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王小魯，1951年出生，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王小魯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員
1984年，獲第一屆全國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1985年5月，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員、《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雜誌主編
1986年5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發展研究室主任
1997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1998年，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收入分配、市場化改革等。
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七十餘篇。
兩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博士論文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傑出博士論文獎。
《第三產業與生產勞動》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矛盾》(課題組長、第一作者)
《中國各地區市場化指數》（合作）
《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0/2001/2004/2006/2009/2011年度報告》
與樊綱合著，經濟科學出版社。
《收入分配與公共政策》（合作）
《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
《灰色收入與發展陷阱：收入分配研究2005-2011》，中信出版社，2012年。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中國地區差距：20年變化趨勢和影響因素》，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2011年報告》，中信出版社，2012年。
十年
54歲的王小魯臉色紅潤，笑聲中帶點孩子氣。笑容在話語中持續，大多情況下溫和而毫不誇張。但當一段話語到了不得不結尾，被仍舊向前的笑聲拋在突然沉寂的半空時，笑聲開始顯得突兀。
王小魯現在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一個中規中矩的研究者。與同齡人一樣，他經歷過社會浪潮的多次沖刷。難得的是，從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思想陣地《未定稿》雜誌，到1989年出國留學，王小魯見證和參與了改革開放以及整個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回憶中的那十年，讓他的話語變得豐富而顯露激情。
時至今日，王小魯依舊保持著從容的心態。謹慎溫厚的性情一直將他圈在經濟研究的疆域內，未有跨入動蕩的政界，或是充滿誘惑的商界，如他生命道路中曾有的許多同行者那樣。除了那充滿激情、鬥志和激烈變革的十年，文革時期的農村生活以及1990年代初在澳大利亞苦讀博士的“洋插隊”經歷，讓他在逆境中磨鍊著堅忍的性格。
進入《未定稿》
1970年代末是文革以後，新舊思想衝突最激烈的時段。類似“兩個凡是”等口號，已成為歷史的幾處標記；而時間有如此的銷蝕力量，即便像王小魯這樣的思想衝突親歷者，也會突然間一時想不起“兩個凡是”的具體內容。1978年，27歲的他因為一個“偶然機會”進入了最前沿的思想陣地——《未定稿》。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攻中國思想史的許紀霖曾經回憶說：“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未定稿》肯定是一本不可忽略的雜誌。”
實際上，《未定稿》有著更多的政治背景。1977年，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指定幾個人接管社科院，胡喬木任院長，于光遠、鄧力群任副院長，號稱三駕馬車。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組織文、史、哲、經各方面學者，出版批判“四人幫”理論的書籍，為此還成立了一個寫作組。《未定稿》即是這個寫作組的另一產品。
《人民日報》原理論部主任林韋被指派為《未定稿》審稿。“老人很開明。他覺得不能只找老人，還要找年輕人來寫。有人告訴我這件事，說如果感興趣就送篇文章給他。”就這樣，王小魯的文章被林韋相中，他成了《未定稿》的一員。通過相同方式進入《未定稿》的還有另一個年輕人王小強。
但這次機會並非完全的偶然事件，曾主持《未定稿》的另一老人李凌曾回憶說，兩個青年人“寫來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傳閱后都同意調入寫作組。”王小魯的文章是對當時經濟體制，包括農村政策的反思。
