東書局

《希臘神話》，1928年，創造社出版部

《十四行詩》（莎士比亞著），1930年，毀於火災

（備註：鄧均吾的文學翻譯包括詩歌、小說、散文等多種文學樣式，可惜的是，除了已發表的之外，其餘譯稿均因1930年在重慶鄒容路的家庭失火而毀。“一箱書稿被毀”，包括郭沫若閱過的“一冊新詩稿”，翻譯的《海涅詩集》和《歌德傳》等兩部譯著。）

鄧均吾在1921年春天到達上海之後即開始新詩寫作，1922年下半年開始在創造社和淺草社的四家刊物上發表作品，兩三年間共發表新詩70首，其中在《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創造日》上發表55首，在《淺草》季刊上發表15首。1923年4月，創造社編選了第一本詩文合集《辛夷集》，收入鄧均吾的《虹》、《夜》、《哭》、《月與玫瑰》和《半淞園》五首詩詞，在數量上僅次於郭沫若。1930年，葉菲洛在古藺時收集了鄧的“二十餘首小詩”，原準備和他的詩集附在一起出版的，后因葉菲洛去世而散失。據其好友游時敏介紹，1949年他在重慶曾替鄧均吾收集解放前所寫詩歌，抄錄成冊，因當時形勢緊張，到處轉存而丟失；“文革”期間詩文稿被查抄，追回部分，余皆遺失。

由於他長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文學活動時斷時續，所寫的詩文散失較多。原重慶人民出版社曾經收集、整理和編選，因十年動亂而中斷經過多方查找、收集，鄧均吾現尚存的有新詩198首、舊體詩356首。目前已收集整理出新舊體詩詞500餘首，其主要詩篇已選入《鄧均吾詩詞選》中。

1937—1939年，鄧均吾在成都《建國日報》、《興中日報》和《大聲》周刊工作，寫了較多報道和短評，但因不知其所用筆名，無法全部收集。經過多方查找、收集，鄧均吾現尚存的有散文評論65篇。

鄧均吾的譯詩成就體現在他翻譯了大量的詩歌作品，還體現為其譯詩推進了中國新詩的格律建設。他是中國現代譯詩史上最早具有形式自覺意識的譯著，其譯作不僅具有聞一多先生要求中國現代格律詩所應達到的“建築美”和“音樂美”，而且還能很好地化合中國古典詩歌和西方原詩的形式美學要素，致使他的譯詩在形式上既不同於西方詩歌的格律而又與中國古詩的格律拉開了距離，從而為中國新詩的格律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向。

鄧均吾的譯詩活動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初、20世紀30—40年代及20世紀60年代後期。

鄧均吾第一階段的譯詩活動主要受到了郭沫若等人的影響，在翻譯選材上趨向於德國詩人海涅的作品；同時，由於良好的古典詩歌修養，加上受創造社譯詩形式批評觀念的啟示，他的詩歌翻譯具有非常明顯的形式自覺意識，是中國現代譯詩史上較早注重譯作形式的先行者。

鄧均吾詩歌翻譯的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時期他的詩歌翻譯重點從德國轉向了英國，同時依然保持了較強的譯詩形式意識。如鄧均吾翻譯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露唏詞》在形式上整齊，而且有極強的音樂感，比如第一節：“露唏/家住/鴿泉旁，幽徑/人稀/蔓草荒。寂寞/孤芳/誰讚美，好將/情愛/自珍藏。”

鄧均吾詩歌翻譯的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主要成就集中體現在對古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四行體短詩的翻譯上。鄧均吾第三個階段的譯詩成就鮮為人知，研究者通常以為譯者在“文革”不自由的語境中難能有文學成就。

但2005年春天，鄧均吾的兒子鄧穎和鄧立群在翻閱父親鄧均吾“文革”后殘存的遺書時，發現《魯拜集》譯詩41首。鄧均吾在“文革”期間身心遭受壓迫，對生命的冷靜思考以及內心不屈的反抗訴求，在失去寫作自由的情況下，在譯作中找到了情感抒發的突破口，翻譯了41首魯拜詩來表達自己內心的苦悶和對生命淡泊的體驗。比如他翻譯的其中一首是：“‘是’與‘非’雖有公理準繩，/‘上’與‘下’也可從邏輯規定，/這一切隨人加以測量，/除酒外無一物使我醉心。”該詩表明譯者在失去價值判斷標準的混亂年代里，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在酒精的麻醉中去尋找心靈的慰藉，雖是譯詩，卻較好地表達了鄧均吾等一代人的苦悶心情。對《魯拜集》的翻譯再次表明了鄧均吾先生在翻譯外國詩歌的時候具有很強的形式意識。魯拜詩與之前鄧均吾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一樣，原詩都屬於格律體，而且他在翻譯的時候儘可能地保持了原詩的形式要素，因此其譯詩多是格律體詩。

