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癭公

他幼攻詩文，青年時期就讀於廣雅學院，為康有為弟子。23歲中副貢，官至郵傳部郎中。1908年，出任唐山路礦學堂（即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坐辦。民國成立后，先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參議、禮制館編纂等職。與梁啟超組織萬生園修禊會，梁曾寫《致羅敦曧書》。后憤於袁世凱復辟帝制而棄政攻文。與王瑤卿、梅蘭芳深有交往，尤與程硯秋交誼深厚。程硯秋在藝術上取得成就，是與羅對程的盡心指導，全力資助分不開的，程對羅則以師輩相稱。羅癭公為程硯秋編寫劇本始於1921年，至1924年病逝的三年中，共編寫了十二個劇本。

《梨花記》、《龍馬姻緣》、《花舫緣》、《孔雀屏》、《紅拂傳》、《花筵賺》、《風流棒》、《鴛鴦冢》、《賺文娟》、《玉獅墜》、《青霜劍》、《金鎖記》。

除劇本外，還著有《賓退隨筆》、《鞠部叢談》和有關近世掌故的專著《庚子國變記》、《德宗承統私紀》、《中日兵事本末》、《割台記》、《拳變餘聞》、《太平天國戰紀》、《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1918年4月30日（農曆戊午年三月二十日），程硯秋由羅癭公以千三百元代向其師榮蝶仙商量出師。

1922年1月28日（農曆壬戌年正月初一日），程硯秋組和聲社，開始挑班演出。社長榮蝶仙，琴師穆鐵芬，編劇羅癭公，藝術指導王瑤卿。

1922年10月（農曆壬戌年），程硯秋首次赴上海演出，演於亦舞台，同行有羅癭公、榮蝶仙、吳富琴、李多奎、侯喜瑞等。

在上海，程硯秋在羅癭公陪同下拜訪了康有為、陳散原、袁伯夔、周梅泉、樊樊山、陳叔通、金仲蓀、吳昌碩等前輩。

后因上海警察找余叔岩麻煩，小報也散布流言蜚語，余叔岩隻身返回北京，使得頭牌空缺。於是程硯秋改掛頭牌，特邀王又宸助演。

1923年4月26日（農曆癸亥年三月十一日），程硯秋和果秀英在前門外同興堂飯莊舉行結婚典禮。整個飯莊喜氣洋洋，四周掛滿了賀喜的祝辭和書畫，賓客達四五百人。

因為新郎程硯秋、岳丈果湘林、冰媒梅蘭芳以及新郎的師傅榮蝶仙、王瑤卿，新娘的外祖父余紫雲等人，都是唱旦角的，因此在京的旦行名角，幾乎傾巢出動，前來賀喜助興。包括：陳德霖、余玉琴、田桂鳳、王瑤卿、王琴儂、朱幼芳、閻嵐秋、朱桂芬、荀慧生、於連泉、朱琴心、王蕙芳、姚玉芙等，全都在座。報刊稱之為“自有伶人辦喜事以來，真正巨觀之名旦大會也。”

婚後羅癭公為果秀英改名為果素瑛。

1923年9月18日（農曆癸亥年八月初八日），程硯秋二次赴上海演出。自9月27日起至11月18日，共演戲七十次，三十四齣。載譽返京之前羅癭公和社長榮蝶仙均因過度操勞雙雙病倒。

作為康有為的大弟子，羅癭公早年以詩文與陳散原、樊樊山等齊名當世。其後也曾撰寫歷史筆記，他所寫的《太平天國戰記》、《庚子國變記》等，宛如一部滿清衰亡史。因為多是其親歷親聞，且偏重於史事而非逸聞，故頗為後世所推崇。

按照民國詩人黃秋岳徠說法，羅癭公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是“聽曲之餘，深夜所草”。

只是，當時的“粉絲”不能像今天的追星者那樣正大光明。尤其是文人流連歌場，“時人多譏之”。

台灣早年出版的《徐悲鴻》一書中，對徐悲鴻與羅癭公的交往，就有這樣的敘述：“1918年，徐悲鴻經康有為介紹，到北平去找康的大弟子羅癭公……羅癭公當時即以捧戲子出名，徐悲鴻寄食他的門下，自然也要跟著混進這一腐敗沒落的圈子。徐悲鴻曾經為梅蘭芳畫過一張《天女散花圖》，羅癭公還為此題詩“不有徐生傳妙筆，焉知天女在人間。”在作者眼中，“這是標準無聊文人的趣味。”

