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紹基

鄧紹基先生生長在水秀山青、人傑地靈的江南古城常熟。常熟與蘇州、無錫等吳中歷史文化名城鄰近，西倚虞山，城牆從虞山上蜿蜒而過，所以，明人沈玄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詩句。詩里 所說的“七溪流水”，指的是常熟城裡的7條河，分別名一弦河、二弦河，至七弦河，這些河流源自虞山，由西向東穿城而過，像古琴的7根琴弦，所以常熟又名“琴川”。鄧紹基先生幼年就讀的石梅小學，就在虞山東南麓。小學依山而建，緊挨著著名古迹梁昭明太子讀書台。他先後就讀過的兩所中學———孝友中學和常熟中學，皆處虞山東麓。那裡有孔子惟一的一位南方學生言偃的墓園，當地人稱言子墓。言子又是孔門中擅長文學的一位弟子。鄧先生曾在一首【永遇樂】詞中回憶他初中時的學生生活：“春秋佳日，禪房古剎，尋訪宋碑唐句。漫登臨，劍門舒目，澒濛湖甸煙雨。”可見他少年時代沉浸於濃厚的文化氛圍中的情懷。 1949年4月常熟解放時，他正在讀高中，就開始在上海、無錫和蘇州三地的報紙上發表通信和文藝評論文章，還曾為無錫《曉報》撰寫評析京劇的專欄文章。1951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大學期間他的老師趙景深教授介紹他加入了上海戲曲評介人聯誼會，他在《文匯報》 《大公報》 《新聞日報》 和《新民晚報》發表的劇評頗受同行好評。大學畢業論文選擇了關於關漢卿劇作的論題。

1955年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鄧紹基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大概是到所的第4天，當時的文學所副所長何其芳找他談話，先問他對工作安排有什麼要求和想法，他按照當時的習慣，說：“服從組織分配。”何其芳說：“共產黨員要服從組織上的工作安排，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個人的志趣和基礎也應考慮，在你報到以前，我曾寫信給劉大傑先生，他回信說你可以進古代文學研究組，也可進民間文學組。古代文學組現在有兩個分組，第一分組主要研究詩文，第二分組研究小說、戲曲，原來打算把你分到第一組去，現在我看了你的論文，發現你摸過元雜劇的一些材料，有點基礎，就到第二分組去吧。”鄧先生聽了很感動，他沒有想到他的那篇題為《關漢卿和他的雜劇創作》的畢業論文竟然起到這樣的作用。從此，他進入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大門。

鄧紹基先生是1955年10月到文學研究所報到的，那時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組（相當於現今的研究室）的第二分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何其芳領導的《紅樓夢》研究小組，鄧先生也加入到這個小組。當時還有“現狀研究”的任務，即對當時古代文學研究狀況作調查研究，必要時撰寫評論文章。鄧先生也曾受命寫過關於元雜劇研究現狀的評論文章，他到所后的第一篇12000字的長篇論文就是評論當時元雜劇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發表於《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為了研究《紅樓夢》是否是“市民文學”，要找出參照系，他還接受了研究明代話本小說的任務。這項研究的成果之一是撰寫了《談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這篇論文當時在史學界的明清史專家中曾得到稱讚。前幾年編成的《20世紀中國文學論文精粹》中收錄了這篇論文，此書的編者按語中說，它是真正從“人學”的角度，著眼市民思想意識來研討“三言”、“二拍”的開山之作。關於這個命題，後來的有關文章幾乎都沒有超過它。這既是讚譽之言，實又是公允之論。 《紅樓夢》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後，鄧先生開始校讀元雜劇，被分配去當孫楷第先生的助手，協助做《錄鬼簿》的校注工作。由於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這些工作很快就停頓了。1958年，鄧先生還一度被調去研究當代文學，參與《新中國十年文學》一書的寫作。鄧先生後來曾對自己的研究生說，他1959年寫的《老舍近十年來的話劇創作》一文或許是他研究當代文學的最佳成果，因為後來的多種研究老舍的論文彙編中都收錄了這篇論文。直到1960年，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編寫工作開始，鄧先生有機會撰寫有關元雜劇的若干章節，本想以此為契機，繼續進行元雜劇研究，但因為臨時性任務不斷，元雜劇研究總是不得不中斷，如此情況，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

