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危機

內戰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1944年—1945年），控制希臘大部分領土的左翼抵抗力量對抗回到祖國的希臘流亡政府，這一流亡政府戰爭期間在英國的支持下成立於開羅。在第二階段（1946年—1949年），經過不公正選舉上台的右翼政府繼續和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作戰。內戰給希臘留下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分裂，這一局面直至20世紀70年代才結束。

背景：1941-1944

內戰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41年到1944年納粹德國（及其盟國義大利和保加利亞）佔領希臘期間。國王喬治二世和他的內閣成員逃到了埃及，並且在那裡成立了一個得到盟軍承認的流亡政府。但是，由於在戰前的1936年到1941年，希臘由軍事獨裁者伊奧安尼斯·邁塔克薩斯將軍統治，因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一開始就受到懷疑。1935年，國王喬治二世自己就是在一次有爭議的全民公決后結束流亡生活回到王座上的。流亡政府和國內的聯繫中斷了，不過，它本來在希臘就幾乎沒有人支持。

德國在雅典扶持了一個傀儡政權，但這一政權的支持率過低，尤其在因德國的經濟剝削而導致的希臘通貨膨脹、物資短缺和飢荒后，它就徹底失去了民心。許多前政府官員參加了傀儡政權。戰爭期間，這一政府控制著由德國人武裝起來的軍隊。

許多抵抗力量填補了這一權力真空，他們在德軍佔領幾個月後便開始行動了。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民族解放陣線”（拉丁化希臘文寫作Ethniko Apeleftherotiko Metopo，即EAM），成立於1941年9月。“民解陣”及其武裝力量，“希臘民族解放軍”（Ethnikos Laikos Apeleftherotikos Stratos，ELAS），皆由希臘共產黨（KKE）建立。希共當時的代理領導人是喬治·西安托斯（領導人尼古拉斯·扎希阿里阿迪斯在德國人的監獄里）。響應蘇聯的號召，希共成立了一個廣泛的反法西斯聯合陣線，這使“民解陣”成功地獲得了許多非共產黨人士的支持。他很快擴大為一個連希共也不能完全控制的組織。

“民解陣”和“解放軍”受到兩支小規模抵抗力量的敵視：由前陸軍軍官拿破崙·澤爾瓦斯上校領導的“希臘全國民主同盟”（Ellinikos Dimokratikos Ethnikos Syndesmos，EDES）和由季米特里奧斯·普薩羅斯上校領導的“民主與社會解放”（Ethniki Kai Koinoniki Apeleftherosis，EKKA）。“民盟”由自由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組成。“民社解”由反共分子組成。

希臘是一個很適合打游擊戰的國家。到1943年為止，德軍及其傀儡政權僅僅控制了主要城鎮和交通要道，廣大的山區都在抵抗力量的手中。當時，“解放軍”大約有20000名武裝人員，有效地控制著包括伯羅奔尼撒半島、克里特島、塞薩利和馬其頓在內的一大片地區。“民盟”大約有5000人，幾乎全部在伊庇魯斯。“民社解”大約只有1000人。他們依靠戰利品來裝備自己，也有一些英國的援助。然而，1943年義大利人撤退的時候，“民社解”繳獲了不少義大利衛戍部隊的武器。

也有一些右翼軍事組織，例如“X”(“Khi”)等，他們聲稱也是抵抗力量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由德國人武裝。“民解陣”非但打擊傀儡政權，也與這些人作戰。由於“民盟”相信盟軍會通過希臘解放南歐，並想在德軍撤離后統治希臘，因此“民解陣”譴責“民盟”通敵賣國，妄圖竊取抵抗力量的勝利果實。這一形勢導致了“解放軍”、“民盟”和德軍的三角衝突。在英國人和希臘開羅政府對“民盟”的支持下，這些衝突演變為內戰。