從1968年在山西汾陽插隊開始，王小魯養成了寫作習慣。他在農村呆了7年，把農村社會這本書讀透了。剛下鄉時，他還和農民有很大距離，後來完全融進了農村生活。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他幹完白天的活后，晚上他通常都用來看書。那個書和思想的世界，離現實的苦日子如此遙遠，難以找到融通的橋樑。那時候，他覺得好多現實問題沒法解決，想從書里找答案。“書讀得深了，離經叛道的想法也越來越多。”
“我呆的那個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飯的人，糧食不夠吃。這時你就會反思，國家的經濟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王小魯說。
思想解放
在新舊思想的衝突中，《未定稿》扮演了重要角色。林韋曾說，“未定稿”這個名字好，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來討論，可以稍微膽子大一點，開放一點。這種定位，也對編輯有保護作用。
1978年末《未定稿》開始籌備，雖然“四人幫”已被打倒兩年，“兩個凡是”觀點仍然根深蒂固，學術領域仍有許多禁區。1978年12月4日試刊第一期時，《未定稿》給自己提出任務：“著重對當前思想理論戰線方面的問題發表一些探討、研究和評論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內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有一定的見解，有助於活躍思想、打開思路、破除迷信、衝破禁區，對進一步深入探討有所啟發，本刊也準備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予以發表。”
這本鉛印的小刊物封面樸素，頁頂印有“未定稿”三字，下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組、年月日”。接下來就是文章，一期登出一兩篇。但刊物出得很快，一個禮拜就有一期。《未定稿》開始只印幾百份，發到社科院各研究所，送中央，送各地省政府、省委政策研究室。除了各級領導，一些大學圖書館也可以看到。儘管印數少，它的影響卻很大。一有新鮮思想出爐，學校師生往往奔走相告。
《未定稿》是一個明顯有過渡性質的言論陣地。王小魯記得，當時它刊登過不少突破禁區的文章。比如，在農村方面有包產到戶調查的文章，在政治思想方面有寫新聞開放的文章，在法學方面登過主張“無罪推定”原則、要求保護公民權利的文章，在經濟學方面登過主張商品經濟的文章。“當時不能說市場經濟，但說商品經濟大家都明白是指市場經濟。”此外，雜誌還刊登了彭德懷廬山會議的《萬言書》。
但《未定稿》也受到了極大壓力。1979年10月，社科院的陸學藝等人到農村調查，帶回三篇由安徽同志寫的調查報告，介紹該省肥西縣山南區有77%的群眾自發搞“包產到戶”，戰勝了嚴重的乾旱獲得大豐收。《未定稿》認為這三篇調查報告和評論文章很好，決定發表。當時社科院領導獲知此事後，對編輯進行了嚴厲批評。因已經發排，院領導下令只准作為“增刊”印二百份，不發給一般訂戶，只發給少數有關學者和領導參考。即便如此，這期《未定稿》仍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共甘肅省委原準備下令對一些零星自發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進行整治，在接到這期《未定稿》后，省委負責農業的書記建議重新研究，結果決定準許各縣都搞一些試驗，根據實踐的結果再作決定。
紅火了一年的《未定稿》從1980年開始挨批。有人認為，《未定稿》和主流基調不一致，有幾篇甚至明顯唱反調，比如包產到戶。於是，林韋被撤，《未定稿》也從一個直屬於社科院院部的機構降格，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任編輯期間，王小魯曾在《未定稿》上發表過一些文章。1979年他發表了《“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學的嗎？》，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出發，暗示當時很多制度和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有“左”的東西阻礙了社會發展，應進行經濟改革。這篇文章反響不錯，後來又在《哲學研究》發表，並於1984年獲得第一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發展組
打倒“四人幫”后，理論界氣氛寬鬆起來，一些活躍的回城青年開始組織沙龍，辦討論會，探討經濟社會問題。回憶當年的活動，王小魯頗為興奮。“大家經歷差不多，都是插隊回來的。有時去公園討論，有時也去社科院經濟所。”
就在這樣的沙龍氣氛中，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組織——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誕生了。
