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彪

司馬彪是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過繼給晉宣帝司馬懿之弟司馬敏。年少時勤奮好學，孜孜不倦，但輕薄好色，常遭到司馬睦的責備，因此不得做繼承人，雖然名義上是過繼於人，實際上是廢除他的繼承權。司馬彪也因此不問人情世故，而致力於學業，所以能夠博覽群書，完成著書立說的大事。

最初拜官騎都尉。泰始年間（265年―274年），擔任秘書郎，后改任丞史。註釋《莊子》，撰寫《九州春秋》。司馬彪認為“先王設立史官記述時事，闡明善惡規勸誘導，統攝教化世人的要領。因此，《春秋》雜亂無章，孔子加以整理；《關睢》殘缺不全，師摯進行修補。難道先哲們喜歡麻煩？是因為不得已而已。東漢中興，終止於建安，忠臣義士功德昭著，而當時缺乏優秀史官，記述繁瑣雜亂，譙周雖然做了刪改修整，但仍不完善，自漢安帝、順帝以後，多有殘缺遺漏之處。”於是司馬彪研究百家史書，參照世俗傳聞，上自東漢光武帝劉秀，下至漢獻帝劉協，共二百年，十二代王朝，前後貫通，廣泛彙集諸多史事，作紀、志、傳共八十篇，定名為《續漢書》。泰始初年（265年），晉武帝司馬炎到南郊舉行祭祀大典，司馬彪上書議定其事。后拜官散騎侍郎。晉惠帝末年（306年），司馬彪去世，時年六十餘歲。

當初，譙周認為司馬遷《史記》記述秦朝、周朝以前的事，有時採錄世俗傳說和百家之言，不專一依據正統經史，因此作《古史考》二十五篇，都依據舊時典籍，用來糾正司馬遷的錯誤。司馬彪認為譙周所著不夠完善，列出《古史考》中一百二十二件史事，認為不妥，大多依據《汲冢紀年》中的說法，也流行於世。

司馬彪鑒於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續漢書》的八志有《律曆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輿服志》是新創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八志中這三個志的價值更突出一些。遺憾的是，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關係都相當大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續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另有《莊子注》21卷，《兵記》20卷，文集4卷。均佚。今僅於《文選》中存《贈山濤》《雜詩》等。在司馬彪之前，曾有東漢官修的紀傳體東漢史《東觀漢記》；在司馬彪之後，有華嶠等撰《漢后書》。至南朝劉宋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繁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書能集眾家之長，故後來居上。范曄以罪入獄，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為范書作注，乃取《續漢書志》加以註釋，分為30卷，以補范書之缺。范曄《後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校的《後漢書》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漢書》志。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孫上疏：

《九州春秋》，兩《唐志》作九卷，《隋志》作十卷，記述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亂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儀輯本和清黃奭輯本，黃氏輯本收入《漢學堂叢書》“子史鉤沉”，比陶本完整。《說郛》宛委山堂本僅六節，而商務印書館本更少，僅一節。今從黃本點校。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慾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

仁宗命馬龜符、孫等人校勘，於“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後漢志》三十卷頒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補入范曄《後漢書》，於“天聖二年送本監鏤板” （《崇儒》四之六）。司馬彪的八志遂成為范曄《後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續漢書志》特點

《續漢書志》有其自己鮮明的特點。

特點一

其一，放續前志，以備一家，頗有“輟集”之功。如把司馬彪的八志同漢志相比較，其禮儀、律歷、天文、祭祀、五行、郡國六志幾沿《漢書》舊章，只是志名稍異，“郊祀”改曰“祭祀”，“地理”改為“郡國”，而“百官”蓋緣《漢書·百官公卿表》。輿服一志漢志缺記，而彪志則缺乏溝洫、食貨、刑法、藝文四志。司馬彪不僅繼承漢志，所撰東漢一朝史實也多有所本，對此他本人也不諱言。如《五行志》，他參閱了應劭、董巴、譙周關於建武以來災異的撰述，“合而論之，以續前志。”《律曆志》則參閱了蔡邕、劉洪補續的律曆志，“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律曆志論》）蔡邕是東漢著名史學家，曾與張華、劉洪等共續漢志，著《漢記十意》，“意”就是“志”。這十意，有的是他準備刪定或接續的，大概就是律歷、禮、樂、郊祀、天文諸意，有的是“前者所無臣欲著者”，大概系指車服、朝會諸意。可見，《漢志》原有的志目，如食貨、藝文諸志，蔡邕十意亦缺。由此可知司馬彪的八志大體皆有所本，蔡邕等沒有積累好現成材料，司馬彪也就不曾另撰了。所以，司馬彪放續前志，以備一家，頗有“輟集”之功，較之《史記》八書和《漢書》十志，因襲有餘而創造不足，這是他趕不上馬、班之處。

特點二

其二，撰述思想明確，處處體現史學“教世”之旨。司馬彪說：“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晉書》本傳）“教世”是司馬彪史學思想的核心。《續漢書志》把對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合起來，充分關注史學勸善懲惡和教世的社會功能，這是對孔子史學經世思想的發展。其教世思想具體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一是通變化，以觀古今損益之義。彪志處處貫徹了通古今之變的精神，考察各種制度的沿革變遷，其意義乃在於使“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以之作為現實政治的重要依據和主要參照。二是重禮儀，以維護現行社會秩序。司馬彪強調君威、臣儀，要求維護“尊尊貴貴”、“上下有序”的等級秩序。他認為，君無君威，臣亡臣儀，必然釀成“上替下陵”的大亂，使群生受其殃。論者認為，這種見解適應正在形成的門閥制度的需要，遵循禮法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我認為，司馬彪撰書正值西晉八王之亂，政亂朝危，生民塗炭，司馬彪要求順禮，實際上是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三是務節約，以呼喚質誠世風。司馬彪評論古今制度沿革時，總是直率地發表己見。比如，他批評漢武帝廣設官職，造成“民用匱乏”；推崇光武帝“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使得四海從風，中國安樂。批評秦皇、漢武大搞封禪，違背“天道質誠，約而不費”的精神，認為帝王顯名後世，不在於“封”，“實在其德加於民”。這褒貶之間，乃寄託其沮勸之意，教世之旨，它既是對西晉統治集團奢侈生活的批判，也是對一種優良世風的呼喚。

房玄齡等《晉書》：①“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②“紹統戚籓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③“彪溥勵節，摛辭綜理。”

《晉書·卷八十二·列傳第五十二》

祖父：司馬進，晉宣帝司馬懿六弟，官至中郎。

父親：司馬睦，封高陽王。

弟弟：司馬蔚，封高陽王世子，早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