1943年10月，“解放軍”對它的敵人，尤其是“民盟”發動了進攻。席捲希臘各地的內戰持續到1944年2月，在英國人的調停下，雙方才停火（《布拉卡協議》）。

1944年3月，控制了全國大部分領土的“民解陣”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Politiki Epitropi Ethnikis Apelevtheroseos，PEEA）。這個民主政府和雅典傀儡政府、開羅流亡政府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它的目標是“為了民族的徹底解放，為了國家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為了消滅國內的法西斯與武裝反動派...加大對佔領者的打擊力度。”“民委會”的首任主席是“民社解”軍事領導人埃夫里皮澤斯·瓦基爾齊斯。後來，亞歷山大·斯沃洛斯取代了他，瓦基爾齊斯變成了副主席。

“民委會”成立的目的之一是吸引流亡海外的希臘人的支持。

1944年4月，埃及希臘流亡政府的武裝力量發動起義，要求按照“民委會”的原則成立民族團結政府。起義被英軍鎮壓。這一插曲使流亡政府失去了自己的武裝和信譽。稍後，通過對軍官的政治審查，開羅政府又重新成立了可靠的反法西斯武裝力量。

1944年5月，各黨派代表彙集黎巴嫩，力圖打成一個成立民族團結政府的協議。儘管“民解陣”譴責其它希臘政治勢力通敵，但由於蘇聯代表指示希共避免損害同盟國之間的團結，黎巴嫩大會的預期目的還是達到了。

希臘在納粹佔領期間的鬥爭是艱苦的，抵抗運動各派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微妙。各派互相懷疑對方燒村莊、殺平民和通敵。像“X”那樣的通敵叛國派別故意使用恐怖主義的鬥爭策略。而“解放軍”戰士們過分熱衷於地方鬥爭，忽視了與其它派別和其它國家合作的官方策略。擊斃“民社解”領導人季米特里奧斯·普薩羅斯是“解放軍”最有爭議的決定之一，儘管事後普薩羅斯的一些下屬的確被證明私通德軍。

對峙： 1944

到1944年後期，隨著蘇聯紅軍突破德軍防線，深入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領土，德軍從希臘撤退已成定局。此時，由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喬治·帕潘德里歐領導的流亡政府轉移到了義大利卡塞塔，為解放希臘作準備。根據1944年9月達成的《卡塞塔協議》，希臘所有的抵抗力量派別都由英國軍官羅納德·斯科維將軍統一指揮。

10月，英軍登陸希臘。由於德軍幾乎已經全部撤離，因此英軍沒有受到什麼抵抗。儘管此時“解放軍”擁有50000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而且他們的裝備全部來自德軍匆忙撤離時留下的，但英軍在人數上還是大大超過了“解放軍”。10月13日，英軍進駐雅典，帕潘德里歐和他的內閣成員緊隨其後。國王留在了開羅，因為帕潘德里歐向國民承諾要通過全民公決來確定未來的希臘是否保留君主政體。

當時的“解放軍”要想控制全國簡直是輕而易舉。但他們沒有這麼做。因為希共領導層接到了蘇聯的指示，要他們別輕舉妄動，否則會破壞同盟國的團結，威脅斯大林戰後控制德國的戰略目標。斯大林其實已經和溫斯頓·丘吉爾達成了協議，戰後希臘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希共領導層對此心知肚明，但“解放軍”戰士和普通黨員卻並不知情。這就是日後“民解陣”和“解放軍”之間矛盾的來源。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希共領導層試圖避免和帕潘德里歐政府陷入僵局。儘管希共領導人安德烈亞斯·齊馬斯、阿雷斯·維盧基奧蒂斯等人不信任英國人，但大部分“解放軍”戰士還是把英國人看成解放者。齊馬斯反對“解放軍”同英國人合作，他本人更願意同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約瑟夫·布魯茲·鐵托保持聯繫。

要求各派抵抗組織解除武裝是帕潘德里歐政府與它的“民解陣”成員之間產生摩擦的原因。在英國大使雷金納德·利珀的建議下，帕潘德里歐政府要求所有的武裝派別放下武器，並組建統一由政府指揮的國民警備隊。“民解陣”相信這會使“解放軍”無法抵抗右翼民兵組織的進攻，因此向帕潘德里歐提交了一份修正案，但被拒絕。“民解陣”隨即向政府妥協。12月1日，斯科維下令解散“解放軍”。“解放軍”的存在是希共最大的軍事優勢，希共領袖西安托斯決定拒絕執行要求“解放軍”解散的命令。