研究過這段歷史的中國戲曲學院教授梁燕認為，對於羅癭公之愛戲，在其生前，就存在誤讀。實際情況是，1914年，袁世凱恢復帝制的說法甚囂塵上，時任總統府秘書的羅癭公雖與袁氏有舊，卻不肯附逆。因此他才辭官避居在廣州會館中，每日縱情詩酒，流連戲園。其好友黃晦聞曾多次為此加以規勸，而羅癭公也只在這位老朋友面前吐露過實情，“吾欲以無聊疏脫自暴於時，故借一途以自托，使世共訕笑之。”

在梁燕看來，羅癭公佯狂而歌，實為避禍。

只是大多數時候，“佯狂難免假成真”。羅癭公在一次堂會上見到了年僅12歲的程硯秋，便認定是“繼梅郎之後”難得的人才。後來，程硯秋出現“倒倉”(青春期變聲)，仍須為師父赴滬演戲。羅癭公遂籌款將其贖出師門，親自為其編排課程，延師督教。如前所述，羅癭公刻意安排徐悲鴻給畫《天女散花圖》，實際上是為程硯秋拜梅蘭芳為師而準備的拜師禮。

自此，羅癭公之愛戲，由“避禍”轉變為真正的“痴迷”，甚至親自為程硯秋編撰了《青霜劍》《金鎖記》等12個劇本。羅癭公曾向友人剖白心跡，“吾既不能囚匡天下，僅藉此一糜心力，亦當引之(指程硯秋)於正道。”

早年，程硯秋去王瑤卿家學戲，路上要經過八大胡同(舊時北平煙花之地)。羅癭公囑咐他，經煤市街進大馬神廟東口，寧可繞道也不要從那走。於是，程硯秋每天都多走兩里路。

後來，程硯秋染上好賭的陋習。有一次打牌輸去600大洋，重病纏身的羅癭公聽說之後痛心疾首。於是“至彼處，將各牌及一切博具均搜出，並不與之說明。”後來程硯秋打電話給羅癭公，決棄“竹戰”，再不復賭。

羅癭公晚年把心力都花在程硯秋身上，頗有幾分教父的意味。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功成名就的程硯秋會發出“程有今日，羅當首功”的慨嘆。

不願為官的羅癭公，晚景凄涼，可他還惦記著聽曲。去世前那年歲末，他拜訪老友黃晦聞時，言道：“吾度日之資今日只餘一金耳，以易銅幣百數十枚，實囊中不復聽歌錢也。”

年後，羅癭公去世。其生前飽受非議，死後，朋輩師友的悼亡詩中有不少言及程硯秋，也是諷喻的意味居多。倒是程硯秋的輓聯因樸實真摯而傳誦一時：“當年孤子飄零，疇實生成，豈惟末藝微名，胥公所賜；從此長城失恃，自傷孺弱，每念篝燈制曲，無淚可揮。”

3年後，年僅23歲的程硯秋與老師梅蘭芳並列為四大名旦。時人評說，“梅蘭芳柔媚似婦人，程硯秋則恂恂如書生。”如此形容，多指程硯秋受羅癭公熏陶，氣質自化。

再后，日寇攻佔北平，“寧死槍下，也不為日本人唱戲”的程硯秋歸隱西山，務農自遣。後人由此感嘆，在這個有著“冰雪之操”的藝人身上，仍保留著文人羅癭公的風骨。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順德羅癭公是無人不知的大名士。其人精書法，善詩詞，能飲酒，喜交遊，樂助人，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寒士，大凡才通風雅者，都有他的好朋友。在《魯迅全集》中，就有“寫字找羅癭公，寫詩找黃晦聞”的說法。

但羅程之間的關係，決不是簡單的資助，更多的像是劇作家和演員、老師和學生的關係。程硯秋後來能夠以“四大名旦”之一而名滿天下，羅癭公在其中可謂是功不可沒。早年，程硯秋賣身榮蝶仙門下學戲，才資優異，13歲即成名角。但不幸的是，在發育期程硯秋的嗓音發生了“倒嗓”，而師傅兼老闆榮蝶仙仍強迫程赴上海演出，眼看一個很有前途的藝術生命就要毀於一旦。當時的京城名士羅癭公很是欣賞程硯秋，於是將程從榮家贖身出師，並親自教程硯秋識字、讀詩、練習書法，幫助指導程養嗓練功，又請名師王瑤卿、閻嵐秋、喬惠蘭、張雲卿等教程京劇、崑曲、武功。兩年後，程硯秋不僅嗓音恢復，而且創造出程派新腔，風靡一時。羅癭公不僅極力為程捧場，並且親自動筆，編寫出多種適合程硯秋演唱的京劇劇本，如《龍馬姻緣》、《梨花記》、《花舫緣》、《紅拂傳》、《玉鏡台》、《風流棒》、《鴛鴦冢》、《賺文娟》、《玉獅墜》、《孔雀屏》、《青霜劍》、《金鎖記》等，多數為程硯秋早年常演劇目。

