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獨健

翁獨健（1906—1986）原名翁賢華，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906年11月28日）出生在福清三山鎮坑邊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

他少時家境貧寒，3歲時又患了小兒麻痹症，行走困難，主要靠二姐丹秋，背著他走。民國2年（1913年）進入小學，雖然天資聰穎，但過分貪玩，所以成績平平。其母是一位勤勞、賢良、明事理的農村婦女，經常對他教育開導。他牢記慈母諄諄教誨，刻苦自勵，奮發向上，此後，學業成績節節上升。小學畢業名列榜首，並以各科全優的成績先後就讀於福清融美中學和福州英華中學。中學畢業后，這個家貧、志堅、身殘、學優的青年，為了擺脫困境，實現繼續求學深造的夙願，經友人介紹，前去北京同鄉邵循正的兄弟家中擔任家庭教師，並省吃儉用，積攢學費。民國17年（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並改名翁獨健。

初進燕京大學就讀時，沒有獎學金。他一方面勤奮學習，另一方面擠時間去幹些擦黑板、掃地、倒痰盂等雜活，維持清苦的生活。從第二年起，即以優等的成績獲得了獎學金，他才得以念完大學。在燕大讀書時，為歷史學家鄧之誠、洪業、陳垣等所賞識。受洪業老師的指導，被破格吸收參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編纂工作。在洪業、陳垣等老師的影響下，他決定從事蒙元史的研究。民國21年（1932年），他撰寫《元田制考》學士論文，獲得文學士學位，進入研究院進修深造。民國24年（1935年），他撰寫《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畢業論文，獲得碩士學位。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后，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蒙元史。

由於學習成績年年優等，所以年年獲得較高的獎學金。但依然過著清苦的生活，並且由指導老師介紹他教漢文，積攢一筆資金，進住美國波士頓一家專治小兒麻痹症醫院，雖無法根治，但行走較前方便。民國27年（1938年），他用英文撰寫了近10萬字的《愛薛傳研究》論文，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赴法國，入巴黎大學和東方語言學院進修深造，受業於漢學家保爾·伯希和。

民國28年（1939年），抗日戰爭硝煙瀰漫中華大地。他滿懷報國的赤子之心，不畏艱險，攜同夫人鄺平章從馬賽港登舟回國。同年10月在國立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教。翌年9月，在北平中國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他除了教學外，同時開展對蒙元史的研究。同年發表《新元史·蒙元幾史記愛薛傳訂誤》。民國30年（1941年）發表《斡脫雜考》。民國35年（1946年）發表《元典章譯語集解》。民國37年（1948年）發表《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翁獨健在燕京大學任教時，為人正直，追求進步。民國31年（1942年）后，就與中國共產黨北平地方黨組織有著聯繫，他冒著風險保護地下黨和進步學生。在北平解放前夕，學校地下黨組織為著防止國民黨破壞，組織護校指揮部，他擔任總指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翁獨健曾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六屆委員，歷任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族研究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族研究團體聯合會顧問，中國社會讚賞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1956-1966）、研究部主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理事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亞文化研究國際協會副主席等職務。

早年專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與已故的韓儒林、邵循正兩位先生各以開創性成就，把我國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階段。他在1940年代發表的《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斡脫雜考》、《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元典章譯語集釋》等論著，史料翔實，論述精闢，文字凝鍊，均為蒙古史開創性研究，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他從1940年9月至1952年在燕京大學歷任講師、教授、教務長、代校長等職。共和國成立后，翁獨健榮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兼市教育局局長，並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他曾去烏蘭巴托為中蘇蒙合作共同研究蒙古史進行了有益的磋商。1956年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同年，全國人大民委組織少數民族歷史調查組，獨健任內蒙東北調查組組長，親自撰寫《蒙古族簡史》的部分章節，並審定全書。還作為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參加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發展規劃的討論和制定。發表《關於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研究的情況和問題》。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長，組織並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蘇聯歷史綱要》中有關蒙古部分（改題為《蒙古統治時期的俄國史略》）的翻譯出版，並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元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他同吳晗、翦伯贊等發起成立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他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還受聘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辭海》民族分冊編委，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有關民族部分的組織領導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他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表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戰士的錚錚鐵骨。為此，他被趕到“五·七幹校”打掃廁所。1971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參加主持二十四史的《元史》標點、校勘工作。他查閱了200多種有關的史書，勘出書中訛誤千餘處，使中華書局出版的《元史》標點本，成為我國目前最好的版本。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復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的職務，併兼任社會歷史研究室主任。歷任全國政協三、四、五、六屆委員。1978年他主持召開民族歷史科學座談會，初擬《1979年至1985年民族歷史研究規劃》。第二年又在全國民族研究工作規劃會議上，就全國民族史研究項目，提出了十個方面的建議，為民族史研究工作勾畫一幅可行的藍圖。

197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自己的夙願。同年去法國巴黎參加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際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會議，並任副主席。他十分重視運用語言工具，能應用蒙古、波斯、英、法、德、俄、日等十餘種語言文字，進行科研和學術交流。他還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族研究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在他的發起、支持和推動之下，在呼和浩特召開的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上，被推選為理事長。1980年他參加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元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提出了《對今後元史研究的幾點希望和建議》，受到與會者的關注。1980年1月，他主持籌備成立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事宜，8月在承德召開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會。1983年中國民族史學會成立並任理事長。同年，任元史研究會名譽會長。

他是出色的民族史研究人員和組織者。1979年翁獨健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於他的推動，我國的民族史研究工作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許多著作紛紛問世。他校訂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他主持翻譯出版符拉基米爾佐夫的《蒙古社會制度史》、拉施特的《史集》，並組織《馬可波羅行記》的漢譯以及《全元詩》的編輯工作。他擔任《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編委、民族史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分冊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編委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做了大量的學術研究和組織工作。

1981年5月，他主持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並主編出版《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論文集。同年8月，前往烏魯木齊主持中國蒙古學會國際學術討論會。1981年9月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及哈佛大學等進行為期六周的講學和學術交流。他還於1982年4月赴蘇聯塔吉克共和國首府杜尚別參加國際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理事會及學術討論會。他親自培養出一批批碩士、博士研究生，不少人嶄露頭角，成為史壇新秀。

1982年他主持編寫《蒙古族簡史》，並主編國家“六五”計劃中重點科學研究項目《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一書。他不顧年高體弱，投入緊張的學術活動。1984年他主持《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編寫組會議，並發表了《論中國民族史》。同年7月冒著盛夏酷暑到北京師範學院參加元代戲曲研究會的結業儀式，堅持站著把500多份結業證書分發給各個學員。8月，前往呼和浩特參加《蒙古族簡史》審書會議。在會議間隙抽兩天時間乘汽車前往包頭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會議。回到北京以後，11月又參加《藏族簡史》審書會。接著主持在北京召開的民族史學會工作會議。12月前往廣州參加中國古代民族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在會上講了《再談民族關係史研究中心的幾個問題》。終因積勞成疾，才住進了醫院。

1985年他重病在身，仍堅持會見全國各地民族史研究工作者。病情稍有好轉，他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會議。緊接著又主持由他培養的博士研究生的答辯會。1986年5月，在病榻上，他深知自己在世時日不多，因而搶時間做工作，抱病召集《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編寫組人員開會，並約見《蒙古族簡史》和《中國民族史綱要》編寫組的同志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他是我國民族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經領導批准，正在籌備為他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50周年的慶祝活動，並著手編輯《中國民族史研究集》為其賀慶之際，不幸心臟病猝發，搶救無效，1986年5月28日，一代名學者翁獨健終於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