鐵托的影響力在“解放軍”拒絕解除武裝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同尋常的角色。鐵托表面上忠於斯大林，但背地裡卻依靠自己的武裝積蓄著力量，並且他相信希臘人也會這麼做。然而，他的這一影響力在兩個月前還無法阻止“民解陣”領導層同意斯科維指揮“解放軍”。

12月3日，“民解陣”在雅典市中心的憲法廣場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在示威過程中，警察向遊行群眾開了槍。以此為導火索，以“解放軍”為一方，希臘政府軍和英軍為另一方的全面戰鬥正式打響，大炮和戰鬥機都出現在了戰場上。12月4日，帕潘德里歐準備辭職，但是，英國大使強迫他留下。到12月12日，“解放軍”控制了雅典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比雷埃夫斯。大批駐防義大利的英軍第4師官兵前來增援。戰鬥中，過去那些與納粹合作的賣國賊站在了政府軍和英軍一邊，和“解放軍”士兵展開了大規模廝殺。

隨著時間的推移，英軍逐漸佔了上風。但令人好奇的是，希臘其它地區的“解放軍”沒有向政府軍或英軍發動進攻。這顯然說明“解放軍”本來沒有挑起內戰的打算，戰鬥爆發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戰士們的義憤填膺。

當英軍與抗德游擊隊之間爆發衝突的時候，戰爭尚未結束。這給丘吉爾的聯合政府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同時也遭來了英國民眾、美國輿論和英國國會下院的抗議。為了表示自己維護和平的誠意，丘吉爾於12月24日親自抵達雅典，召集衝突雙方商討停火協議。蘇聯代表也應邀出席會議。但英國方面認為“民解陣”/“解放軍”的要求太過分，所以丘吉爾的努力失敗了。

1945年1月5日，“解放軍”被迫撤出雅典。由於丘吉爾的干涉，帕潘德里歐辭職了，取而代之的是堅定的反共分子尼古勞斯·普拉斯提拉斯將軍。

1945年1月15日，斯科維同意停火，條件是“解放軍”從佩特雷和薩洛尼卡撤軍，並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解散。這是一次嚴重的失敗，但“解放軍”沒有解散，依然存在著。希共倒因此獲得了重新考慮戰略的機會。

希共1945年的失敗主要是政治上的。衝突雙方的恐怖主義行為使政治解決變得更為困難。希共追殺“賣國賊”的擴大化連累了無辜的人。在希共控制雅典期間，由於他們以各種政治理由總共處決了8000人而因此到處樹敵。當他們撤離時，又帶走了20000名人質。雅典之戰後，希共的支持者急劇下降。這一切都導致了“民解陣”的一些卓越非共產黨人士的離開。另一方面，極右翼團伙的恐怖活動也同樣肆無忌憚。希臘人民忍受了四年殘酷的戰亂，現在他們希望和平與重建，而不是內戰。

間隙：1945-1946

1945年2月，在盟軍的一致支持下，希臘各黨派簽署了《瓦爾齊薩協議》。該協議規定“解放軍”及其它一切准軍事組織必須解散，赦免先前所有的政治犯，就是否保留君主制舉行全民公決，並立即開始大選等。希共保持合法地位。它的領袖尼古拉斯·扎希阿里阿迪斯於1945年4月從德國回到希臘。他說希共的當前目標是通過和平的手段實現“人民民主”。

《瓦爾齊薩協議》使希共在政治上的失敗轉變為軍事上的失敗。“解放軍”將停止存在。但與此同時，政府軍和極右翼分子卻可以肆無忌憚地繼續著他們對前“民解陣”成員的戰爭。特赦令並不公正，因為許多在德國佔領時期的抵抗行為被看作戰爭犯罪，得不到赦免。結果，許多老游擊隊員都把他們的武器藏在了山裡，有5000人撤到了南斯拉夫，然而，希共領導層並不鼓勵他們這麼做。維盧基奧蒂斯被政府派來的特工暗殺后，希共甚至因為他曾號召老游擊隊員開始第二次鬥爭而宣布與他斷絕關係：