農村經濟研究專家楊勛在其回憶錄中說，1980年秋，她與社科院農經所人民公社研究室的陳一咨，在副所長王耕今家聊天，發展組的藍圖就此描畫出來。他們提議由社科院農經所和北大經濟系聯合組織一批人去安徽農村實地調查。一批1977級和1978級的大學生參加了這次調查活動，這些人大多是中高級幹部子弟及知識分子子弟，以人民大學78級經濟系的居多，包括杜鷹、白南豐、周其仁、白若冰等；還有農經系的陳錫文，工經系的白南生、羅小朋等。這個圈子的核心人員還包括鄧英淘、王小強等人。多年後，不少人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他們從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那裡籌到兩萬元人民幣作為研究經費。1981年7月中旬，一個20多人的民間調查隊伍，浩浩蕩蕩開到安徽滁縣地區。8月底，他們帶著調查成果回到北京，為國慶節后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準備了一份系統全面的農村調查資料。
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后，中央發了關於農村改革的第一個1號文件，肯定了生產責任制，農村形勢開始好轉，安徽的責任田試驗被中央承認，鄧小平專門講話肯定了安徽鳳陽的包產到戶。當初被人攻擊在安徽支持包產到戶造成混亂的萬里也隨之出任國家農委主任。
發展組這個非正規組織，後來又參與了中央關於農村的幾個1號文件的制定，被認為是一支有實力的決策研究力量。直到1981年11月，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才在北大正式成立，在爭取到人事編製后，發展組成為社科院農村所的一個研究室。
儘管人事關係在社會科學雜誌社，王小魯在業餘時間也是發展組成員。和這個圈子的其他積極分子有所不同，他沒有過多介入政策制定。農村調查
農產品流通渠道是王小魯關注過的一個問題。1981年，農業經濟開始有所發展，但流通體制仍是統購統銷，壟斷性很強。四川當年柑桔大豐收。但當地政府規定，必須由供銷社統一收購，不許民間流通渠道插手。公路鐵路設卡，由帶槍的民兵值勤，禁止柑桔外運，結果柑桔大批腐爛。得知這個消息，王小魯與白若冰、陳一咨、孟繁華一起到柑桔主產區四川江津、儀隴等地調查。
王小魯還記得當時的一些情景：“開始農民不說真話。聊得投機了，才開始說真話”。一位農民端來一大碗紅糖水煮雞蛋，激動地說，“回去跟中央說，包產到戶政策千萬別改啊。”
後來，王小魯執筆寫出“四川柑桔流通問題”的調查報告，主張打破壟斷，放開農村流通渠道。文章挑戰了傳統流通體制。
1984年以後，發展組成員開始轉到其他機構，主要有兩個方向：隸屬於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和隸屬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1985年，體改所正式成立，王小魯去了這個機構，並成為《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雜誌的主編，1986年後擔任發展研究室主任。
由於在《未定稿》的編輯經歷，王小魯也加入了《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還參與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價格“雙軌制”改革歷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會議），作為會議論文的評議員。回憶起會議上火熱的爭論場景，他說自己扮演了價格改革的聽眾和支持者的角色。
今天
1989年2月，王小魯以訪問學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在8年多的海外留學中，王小魯曾於1993年回國，感慨良多。“1980年代進行改革，當時我們心裡都沒譜，不知道改革能不能順順噹噹的走通。1993年回國，發現這條路基本上走通了，市場經濟的方向明確了。”
在王小魯眼中，農村插隊和在澳大利亞的經歷，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異國他鄉，接受了正規的經濟學訓練，這個早熟的經濟學者吃力但頑強地彌補著過去的缺失，從英語、現代經濟學方法到國際視野，也許還有更堅韌平和的心態。
近幾年，在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研究過城市化的規模優化、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農產品的價格和收購體制、市場化程度、地區差距等問題。這些研究都對政府政策或理論界的思維產生過影響。當年發展組的朋友，有的從政，有的經商，而王小魯仍在做研究。“做這個得心應手，興趣在此”，他對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認識。
堅持獨立思考透視經濟真相
我與王小魯教授有一面之交，當時他是長安論壇的一次研討會主持人，我是聽眾，他並不認識我。但是，我對他有關國民收入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很感興趣。當我面對面採訪王小魯時發現，他依然保持著謙謙君子的儒雅風度，但談到他在過去的那些歲月中所參與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故事時，他的觀點非常鮮明，言語表達也很爽快。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他時而顯得很隨和，時而又表現得有些固執，他對自己所要堅持的東西很執著，讓人覺得他做學問很純粹。也許，這足以反映出一個學者最難能可貴的學術稟性。