羅癭公生於順德大良一個仕宦世家，名惇曧，字孝遹，號以行，又號癭庵，晚號癭公。少年時代就讀於廣州萬木草堂，與陳千秋、梁啟超等同為康有為弟子。後轉到廣雅書院，才華受廣東學政張百熙（戊戌因為舉薦康有為獲罪）的賞識。1899年27歲時獲選優貢保送上京，入國子監深造。33歲應考經濟特科（清末朝廷用以選拔“洞達中外事務”人才的特設科目），成績優秀，獲授郵傳部司官。辛亥革命后，歷任總統府秘書、參議、顧問。袁世凱稱帝前夕，癭公退出官場，賣文賣字為生。1924年深秋辭世，年僅52歲。病篤前，立下遺囑不許家人把自己生平所任官職寫入墓誌銘，墓碑只寫“詩人羅癭公之墓”。

癭公晚年貧困潦倒，後事由義子兼學生程硯秋獨力料理承擔。據說癭公希望死後墓碑由陳散原書寫，於是程硯秋於羅死後第二年，前往拜見散原老人，乞書“詩人羅癭公之墓”七字，並酬以潤筆五百金，散原老人感其風誼，拒收潤金並贈詩一首：“湖曲猶留病起身，日飄咳唾雜流塵。斯須培我凌雲氣，屋底初看絕代人。絕耳秦青暗斷腸，故人題品費思量。終存風誼全生死，為放西山涕數行。”所記即為羅程的一段情誼，誰又堪說戲子無情！

後人常記癭公菊園之事，卻不知才華橫溢，詩詞書法，歷史掌故，無所不通。羅癭公被稱為晚清名士，與其學識廣博，多才多藝是分不開的。他精通京劇門徑，善於編劇度曲，現存的《菊部叢談》，不僅是介紹京劇變遷和藝人生活的隨筆結集，對京劇研究也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而癭公本人最重視的，還在於詩歌。他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詩人，與梁鼎芬、黃節、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有《癭庵詩集》行世。他的詩早年學李商隱，後來又參以白居易和陸遊的風格，造境沖淡瀟灑，別具韻致。

其書法，亦負重名，字體從唐人碑帖化出，參以宋人米芾的神韻，勁氣內斂，章法、行氣雄闊不羈，一反長期流行的“館閣體”拘謹呆板的書風，深受藝界愛重。齊白石詩句“天馬無羈勒，驚蛇入草蕪”，正生動形象地道出癭公行草的特色。

癭公還留心搜集輯存當代史料。他在梁啟超主編的《庸言報》上開設一個專欄，發表有關近世掌故的文字。專著《庚子國變記》、《德宗承統私記》、《中日兵事本末》、《割台灣記》、《拳變余聞》、《中俄伊犁交涉始末》、《太平天國戰紀》等，均以文筆雅潔、材料翔實、論說清晰著稱，如今均收入這本筆記，且受到近代史研究學者的重視。癭公筆記偏重於史事而不是逸聞趣事，所述大多為晚清的國變余聞，多為其親歷親聞，因而出語沉痛，特別《太平天國戰記》、《庚子國變記》、《割台記》《拳變余聞》諸篇，簡直就是一部滿清衰亡史。

癭公性情風雅，性喜交遊，到北京后，才藝很快脫穎而出，譽滿京華，其長年出入名流聚會場所，人稱“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他無分貴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特別熱心扶持青年才俊，時人有“名士經紀”之譽。除了程硯秋，齊白石與徐悲鴻都得到過他的幫助。

齊白石民國初年由湖南入京，知名度還不高，癭公十分欣賞他的畫藝，締結為知交，四處代為揚名，並經常為白石的畫作題詩。在題白石花鳥畫冊的詩中，有“青藤雪個皆神筆，三百年還見此人”之句，比之為徐渭和八大山人，備極推崇。齊白石亦贊其書法，在《得癭公所書扇面喜賦》中寫道：“破愁開口笑，喜得故人書。天馬無羈勒，驚蛇入草蕪。”羅、齊二人的交遊，也算得近代藝術史的一段佳話。

徐悲鴻22歲時，持康有為的薦信到北京求助，癭公見起畫作，大為讚賞，立即致函教育總長傅增湘，稱道徐為可造之材，建議批准他官費留學法國。傅增湘相信癭公的眼力，亦深諳其愛才如命的性格，親自接見了徐悲鴻，經考核后同意了徐的申請。在徐悲鴻留京等候出國期間，癭公還經常邀請他聽戲談藝，並作詩為他揚名。

民國后，癭公恥稱遺老，雖與袁世凱是舊交，但絕不肯在北洋正式為官，只是做做參議、秘書，拿拿乾薪而已，最後窮困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