隨著蘇聯與西方盟國關係的惡化、冷戰的開始和全球共產主義武裝力量的活躍，希共很快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儘管斯大林依然沒有恢復對希臘武裝鬥爭的支持，但希共領導層“經過對國內局勢、巴爾幹和國際形勢的周密分析后”於1946年2月決定“對君主獨裁法西斯政權展開新一輪的武裝鬥爭”。希共抵制了1946年3月的大選。這導致君主主義的“聯合愛國黨”（Inomeni Parataxis Ethnikofronon）獲勝。由康斯坦丁諾斯·查達里斯領導的“人民黨”（LK）是這個君主主義政黨的主要成員，查達里斯理所當然地就任總理。在9月的全民公決中，保皇派以微弱的多數獲勝，但希共認為這一結果存在爭議。當月，國王喬治二世返回雅典。

內戰：1946-1949

隨著“解放軍”老戰士逐漸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邊境山區向希臘滲透，戰鬥終於在1946年3月重新打響。他們現在在“解放軍”老戰士馬科斯·瓦菲阿迪斯（著名的“馬科斯將軍”）的指揮下組建了“希臘民主軍”（Dimokratikos Stratos Elladas, DSE），瓦菲阿迪斯的指揮所設在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政權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的，不是蘇聯的傀儡。他們都支持希共的戰士，但蘇聯卻舉棋不定。對抗英國扶持的希臘政府不是斯大林全球戰略的一部分，因此蘇聯幾乎沒有直接援助希共的武裝鬥爭。

到1946年為止，“民主軍”已經在希臘各地部署了10000名游擊隊員。他們大都在北部山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裡反而是全國最保守的地區，希共在當地實行恐怖統治，他們更樂意藉助軍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決定一切。與此同時，希臘政府則控制了大部分具有左翼傳統的地區——雅典、比雷埃夫斯和愛琴海群島。

希臘政府軍現在大約有90000人，並且開始逐漸地專業化。重新武裝和訓練政府軍士兵的任務由英國人來完成。但是，從1944年到1947年，英國人已經在希臘身上花費了8千5百萬英鎊，他們不能再承受這個負擔了。亨利·S·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將著手支持希臘和土耳其政府鎮壓本國的共產黨暴動。這便開始了希臘與美國漫長而曲折的關係史。從此，美國大使為希臘國王出謀劃策幾十年，包括國王與英國首相的會面都是美國大使的主意。

戰火在1947年愈演愈烈。“民主軍”在北部伊庇魯斯、塞薩利和馬其頓一帶向城鎮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隨後政府又展開了大規模反攻。“民主軍”在山區和北部邊界的安全地帶打游擊，行蹤不定。政府軍時常被突如其來的流彈搞得暈頭轉向，無法組織起有效的進攻。因此，即便有美國的援助，政府軍的士氣也一直很低落。

1947年2月，希共領導層不顧瓦菲阿迪斯的反對，決定把這種游擊戰術提升為全面的正規戰。12月，希共宣布成立臨時民主政府，瓦菲阿迪斯任總理。這導致雅典政府宣布希共為非法政黨，並查禁了希共的出版社。沒有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承認希共的政府。這一新戰略迫使“民主軍”不得不以高昂的代價奪取一個主要城鎮來作為新政府的所在地。1947年12月，1200名“民主軍”戰士在科尼察攻城戰中犧牲。然而，新戰略也迫使政府擴軍。在希臘政府控制的大城市，希共黨員和同情者紛紛被捕，並被關押在馬克羅尼索斯島上。

歷經了諸如科尼察戰役的挫折后，“民主軍”在1948年達到了巔峰狀態，把戰線一直推進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和距雅典20公里的阿提卡附近。它有20000名戰士、無數同情者和遍布各村各鎮的地下黨員。“民主軍”攻擊和燒毀村莊的策略給它帶來了很多敵人，但也給政府製造了難民問題，分散了政府軍的兵力，減輕了解放區的負擔。另一方面，政府在把難民安置到控制區的同時，也及時派軍隊進駐那些被燒毀的村莊遺址，避免它們落入“民主軍”之手。

美國的資金、軍事顧問和武器裝備在不斷地流入這個國家，在美國人的指導下，一系列大規模攻勢在希臘中部山區展開。儘管這些攻勢並沒有全部達到預期目的，但它們還是給“民主軍”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政府軍的士氣上升了，相應的，很多“民主軍”士兵，尤其是那些強迫參軍的“民主軍”士兵的士氣低落了。