1978年，當時正處於拔亂反正時期，出於研究工作需要，鄧先生寫了一系列回顧和反思“五四”並建國以來關於文學遺產研究的歷史經驗的文章，計有《五四以來繼承文學遺產問題的回顧和探討》《建國以來關於繼承文學遺產的一些問題》 《五四文學革命與文學傳統》和《堅持馬列主義理論指導，提高古代文學研究水平》等論文，就五四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繼承文學遺產的歷史經驗作了切實的探討，提出了不少見解，對當時文學史研究界撥亂反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他自己對這些論文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曾對研究生說過，他知道胡喬木同志稱讚過那篇探討新中國成立以來繼承文學遺產問題的論文，也當面聽到過鍾敬文、程千帆和吳調公等前輩專家的稱譽之言，但他自己認為那些文章存在著理論上展開不夠的弱點。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鄧先生在擔任中國近代文學會會長期間，在《傳統·創新與學術民主———在全國第四屆近代文學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關於建立近代戲曲文學學科問題》和《近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等文章和發言中，就近代文學學科建設方面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在近代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影響。那些系列文章，還有後來寫成的《國學的新研究與陳獨秀的偏激》和《文化論爭與學人評價》等文，主要提出了如下看法：正如歷史實際所昭示的那樣，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整個革命文學運動中，馬克思主義進入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相對較晚，早期又經歷了認識上的誤差，直到1938年以後，隨著毛澤東同志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革命文藝界對繼承文學遺產的馬克思主義認識才達到全面和成熟。但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各種原因（主要是“左”的政治影響），在實際中又出現了背離正確理論和認識的錯誤偏向。鑒於這種歷史經驗，鄧先生認為：在全局和整體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同時在局部和部分上注意借鑒和吸收西方各種具體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批評範式，用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這種研究不僅僅在於解讀和闡釋宏觀或微觀的文學史現象，而是最終做到理論的升華和總結，從而豐富已有的文學觀念和理論，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那些論述近代戲曲文學學科建設的文章，代表了鄧先生對古代文學（含近代文學）學科建設的看法：衡量一門學科繁榮發達的主要標誌有兩條：一是在這門學科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研究著作，而其中又出現了人們通常說的權威著作；二是在一門學科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作為出現眾多研究著作的同步現象，產生一批研究家，其中還應有學術泰斗。一門學科的繁榮發達是在歷史積累的過程中形成的，人們在追求創新時，總是要利用歷史積累。只有創新和積累達到了辯證統一，古代文學學科才會不斷發展。基於這樣的學術觀點，鄧先生總是要為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開設《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方法》課程，當他應邀到全國各地高校講學時，也總是選擇《古代文學研究與方法論》作為他的重點演講題目。

在1979年的全國文學學科規劃會議上列項的《中國文學通史》，到80年代中期，改為《中國文學通史系列》。這時，離開文學所副所長崗位的鄧先生，參與主持這一工作，同時參加《元代文學史》的寫作。這時，鄧先生才得以全力投入元代文學研究工作。撰寫《元代文學史》 ，面臨的難題不少。最大的難題、可稱之為“學術空白”的，是對於元詩的研究。這是一個冷寂的領域，積累奇缺。以文學史著作為例，作為熱門的唐宋詩歌且不必說，即使是明清詩歌，通行的文學史著作中也都有比較充分的論述。大學生們可以把明詩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的興盛衰微背得滾瓜爛熟；對清代的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和性靈說的來龍去脈，也可以如數家珍般地道來。但對元代詩歌的發展，幾乎沒有人能說齣子丑寅卯來。因為通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鄧先生決定突破這一難關，把元詩的發展理出一條線索。在著手研究后，他發現前人關於元詩宗唐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只是過於籠統，乃至語焉不詳。重新梳理的結果，終於描畫出元詩宗唐的前因後果。

其一，它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後分別在南北兩個王朝出現的學唐主張在元初的匯合。其二，元仁宗延祐年以後，宗唐之風更加猛烈，終於形成“舉世宗唐”的局面。其三，元人宗唐並不專宗盛唐。其四，元代後期出現的“鐵崖派”及浙東詩派宗唐代二李（李賀和李商隱），是導致後人批評元詩纖弱的主要緣由。但“鐵崖派”宗主楊維楨的“情性”說是明中葉后詩論中出現的尊情抑理的先聲。其五，根據歷史實際，元代作家中曾有古體宗漢魏，近體宗唐的見解，因此，鄧紹基將元人宗唐潮流稱之為“宗唐得古”。其六，元人的“宗唐得古”當可視作是一種“復古”潮流。這種潮流實際上是針對宋詩的若干弊病，也是為了糾正宋代理學家鄙薄詩藝的偏頗，因此也就具有以“復古”為“新變”的性質，並不是模擬式的“擬古”。其七，前人有元詩“四家”或“四大家”的說法，指的是虞集、楊載、范槨和揭傒斯。鄧先生認為這個說法並不適合元詩實際。他認為，如果要列出元詩的“大家”，當數以下六位：劉因、趙孟頫、虞集、薩都刺、張翥和楊維楨。其八，明代前後七子倡導復古，提出所謂“詩必盛唐”，不僅針對著宋詩，實際上又是對元詩宗唐實踐的繼承與發展。關於這點，幾乎所有的著名文學史著作中無一論及，而論述元詩宗唐，正好凸顯明人宗唐的前因後果。

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工作，主編或參與主篇的大型著作有《中華文學通史》、《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中華文學通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主編的《元代文學史》系百年來第一部元代文學系統論著，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近百篇，有代表性的是《五四以來繼承文學遺產的回顧和探討》、《建國以來繼承文學遺產的一些問題》和《五四文學革命與文學傳統》。近十年來正陸續發表研究元雜劇的文章，涉及元劇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諸個方面，是為即將出版的《元劇研究》專著的主要內容。此外，還有《杜詩別解》和《紅樓夢論叢》等。目前，還擔任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和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