自然之美

鄧均吾常常將自己投入到自然的世界之中，他對自然有一份特別的迷戀：“又不是秋，/怎會有紅醉的霜葉，/哦，大自然的微妙喲！……我們歌，我們笑，/在自然的懷抱中/夢一般的旅行！”（《半淞園》）“自然懷抱中，萬物各自得！”（《回憶中的景物》）。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表現了自然的豐富與和諧以及詩人對大自然的嚮往和迷戀，但它們不是人們常說的山水詩。詩人從對自然，關照中抒寫的是個人的品性和人生意緒。鄧均吾歌唱大自然，是借大自然的豐富、和諧來寄託個人的生命渴望，因此，他在詩歌中所歌唱的往往是大自然的細膩微妙的生命暗示，不注重氣勢的營構而傾心於同自我內心的合拍。鄧均吾詩，中的景與物都是極其平常的，但他能夠於平常的景物中發現不平常的詩情。他最傾心的是大自然的平靜、和諧，“凈無纖塵的青天，/好一幅無邊際的雲藍的紙！/玉梳一樣的月痕，/水晶一樣的星星，/安排出的/是什麼奇字?”（《夜》）這裡有讚美亦有沉思，想象獨特；“蓬蓬的白雲!/假如我有兩道翅兒/我定要隨你飛去!”（《白雲》）詩人稱頌白雲的自由，間蘊涵著自己的渴望：月光照著的桃花，/有一般的風韻。/月似欲言，/似欲笑，/終竟悄悄相對。”（《花》）“我愛花的美麗/我愛星的光明，/有了光明、美麗，/宙才有生命。”（《今夜的風》）歌唱花、歌唱自然，實際上是在歌唱生命。他的《白鷗》一詩可以說是詩人的自況，“如的雨雲/在天空沉澱，/刻間狂飄快到了。/矯矯的一隻白鷗喲/歸來，/盡在那冥漠之鄉游翱！”這裡的“天空”是現實的象徵，“白”則是置身其間的生命的象徵，詩人渴望生命在“雨雲”之中的超越與升華。我們也可以把這首詩看成是鄧均吾整個早期詩歌創作的詩意的概括。

個人情感

鄧均吾的詩歌獨闢蹊徑，本著“內心的要求”，真實表達自己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和感受。與郭沫若等人不同，鄧均吾的詩主要是對生命的言說。個人色彩濃於社會色彩。一般沒有很宏大的視野，卻有個人生命的深入，對社會的關注主要是通過個人的內向的思索來實現的。“失了的尋思，/未來的希冀，/可不和水中的雲影一樣？”（《雲影》）“眠寢中，啊！時還有噩夢來尋！/只有逃到‘死鄉’/才能獲得無疆的安靜！”（《夜之二》）“人生好像是不得已似的！……我們不過是一群可憐的戲子罷！/枯燥的戲幾時才能演完?”（《不得已》）‘墟墓般的沉寂，/冰鐵般冷清，/倦眼朦朧般的卧著。/一切都無有了！/隱約觸耳的音清，/是‘悲哀’的微語。”（《深夜》）在創造社詩人中，對“自我”及其現實的重視幾乎是一致的，但在不同詩人那裡，其表現方式又各有不同，詩歌的風格也就出現了差異。如果說，郭沫若是外向型的，那麼鄧均吾就是內斂型的；郭沫若善於將內心的思考爆發出來，鄧均吾則長於細細把玩個人的點滴感觸。鄧均吾主要在個人的情感世界中流連。

意象營構

鄧徠均吾注重意象的營構，不將情感的名字直接說出，這就使他的詩歌顯得較為含蓄。如《人生的觀賞》：“紫羅蘭的芬芳，/一秒鐘的微嗅，/永遠盈溢在鼻腔里。//玫瑰花的美麗，/一秒鐘的凝睇；//遠呈現在眼帘里。//Muse的嬌音，/一秒鐘的聆聞，/永遠蕩漾在夢魂里。//美妙的人生，/無涯的觀賞，/只一秒鐘——/一秒鐘於我已足!”

音樂形式

鄧均吾注重詩的外在形式，尤其是音樂性。詩歌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係，既包括情感的音樂狀態，也包括外在的音樂性，而前者只有通過後者才能在文本上體現出來。鄧均吾的詩在體制上一般都尋求短小，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可以稱為小詩；詩行也較短；這些都有助於構建詩歌的與散文不同的音樂性。在鄧均吾的詩歌中，這種音樂性首先表現為詩行節奏的大致相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注重對韻腳的設置。

格律詩體

在詩節的構建中，鄧均吾比較注意節與節之間的對應與勻稱，有不少作品可以看成是現代格律詩。《花》、《人生的觀賞》等詩都是明顯的例證。在早期新詩人中，鄧均吾能以最大的努力克服別人當時甚至沒有意識到的弊端，這是他作為一個詩人所具有的超群的文體自覺。

2014年7月，古藺中學修建了均吾文化廣場，以紀念鄧均吾為古藺中學做出的貢獻。

古藺人後來在火星山森林公園修建了“留丹亭”。此亭化用“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而得名。“英靈與山河同秀均慕鐵才挺拔千古不朽；偉業同日月齊明吾仰餘輝燦爛萬世流光”——這是張升智撰羅希儒書的留丹亭正聯。己巳年冬月沙丁老人題寫的匾額“青山存骨氣：素月葬詩魂”同艾蕪題寫的“霜天淺草，寒夜沉鍾”。兩塊扁額遙遙相對，共同謳歌了現代著名詩人鄧均吾的詩品人品和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