結局：1949

對希共和“民主軍”的致命打擊來自政治上，而非軍事上。6月，蘇聯及其衛星國和南斯拉夫總理鐵托的關係惡化了，而後者從1944年開始就一直是希共最主要的支持者。這樣，希共不得不做出選擇，究竟是繼續服從斯大林，還是維持與最親密、最重要的盟友的關係。內部分歧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包括扎希阿里阿迪斯在內的大部分希共領導人選擇了斯大林。1949年1月，瓦菲阿迪斯由於認同“鐵托主義”而被撤銷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切職務，取而代之的是扎希阿里阿迪斯。

忍耐了一年的侮辱后，鐵托於1949年7月關閉了南斯拉夫對“民主軍”全面開放的邊界，並把南斯拉夫的“民主軍”官兵全部驅逐出境。雖然“民主軍”仍然可以在阿爾巴尼亞活動，但那裡的條件太差了。與鐵托的決裂也迫使希共不得不在內部肅清“鐵托主義分子”，這造成了“民主軍”的軍紀渙散和士氣低落，也使希共失去了很多城市居民的支持。

與此同時，政府軍終於找到了一位出色的軍事指揮官——亞歷山大·帕帕戈斯將軍。1949年8月他在希臘北部向“民主軍”發動了一場代號為“火炬行動”的攻勢。“民主軍”已無力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陣地戰，到9月，大部分“民主軍”士兵都已投降或逃往阿爾巴尼亞。9月，可能是獲得了蘇聯的默許，阿爾巴尼亞政府告訴希共，他們不能再利用阿爾巴尼亞領土展開軍事行動了。10月16日，扎希阿里阿迪斯宣布“臨時停火以保全整個希臘不被徹底毀滅”。這標誌著希臘內戰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在美國，希臘內戰的結束被看成反蘇冷戰的一次勝利。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從未積極地幫助過希共奪取希臘全國政權，甚至在至關重要的1944年末，當希共控制了全國大部分領土時，蘇聯還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要求希共就此收手。真正長期支持並援助希共的是鐵托，因此一旦他們之間出現裂縫，就標誌著希共奪權的努力前功盡棄。

內戰把希臘變成了一片廢墟，經濟狀況甚至比1945年還糟糕。內戰也同時造成了希臘長期的階級對立。數以千計的希臘人在監獄中度過了自己的餘生，許多人被流放到荒島上，更多的人移居澳大利亞或其它國家。直至20世紀60年代，因內戰而引起的政治對立始終是希臘政局動蕩的主要原因。極右翼組織在希臘政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1963年的暗殺左翼政治家格里高利奧斯·蘭姆布拉奇斯事件和1967年的軍事政變都是他們策劃的。政變領導人喬治·帕帕多普洛斯曾在二戰時期與納粹合作，並且是極端軍事組織“希臘軍官神聖同盟”（Ieros Desmos Ellinon Axiomatikon，IDEA）的成員。希共直到1974年軍政府倒台後才重新恢複合法地位，希臘政壇也直到1981年左翼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上台才恢復“正常”。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宣布，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前景展望為負面，這是希臘主權信用級別在過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級以下。惠譽同時還下調了希臘5家銀行的信用級別。惠譽稱，這一降級決定反映了“對希臘中期公共財政狀況的擔憂”，加上希臘金融機構的信譽不良和政策面的負面因素，難以確定希臘是否可獲得“均衡、可持續的經濟復甦”。受消息影響，全球股市應聲下跌，希臘股市大跌6%，歐元對美元比價大幅下滑。與迪拜債務危機一樣，希臘主權信用危機有可能因小事件而引起大波瀾。

一切要從2001年談起。當時希臘剛剛進入歐元區。根據歐洲共同體部分國家於1992年簽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然而剛剛入盟的希臘就看到自己距這兩項標準相關甚遠。這對希臘和歐元區聯盟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歐元剛一問世便開始貶值的時候。