親歷中國改革的幸運參與者
王小魯和同齡人一樣，初中沒上完就從北京 到山西插隊。要說和別人有些不一樣，那就是在勞動之餘苦讀苦寫。他說過：自己呆的那個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飯的人，糧食不夠吃。這時你就會思考，國家的經濟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他儘可能搜羅了一些當時能夠找到的書來讀，希望從書中找答案。他白天和農民在一起幹活，深入農民的生活，晚上讀書，冥思苦想，寫了很多讀書筆記。
後來，他到一家鋁廠當了一名工人，但讀書仍然是他的嗜好。他回到北京後進了工廠，1977年恢復高考的機會和王小魯擦肩而過，只因他已經就讀了廠辦的“721工人大學”，不讓再報考其他任何正規大學，從此失去了和別人一樣進入名牌大學的機會。
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的命運發生了意外變化。在工廠大學上學時，他寫的一篇文章被當時社科院內部刊物《未定稿》主編和同仁看上了，他們正在物色年輕的、有思想的研究人員。當時“文革”剛剛結束，正是人才青黃不接的時候。王小魯很快被破格調入此刊物，工作是當編輯，自己也寫文章。這是改變他人生軌跡的關鍵一步，說幸運還真的幸運，在中國沒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樣從工廠直接進到國家級的科研機構，接觸如此前沿的各種思想，文章接連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
《未定稿》之所以得名，是因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它在那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獨特位置。王小魯回憶當時有很多解放思想的文章，都在這裡相繼發表過。此刊物存在時間雖然很短影響卻很大。
正是從這裡開始，王小魯進入了高層政策的研究圈子。後來，他又進入新組建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做過《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雜誌主編。自1986年後，他擔任體改所發展研究室主任。他的研究範圍緊貼著中國改革路徑：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發展、沿海地區開放、深圳特區發展、國有企業改革等。他在介紹自己的經歷之後，加上了一句話“我研究的內容很雜”。
王小魯在改革初期擔任了當時很有知名度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成員，他還是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論文評議員，也是那些有見地的改革思路的堅定支持者。
1989年2月，他去澳大利亞做訪問學者，系統地攻讀了經濟學理論，並拿到了博士學位，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歸”，這為後來在國民經濟研究所主持項目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礎8年以後，他回國后感到由衷地高興，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改革真的已走出了一條市場化路子。
王小魯有幸參與過中國初期的改革，而後又接受過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系統訓練，這使他覺得“自己做研究得心應手”。這就是王小魯的人生經歷，也反映了莘莘學子對國家發展、社會和民生問題報以拳拳之心的博大胸懷。
學術獨立見解需要勇氣與智慧
講到回國做研究，王小魯對樊綱教授的邀請仍記憶猶新。在1990年代，他在日本訪問期間遇到樊綱，樊綱很熱情地對他發出邀請：你乾脆回國後到我研究所去做宏觀經濟研究吧！確實，王小魯早有回國準備，於是在1998年回到了國內，並進入國民經濟研究所至今。他“學以致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國經濟研究之中。
他將國際上最新的經濟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中國宏觀經濟以及中國經濟發展中諸多焦點問題。他做過的一些主要課題有：經濟增長問題、糧食問題、地區發展和地區差距問題、國有企業轉制和非國有企業發展問題、城市化問題、收入分配問題、農村貧困問題等等。國民經濟研究所創設了中國分省市場化指數，並每兩年出一本書，今年已經是第八個年頭了。
去年夏天是王小魯與媒體打交道最頻繁的一年，除了自己撰寫文章外，他還在網路媒體和網友交談一個話題：怎麼看待灰色收入。