鄧先生關於元詩的這些研究創穫，發前人所未發，填補了文學史研究的一個空白。不僅如此，在《元代文學史》的撰寫中，鄧先生對元代散文發展的主要特點、元詞繼承前代傳統和走向衰微的基本情況所作的論述，也是以前文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具有開拓意義。以元代散文為例，本來，元代散文上繼唐宋散文，有它的發展特點，但歷來不被看重。從元代開始，人們就對元文評價不高。清代的一部家喻戶曉的古文選本《古文觀止》，依次選有秦文、漢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卻沒有選錄一篇元文。也就是說，歷代對元文的關注和研究都較少。鄧先生經過細緻的研究，在《元代文學史》中概括了元代散文發展的兩個基本特點：第一，由於經歷了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宋代以歐陽修為領袖的“古文運動”，駢文和散文之爭在宋代基本上已成定局，文壇以散文為正宗、為主體的局面早已確立，只是在散文家內部，有關於文風相異及優劣的爭論。到了元代，演變為宗唐（實際是宗韓愈）和宗宋（實際是宗歐陽修）的不同傾向。同時出現要超越唐宋文，直追秦漢文的觀點。這種觀點主要出現在元初的北方士人中，影響不甚大。宗唐、宗宋傾向不斷演變，最後趨向於唐宋並尊。第二，宋代理學盛行后，曾出現輕文廢文的言論以及與此相關的“談理派”和“論文派”的分歧。這兩種現象在元代散文領域中也都有所反映和表現。但佔主導地位的是對“談理派”和“論文派”的調和主張，其直接結果是使元文重經世致用。元代散文總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在它發展過程中提出的直追秦漢和唐宋並尊的觀點對明代散文產生過影響。這是元文基本的歷史定位。他還指出，從整體上說，元代沒有出現象唐、宋時代那樣的文章大家，但這並不是說元代散文沒有一些較好的作品。明末清初人黃宗羲在元代作家中選擇散文名家，標舉姚燧和虞集兩家。鄧先生認為，元末人王禕所舉的六家，即姚燧、元明善、虞集、歐陽玄、黃溍和蘇天爵，足堪並列。他認為，元文六家之說較之黃宗羲的元文二家之說更為恰當。

正是由於這些超越前人的創見，《元代文學史》在1991年初版后，獲得了學界的讚譽，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以後一再重版，被不少高等院校中文系定為研究生教材或必讀參考書。

著有專著《紅樓夢論叢》(合作)、《杜詩別解》，論文《五四以來繼承文學遺產問題的回顧和探討》、《建國以來關於繼承文學遺產的一些問題》，主編《元代文學史》、《中華文學通史》(合作)、《中國文學通史系列》(編委會主任)、《法制教育》等。

《元代文學史》獲1992年中國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2006年8月2日晚上，鄧紹基研究員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他家鄉的友人打來電話祝賀，鄧先生當即寫了兩首七絕，題中說：“感激愧赧，口佔二首”，其一為：“情懷素願記華年，卻嘆依稀歲月淹。致仕安將名位望，鄉心常與雁爭先。”另一首寫道：“學文原是平生志，授業均為當代賢。碌碌無成悲白髮，忝蒙榮譽只慚顏。”這兩首詩表現了鄧先生一貫的低調和自謙。實際上，他是海內外著名的古代文學史研究家，他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數十年，研究領域涉及戲曲、小說、詩文、學術史等多個方面，成績斐然，多有創穫。20多年他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元代文學史上，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進入古代文學研究之門。

文學史學者鄧紹基去世

京華時報訊（記者田超）3月25日11點19分，著名古代文學史研究者鄧紹基因病去世，享年81歲。昨天，鄧先生的兒子鄧永松告訴記者，父親生前叮囑喪事從簡，“父親淡泊名利，我整理他的生平時也迴避了外界過高的評價”。

昨天，鄧永松接受採訪時說：“父親去年檢查出來是胃癌，一開始吃不下飯，後來檢查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身體其他部分，住院期間尊重老人家的意思進行了保守治療。”鄧紹基的侄子鄧永楠表示，對伯父的印象有兩點比較深，一是他對於學術問題很有鑽研，但不會去爭奪什麼名利，二是對待學生非常熱心，很多學生都受過他的幫助。

鄧紹基生於1933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數十年，研究領域涉及戲曲、小說、詩文等多個方面。他是中國元代文學領域較早研究者，1991年出版的《元代文學史》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還著有《杜詩別解》和《紅樓夢論叢》等。

2011年，鄧紹基參與主編的新版《中國文學通史》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該著作共十二卷，被看作是目前規模最大、容量最大、分量最重的中國文學史。據鄧永松介紹，前年再版時，鄧紹基還沒有生病，做了不少拾遺補闕的工作。

(來源:京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