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翔鶴

陳翔鶴（1901-1969）現代作家。重慶人。1919年畢業於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1923年轉學到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學習，專攻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1923年起，和林如稷、馮至等組織“淺草社”、“沉鍾社”，從事文學活動並在山東、吉林、河北等地教書。1939年經周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抗戰爆發后返回故鄉，次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成都分會常務理事。1945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執行委員。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於1969年4月22日含冤辭世。有小說集《不安定的靈魂》，劇本《落花》等。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憂鬱悲觀而又苦苦掙扎的青年知識分子，帶有作者自身的投影。抗日戰爭期間，他在四川參加革命文藝活動和愛國民主運動。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並負責《文學遺產》的編輯工作。此時創作有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1961）、《廣陵散》（1962），在題材處理和性格塑造上很有特色，曾引發過歷史小說創作的一個小高潮，愛到讀者歡迎。作品在60年代被定為反動小說，認為“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賞的態度突出了陶淵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極的東西”，更嚴重的是將《陶淵明寫<輓歌>》、《廣陵散》的命意上升為政治鬥爭的表述，說它是影射，“惡毒的攻擊黨的廬山會議”，“險惡地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煽動他們起來和黨抗爭到底”。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陳翔鶴選集》 。

1901年3月19日生於四川省重慶市。1919年畢業於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1922年在上海曾與林如稷、鄧均吾、陳煒謨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季刊》。同年又辦《文藝旬刊》。1923年轉學到北京大學研究生班，專攻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三年後執教。

自1927年至1936年先後在山東、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戰爆發后返回故鄉，次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成都分會常務理事。1939年經周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從事文藝界抗戰活動。

同年又到愛國學生較為集中的國立六中四分校任教，並從事地下黨的工作。1941年後因遭反動當局的恐嚇威脅，被學校解聘。1945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執行委員。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在李劼人庇護下得以脫險。解放后，陳翔鶴歷任川西文教廳副廳長、川西文聯副主席、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先後任《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季刊》的主編和《文學評論》常委編委等職。

“文革”期間，因寫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和《廣陵散》而遭誣陷，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於1969年4月22日含冤辭世。

陳翔鶴從青年時代起就與文學結緣。1922年在上海曾與林如稷、鄧均吾、陳煒謨組織淺草社，創辦《淺草季刊》。同年又辦《文藝旬刊》。時隔不久，淺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學。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學讀書，並與楊晦、馮至、陳煒謨等人組織創辦沉鍾社，編輯出版《沉鍾》半月刊。《淺草》、《沉鍾》曾受到魯迅先生的好評，認為《淺草季刊》“向外，在攝取異域營養；向內，挖掘自己的靈魂，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認為“沉鍾社是當時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的最久的團體”。由於他們還是思想上不夠成熟的青年，而走上“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淺草、沉鍾社作家為初衷，本想從純文藝中求得生活為“高潔”，結果，卻終於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他的文學創作始於20年代初，是淺草和沉鐘的主要小說家之一。

中篇小說《不安定的靈魂》中的“我”——孫樹立在愛情上有過三次移情別戀，多次易地逃避愛情的牽繞，總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作品借主人公這種飄忽不定的心情，傾瀉鬱結為情懷。作者善於用第一人稱的創作手法，寫出真實感受，令讀者感到格外真實可信。在帶有自傳體的短篇小說《悼——》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飯店侍者——6號服務員等篇章中，也取同樣寫作手法。這一時期的作品多具濃重的傷感情調。

30年代末，小說《古老的故事》中的蘇幼旃夫婦的悲慘遭遇，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魯迅先生《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運，這說明其作品已經開始走向現實主義。解放后，陳翔鶴歷任川西文教廳副廳長、川西文聯副主席、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四川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先後任《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季刊》的主編和《文學評論》常委編委等職。

《文學遺產》是中國解放后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發表文章最多的一個刊物。在這期間，陳翔鶴對工作非常主動積極，經常往返於上海、南京、武漢、天津、成都等各大專院校，拜訪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國古典文學的老專家，和正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青年學者，徵詢他們對《文學遺產》的意見，和他們討論應該著重研究的問題，並約請他們為《文學遺產》撰稿。陳翔鶴從青年時代就讀過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識淵博，他對許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且輕易不肯放棄。但在陳翔鶴主編《文學遺產》期間，卻能虛心聽取專家們的意見，凡是他認為正確的意見，都很快地接受下來，改正或充實自己的主張。因此陳翔鶴和老專家與青年學者的關係都很好。

