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

皖派開創於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序》中說：“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不過，皖派的真正導尖源於是出生於徽州婺源的江永。江永少年時因受明代丘浚《大學衍義補》一書多引自《周禮》的啟迪，一生致力於《禮》經研究，被譽為“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后，罕與儔匹”。一時戴震、鄭牧、汪肇隆、方矩、汪梧鳳、程瑤田、金榜等皖派學者結集在他的周圍。然而，皖派的漢學研究更多的是接受吳派的學術宗旨。如戴震三十五歲至揚州雅雨嘗結識惠棟后聲稱經學研究在於“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這裡戴震雖然誇大了文字與義理之間的關係，但他對漢經的認識與吳派一脈相承。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吳派以古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

皖派以研究漢經為宗旨，在強調漢代經學的家法師法的同時，並不一味尊信，如戴震明言“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有附會”。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漢以來經師研究語言文字的傳統。如戴震在通讀了《十三經註疏》后認為一字之義，必須貫通群經，他說：“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皖派與吳派也有明顯的區別，皖派對語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韻方面。如戴震將古韻分為九類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聲韻獨立，以之與陰聲韻、陽聲相配，指出陰陽均可對轉，入聲是韻類通轉的樞紐。同時戴震又根據古文字的音與聲，推求出“故訓音聲相表裡”的規律。又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分古音為十七部，被認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說文解字注》對許慎《說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餘字詳細作注，闡明音訓，改正訛誤，創通條例，被譽為“一千七百年無此作矣”。皖派學者對漢儒訓詁學的執著，同樣體現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戴震明確表示：“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運用小學訓詁方法，重新研究經注，將程朱附會於經的註解，一一加以破除，恢復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這是皖派漢學與吳派漢學研究的共同特徵。

除了研究語言文字之外，對名物、制度、古文獻的校勘、考證，也是皖派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戴震《考工記圖》，便是以《考工記》本文和鄭康成注的“圖與傳注相表裡”。又如程瑤田所撰《通藝錄》其中包括《禹貢三江考》、《儀禮喪服文足征記》、《釋蟲小記》等二十四種，對經書中的有關制度，輿地、名物等專題考辯，不囿於經傳註疏，多能旁搜廣徵；為了方便理解尋找，常常繪以圖畫、表格，是研究經書名物制度極有價值的參考書。盧文弨是皖派中最精於古文獻校勘的的學者，如他所校《荀子》，為清代咸豐、同光以前最善之本。《逸周書》則集王念孫以前各家之說為後來研究《逸周書》的學者必據之本。此外，《春秋繁露》、《顏氏家訓》、《經典釋文》、《呂氏春秋》、《墨子》等都經盧文弨手校而成善本。皖派學者的經學研究，雖偏重於音韻、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釋方面，但對中國傳統數學也進行了重點研究。戴震在四庫館工作期間，利用《永樂大典》對《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輯古算經》、《數術記遺》等十部古代數學名著進行了發掘、整理和復原，並且藉此對儒家經籍《儀禮》及《大戴禮記》進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這種精神為後來的揚州學者所繼承。

皖派學者的漢學研究，與吳派學者一樣重視經籍的註釋工作，卻更多地闡發個人的思想。戴震強調讀經，強調語言文字的考證訓訪，強調領會經言的本義，把握古代聖賢的心志。他所撰《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以及《與某書》、《答彭進士允初書》等都是援引經言，全面闡發他的哲學、倫理、政治的思想觀點和主張。段玉裁評論戴學指出：“先生之治經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震本人也明確表示與專宗漢儒的“漢學”有所區別，“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有志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篤。”(《東原集》卷九《答鄭丈用牧書》)認為這種“專守一師以精其業”都是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又如程瑤田的《論學小記》、《格物慎獨說》、《述敬》、《述靜》、《述義利》等和凌廷堪的《好惡論》也都是闡發人性論思想的。

章太炎通過對吳派、皖派學術的比較研究后，認為吳派“學好博而尊聞”，皖派則“綜形名，任裁斷”；吳派“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皖派則“分析條理，皆全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章太炎《九言書·清儒》)。章太炎作為清末民初最後的經學大師，從宏觀的角度粗略地區別了吳派、皖派經學研究“求古”與“求是”的相異學風，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倘能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吳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內涵，而皖派的“求是”也是以“求古”為基準。並且，從時序演變來看，吳派是由“求是：而變“求古”，皖派則是由“求古”而趨“求是”，其中最大的相似之處，都是有鑒於宋儒說經的“鑿空”，轉而求之更為近古的漢代經注。它們向慕三代，遵循訓訪古字古義，傳言古代文獻為宗旨，展示了乾嘉之際求古求是學風的傾斜混融。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理解，吳、皖兩派的純漢學研究，在保存和傳遞古代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凸顯出漢代經學傳統在清代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