這時希臘便求助於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高盛為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這一被稱為“金融創新”的具體做法是，希臘發行一筆100億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國債，分批上市。這筆國債由高盛投資銀行負責將希臘提供的美元兌換成歐元。到這筆債務到期時，將仍然由高盛將其換回美元。如果兌換時按市場匯率計算的話，就沒有文章可做了。

事實上，高盛的“創意”在於人為擬定了一個匯率，使高盛得以向希臘貸出一大筆現金，而不會在希臘的公共負債率中表現出來。假如1歐元以市場匯率計算等於1.35美元的話，希臘發行100億美元可獲74億歐元。然而高盛則用了一個更為優惠的匯率，使希臘獲得84億歐元。也就是說，高盛實際上借貸給希臘10億歐元。但這筆錢卻不會出現在希臘當時的公共負債率的統計數據里，因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後才歸還。

這樣，希臘有了這筆現金收入，使國家預算赤字從賬面上看僅為GDP的1.5%。而事實上2004年歐盟統計局重新計算后發現，希臘赤字實際上高達3.7%，超出了標準。最近透露出來的消息表明，當時希臘真正的預算赤字佔到其GDP的5.2%。遠遠超過規定的3%以下。

除了這筆借貸，高盛還為希臘設計了多種斂財卻不會使負債率上升的方法。如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來換取現金。這種抵押換現方式在統計中不是負債，卻變成了出售，即銀行債權證券化。高盛的這些服務和借貸當然都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達3億歐元的傭金。高盛深知希臘通過這種手段進入歐元區，其經濟必然會有遠慮，最終出現支付能力不足。高盛為防止自己的投資打水漂，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20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以便在債務出現支付問題時由承保方補足虧空。

希臘的這一做法並非歐盟國家中的獨創。據透露，有一批國家藉助這一方法，使得國家公共負債率得以維持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佔GDP3%以下的水平。這些國家不僅有義大利、西班牙，而且還包括德國。在高盛的這種“創造性會計手法”主要歐洲顧客名單中，義大利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

目前已經到了這筆貨幣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希臘的債務問題便暴露出來。然而今年1月底2月初出現對希臘和歐元的金融攻擊，卻遠非市場的自發行為，而是有預謀的。這次攻擊利用希臘多筆債務到期在即、炒作希臘出現支付能力問題，從而使市場出現大幅動蕩。其結果是歐元下跌，希臘融資能力下降、成本劇增（借貸利率高出一般新興國家兩倍以上）。由於希臘金融狀態惡化，對希臘支付能力承保的CDS價值翻番上漲。這次投機的方式主要即是CDS。CDS本來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債務可能存在支付問題而創設的一種保險，即當一個主權國家被懷疑出現支付能力問題時，持有該國國債者便可購買“信用違約互換”保險，即CDS。由承保方負責支付虧空部分。本來CDS應該與國債聯繫在一起。但現在卻被剝離開來，單獨成為一種金融產品。目前在全球CDS金額已經達到天文數字，而且高達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而成為投機基金熱衷的對象。當希臘國家支付能力被懷疑的時候，有關希臘債務的CDS便會上漲。這次對希臘的攻擊，就是使用各種手法令人對希臘的支付能力產生懷疑。那麼誰持有大量的CDS呢？不是別人，恰恰是持有和發行希臘債務的高盛和兩家對沖基金。高盛在希臘未被懷疑有支付能力問題時大量購進希臘債務的CDS，然後再對希臘支付能力信譽發動攻擊，在CDS漲到最高點時拋出。為了打擊希臘的金融信譽，高盛與兩大對沖基金一方面大肆“唱衰”希臘支付能力（包括動用力量將希臘信譽等級降低、傳出希臘破產謠言等），另一方面則輪番拋售歐元，從而導致國際市場的恐慌而跟進。歐元在10天內跌了10%。從近兩個月看跌幅達15%。歐元一跌，立即使人聯想到歐元區出現不穩，於是不僅僅希臘，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弱點”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現融資困難。於是希臘和歐元區的CDS開始瘋漲。從去年7月至今，希臘債務保險利率上漲整整三倍。今天希臘國債的CDS居然漲到428點，甚至超過處於半戰爭狀態的黎巴嫩（255點）。這是聞所未聞的。在這場攻擊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在國際炒家的瞄準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