熱心培養青年，積極獎掖後進，是陳翔鶴辦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古典文學界的年輕學人，幾乎沒有不曾受到《文學遺產》的沾溉與栽培。從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陳翔鶴以《文學遺產》名義召集過許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談會。像北京大學的陳貽欣、褚斌傑、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師範大學的郭預衡、聶石樵、鄧魁英、李修生，中國人民大學的馮其庸、朱靖華、吳文治，北京師範學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後來調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學研究所的胡念貽、曹道衡、鄧紹基、劉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學遺產》的常客。陳翔鶴的年齡比這些人大二三十歲，從學術輩份看，實際上就是師生關係。陳翔鶴誠懇地歡迎年青年人對編輯部工作提意見和建議，同時對他們寄予希望，尤其在學風方面。有時也對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點作善意的告誡和警示。

沈從文和陳翔鶴的友誼，始於上世紀20年代初。沈從文創作宏富，作品結集約有80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邊城》、《湘行散記》等。陳翔鶴從1923年寫小說《茫然》，到1960年寫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廣陵散》，在抒情、寫實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他們彼此尊重，50多年書信往來不斷，有學術思想的商榷，有藝術技巧的探討，也有對文壇現狀的憂慮。直到後來分別遭受到不同的處境，仍然“心有靈犀一點通”，如李陵答蘇武書：“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1923年8月，沈從文經過19天的長途旅行到達北京。沈從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聽生，並結識了中文系的陳翔鶴、德文系的馮至、哲學系的楊晦、英文系的陳煒謨。沈從文和陳翔鶴來往密切，他倆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聽魯迅講“中國小說史”，魯迅小說集《吶喊》出版后，他們同去書店購買。陳翔鶴知道沈從文經濟上比較困難，經常約沈共餐，從不讓沈付款，對沈的接濟也是經常的事。

1925年，沈從文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做了一個小職員，住進香山飯店前山門新宿舍里。這棟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廟。當香山寺改為飯店時，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為理由，將廟堂改裝成幾間單身職工宿舍，沈從文是第一個搬進去住的人。陳翔鶴從沈從文的來信中知道這新住處的奇特環境后，竟獨自騎著一頭毛驢，搖搖晃晃上了香山，去尋幽訪勝，成了沈從文住處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從文分別六年後，1932年1月陳翔鶴來到青島，在青島市立中學任語文教師。由於生活、工作、愛情諸方面的原因，陳翔鶴在青島十分苦悶。幸好，沈從文也在青島，執教於青島大學，住在福山路。沈從文回憶說：“當時我倆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園（今中山公園）去會面，到池塘中間那個亭子里交談起來，談人生、談文藝、談個人遭遇，已經時間很晚了，有時到半夜，周圍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陳翔鶴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學。”

中國解放后，沈從文在中央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后，曾隨北京工作組去四川宜賓，參加過一段時間的農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時陳翔鶴任四川省教育廳長、四川省文聯副主席。聽說沈從文到了宜賓，急忙派車把沈從文接到成都的家中，暢談分別20多年各自的情況。這時沈從文才知道：七七事變發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淪陷了，陳翔鶴不得已才回到故鄉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在文藝界的統戰工作，並負責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的工作。解放了，黨委以重任，他擔負著繁重的工作。沈從文也對老友說了心裡話，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北京大學校務會議已經作出不遷校的決定，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來。這時他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擔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結束后，沈從文路過成都，陳翔鶴去車站話別。此後，陳翔鶴仍時刻關心著老友的情況，但由於倆人相隔千里，許多事愛莫能助。1954年陳翔鶴奉調北京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作協古典文學部副部長，主編《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季刊》。兩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時陳翔鶴住在東總布衚衕22號作協宿舍，沈從文住在東堂子衚衕，相距不遠。由於沈從文的遭遇，舊日的朋友已經漸漸斷絕來往，陳翔鶴就成為沈從文家中少有的常客，三天兩頭去看望他，這時的沈從文心情好多了，見到陳翔鶴總是說高興的事，沒有一點埋怨的言語。

沈從文後來回憶說：“回溯半世紀前第一階段的生活和學習，煒謨、其文和翔鶴的影響，明顯在我生長過程中，都佔據一定位置。我此後工作積累點滴成就，都和這份友誼分不開。換句話說，我的工作成就裡都浸透有幾個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誼、素樸性情人格一部分”。