“當時，為什麼要研究這樣一個話題？”王小魯與同仁在研究中發現，我國關於居民收入的統計數據是不完整的。根據2005年的統計顯示，我國城鎮居民最高收入10%這組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8萬多元，但按當時汽車擁有量、高檔住宅購買、居民銀行存款等指標來看，這個數據顯然是不真實的。王小魯正是從懷疑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的。他們發現，問題的關鍵是少數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
“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問題，收入問題說到底是個制度問題，現在人們都在說收入差距拉大，但是灰色收入卻沒有計入統計，數據失真是必然的。只不過大家沒有認真去深究。”王小魯很“固執己見”。學者發現問題，研究上有突破，很多時候是因對數據或真相生疑而有所建樹。王小魯對於收入數據的懷疑，刺激他進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們的真實收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他和同仁一道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進行調查和數據分析。他們調查的樣本遍及全國27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也覆蓋了一批中小城市和縣鎮。與此同時，他還依據家用汽車擁有量、商品住宅銷售量、出國旅遊人數、銀行存款分佈等數據分別對高收入居民的收入進行了推算，以對調查分析的結果進行多方面驗證。這些結果互相之間有比較高的一致性，以此來說明他們的估計結果是基本可信的。
儘管如此，他也一再說明，由於研究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和研究條件的限制，這項研究結果是初步的，還有待於深入研究來進一步驗證。根據他們的估算，居民收入中約有4.8萬億沒有包括在統計中。他稱之為“隱性收入”，並認為這是導致實際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之一。這項研究也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議論。
王小魯在一次講座上表示，隱性收入的大部分是灰色收入。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這五個渠道：公共資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金融腐敗、行政管理中的尋租行為和壟斷行業收入。他認為，造成這些問題不應該歸罪於市場化，而是因為制度存在漏洞，這說明一些方面的改革還沒有到位。因此，他不斷呼籲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王小魯並非只感興趣灰色收入，他除了一直關注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也對經濟發展問題、市場化問題等等做過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獨特的見解，有不少受到決策層的關注。
在中國做研究，有時候需要勇氣，有時候也需要智慧。在做研究時，或許王小魯是“二者兼有”。
深化改革才能推進中國經濟發展
我的採訪大大超出了預計時間，當時天色已經暗下來了。可是，我們才剛剛涉及到關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話題。
談到改革與發展，王小魯談興很濃。他說，“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市場化程度的確越來越高，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後，提升得更快。”
在說到改革推進了社會進步時，王小魯的研究經歷閃現了很多思想火花。在改革之初，他曾關注過農產品流通渠道問題，就有過一些突破性的建議。早在1981年，我國農村改革正逐步推開，許多地方開始搞“包產到戶”，農民種植的積極性剛剛萌發，可當時的流通體制依舊是“統購統銷”。那年正趕上四川柑桔大豐收，當地政府規定只准供銷社統一收購。當時地方政府還在公路和鐵路設卡，禁止私人收購柑桔外運，結果導致柑桔大批腐爛。得知這個消息，王小魯與幾位同事趕到柑桔主產區四川的江津、南充等地調查。
“四川柑桔流通問題”的調查報告出籠了，是由王小魯執筆寫成。在調查報告中，他們提出了要打破壟斷，放開農村的流通渠道，這一建議直接挑戰了當時的流通體制。
這些年來，王小魯還一直在研究中國市場化問題，他們創設的中國市場化指數，看似技術性很強，其實從研究課題的內容不難看出，其中包含了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強烈關切。
他在很多場合都表露過，“雖然我們的結論是市場化程度在提升，但我還是認為，中國經濟中很多制度問題、機制問題，包括收入差距問題，在市場化過程中是難以自發得到解決的。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最後，他用堅定的語氣表達“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只有依靠改革，堅持不懈的改革才能得以解決。（倪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