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漢書

《續漢書》的“紀”所載乃東漢諸帝史事，體例上較前史沒有什麼變化；“傳”則記載了后妃、王侯、名臣、黨錮、酷吏、宦官、儒林、文苑、獨行、逸民等社會各層面人物及西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的活動。傳目設置較為全面，這反映出了司馬彪對東漢社會生活給予全面關照的超人史識。而這一較全面的傳目的設置，對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應該說產生了較為直接和有益的影響。

《續漢書》原文志8卷，今傳本分為30卷

律曆志 3卷

禮儀志 3卷

祭祀志 3卷

天文志3卷

五行志 6卷

郡國志 5卷

百官志 5卷

輿服志 2卷

（除天文志的下卷和五行志的第四卷以外，剩餘二十八卷志均有劉昭的注。）

據《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注、《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和《初學記》卷二四注所引兩條“司馬彪《序傳》曰”可知，司馬彪撰《續漢書》亦受了班馬的影響，在《續漢書》中設有《序傳》，記述司馬彪的家世、撰著《續漢書》動因的內容等內容。

根據劉知幾的評論可知，至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劉知幾著成《史通》時《續漢書》仍存於世。

大約由於章懷太子李賢所注《後漢書》的逐漸盛行及後世的戰亂之劫，該書便開始不復為世人所重並有所散佚。至宋淳化年間，已把司馬彪《續漢書》、張璠《後漢紀》列入了遺佚書之列。而至宋仁宗景佑元年，余靖奉詔校正《後漢書》，敘其原委，則僅能羅列出司馬彪、薛瑩、華嶠等書卷數之多寡，已無法取證參校，判定異同。所以說，司馬彪《續漢書》最遲於北宋時便佚而不全了。

所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類書及《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文選注》、《水經注》、《後漢書注》等書保存了《續漢書》較多的紀、傳部分內容；而志則由於南朝梁劉昭為補范曄《後漢書》志之缺而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清代輯佚風氣濃厚，姚之姻、章宗源、黃奭、汪文台、王仁俊等人又進行了大量的輯佚工作；今人周天游所著《八家後漢書輯注》一書，對清人所輯司馬彪《續漢書》等八家東漢史予以整理、校注，據此便可見該書之大概。

范曄著書時也曾經參考過。今傳本《後漢書》中的30卷志即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志。因為范曄的書沒有寫完范曄就遇害，所以後人就將司馬彪的志拿來補到范書中。

司馬彪廣泛參考了《東觀漢記》及各種相關檔案、文獻，使《續漢書》史料豐富詳實，從而使該書不僅成為范曄撰《後漢書》的參考之一，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范書、《東觀漢記》及《後漢紀》等書記載的簡、缺、誤等。

正是由於司馬彪撰著《續漢書》取材廣泛，記載豐富、詳實，所以該書成為范曄撰《後漢書》的主要參考之一，在比較諸書同一記載時，范曄往往舍其他而取《續漢書》。如上文所舉肥親之例，范曄便採用了《續漢書》的“矍然而起”，而舍《東觀漢記》之“嘿然有頃”。

另外，《續漢書》的詳實記載亦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東觀漢記》、范曄《後漢書》、袁宏《後漢紀》所載史事晦而不詳或記載失誤的不足。

南朝梁劉勰稱讚說，在諸家東漢史中，袁山松、張瑩之作偏駁不倫，薛瑩、謝沈之作則疏謬少信，唯司馬彪書記事“詳實”，與華嶠《後漢書》當稱諸書之冠。

劉知幾則對司馬彪著史之“術”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稱“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並認為其《五行志》記載“大多較實”、“精審”。

唐太宗還專門作有詠《續漢志》之詞云：“前史談妙詞，后昆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缺與洪志。川穀猶舊途，郡國開新意。”

而范曄在撰《後漢書》參考眾書時，對司馬彪《續漢書》則多有取用，這也反映出范曄對該書的肯定態度。

司馬彪（?-約306），西晉史學家，字紹統，河內溫縣人。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曾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從小好學，然而好色薄行，不得為嗣。司馬彪因此閉門讀書，博覽群籍。初官拜騎都尉，泰始中任秘書郎，轉丞。司馬彪鑒於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