黃秋耘在《文藝學習》分管古典文學和理論批評的編務，與陳翔鶴在一個院子里辦公。兩人在1954年認識，漸漸熟悉。陳翔鶴喜歡養花，在院子里養了十多盆蘭花，黃秋耘也很喜歡，成為陳翔鶴的助手。每當風雨來臨的時候，他們就得把蘭花搬到走廊。二人還一起談論古典文學。黃秋耘年輕，有問題便請教陳翔鶴，但二人又有許多不同意見。陳翔鶴隨和，黃秋耘因此也隨便了，二人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他們稱得上一對“忘年交”，在院子里過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後，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黃秋耘回憶：“記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點名地批判了翔鶴同志和我，說什麼有些共產黨員不想革命，卻神往於陶淵明的生活情趣，像聽到‘空谷足音’那麼狂喜。當時我們已經隱隱約約預感到，假如再有什麼政治運動的話，恐怕是‘在劫難逃’的了。我也曾細細想過，像翔鶴同志和我這樣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個‘正統的共產黨員’的標準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離一個‘正統的共產黨員’的標準還更遠一些。……”

陳翔鶴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憶：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覽館劇場作了一個報告，辱罵了不少文學藝術家。此報告不久被正式傳達，讓許多部門學習領會。林非所在的《文學評論》編輯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們發表文章批判陳翔鶴的小說。於是，有人約請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家余冠英寫了一篇批判文章，題為《一篇有害的小說——(陶淵明寫》。文中稱《陶淵明寫》“充滿了陰暗消極的情緒，宣揚了灰色的人生觀”，“只能聽到沒落階級的哀鳴和夢囈”。文章發表后，《文學評論》的主編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揚的電話，並興沖沖地將周揚的話轉達給同事們：“說是余冠英的文章寫得好，文風也值得學習，替老一輩學者撰寫批判文章起了帶頭作用。”林非對此有自己的認識，他在《回憶陳翔鶴》的文章中稱：“在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編者按)結尾的地方，顯得很有禮貌地詢問陳翔鶴，請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麼人的口味’，表現出似乎是一種平等的對話，看來從余冠英到周揚，都希望批判文章盡量寫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學性和說服力，能夠讓被批判者也心悅誠服和毫無精神壓力地同意這種結論。這種願望確實是善良的，然而經歷了‘文革’的這場浩劫，我才徹底地明白了，此種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無法實現，因為康生他們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並非真的想要爭論什麼文藝或學術問題，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種徹底拋棄近代民主和法律觀念的絕對權威，……”

在這種情況下，陳翔鶴的思想是矛盾著的。有一次他見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個躬，他緊緊握住林非的手，說：“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會跟上這個時代前進的。”政治形勢更加嚴峻。1966年春，陳翔鶴還可以在家裡接待老友陳白塵，話話舊，談談他的心愛之物蘭花。半年後，他再見到陳白塵，則是在批鬥大會上。二人雖然互相看到了對方，但“誰也不能打招呼、說話，連交換一下眼色的機會都沒有”。批鬥會完畢，“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窩”。陳白塵在青年藝術劇院劇場大門外看到了陳翔鶴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圖讓他看見我，互相點點頭，笑一笑，或者只交換一下眼色，也就心滿意足了”。只是，陳翔鶴走得很快，過了東單十字路口后，陳翔鶴便消失在馬路對面了。陳白塵試圖穿過紛亂的車流夾縫追尋陳翔鶴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陳翔鶴被迫到單位接受批鬥，參加學習和體罰性的勞動，寫“交代材料”，還寫勞動小結：“我參加勞動不覺已經有六個多月之久了，勞動主要是掃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稱為掃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還只能算倒數第三呢。別的掃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見這樣工作也並不簡單。”

陳翔鶴年紀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壓、動脈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鬥”，使他的身體無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惡狠狠地說：“受不了就死在這裡。”陳翔鶴堅決地回答：“我才不死呢!”無論多麼艱難，陳翔鶴沒有一點輕生的念頭，一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對妻子和兒女們說：“他為什麼要死呢？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產黨員，第二我有六個孩子，我要為孩子們在政治上負責，一個人死了影響全家和後代，我還要為黨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陳翔鶴上午在所里集中學習，開會，中午散會後回到家裡已經十二點多了，他對妻子說，這兩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氣喘，要拿點咳嗽藥止咳。陳翔鶴在去單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間倒下，送往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最終去世。而“革委會”卻宣稱他“畏罪自殺”，在他死後還召開了所謂批鬥“反黨分子”陳翔鶴的大會，而且研究所里每個人都非參加不可。

1978年11月，中共文學研究所總支委員會給陳翔鶴作了複查結論，肯定了陳翔鶴在解放前後為中國共產黨做出的貢獻，並在最後說：“‘文化大革命’中，陳翔鶴同志因受林彪、陳伯達及‘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摧殘、迫害，於1969年4月22日逝世。現經複查，當時強加給陳翔鶴同志的所謂‘畏罪自殺’並定為‘叛黨’等罪名，純屬捏造，應予推倒，並向群眾公開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報》發表關於文學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兩個單位為陳翔鶴、徐懋庸、董秋斯三人舉行追悼會的新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