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

皖派

皖派是清代乾嘉之際與吳派並稱、以古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的地域性學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為安徽休寧人而得名。作為地域性學派,皖派的主要成員都隸屬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學者,如程瑤田、金榜、洪榜、汪紱等。

然其空間涵蓋面也涉及到江蘇金壇、揚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等。因此,皖派實際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區作為核心,由戴震弟子為骨幹的漢學研究群體。

歷史


戴震
戴震
皖派開創於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序》中說:“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不過,皖派的真正導尖源於是出生於徽州婺源的江永。江永少年時因受明代丘浚大學衍義補》一書多引自《周禮》的啟迪,一生致力於《禮》經研究,被譽為“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后,罕與儔匹”。一時戴震、鄭牧、汪肇隆、方矩、汪梧鳳、程瑤田、金榜等皖派學者結集在他的周圍。然而,皖派的漢學研究更多的是接受吳派的學術宗旨。如戴震三十五歲至揚州雅雨嘗結識惠棟后聲稱經學研究在於“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這裡戴震雖然誇大了文字與義理之間的關係,但他對漢經的認識與吳派一脈相承。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吳派以古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

宗旨


皖派以研究漢經為宗旨,在強調漢代經學的家法師法的同時,並不一味尊信,如戴震明言“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有附會”。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漢以來經師研究語言文字的傳統。如戴震在通讀了《十三經註疏》后認為一字之義,必須貫通群經,他說:“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皖派與吳派也有明顯的區別,皖派對語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韻方面。如戴震將古韻分為九類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聲韻獨立,以之與陰聲韻、陽聲相配,指出陰陽均可對轉,入聲是韻類通轉的樞紐。同時戴震又根據古文字的音與聲,推求出“故訓音聲相表裡”的規律。又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分古音為十七部,被認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說文解字注》對許慎《說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餘字詳細作注,闡明音訓,改正訛誤,創通條例,被譽為“一千七百年無此作矣”。皖派學者對漢儒訓詁學的執著,同樣體現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戴震明確表示:“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運用小學訓詁方法,重新研究經注,將程朱附會於經的註解,一一加以破除,恢復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這是皖派漢學與吳派漢學研究的共同特徵。

研究內容


除了研究語言文字之外,對名物、制度、古文獻的校勘、考證,也是皖派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戴震《考工記圖》,便是以《考工記》本文和鄭康成注的“圖與傳注相表裡”。又如程瑤田所撰《通藝錄》其中包括《禹貢三江考》、《儀禮喪服文足征記》、《釋蟲小記》等二十四種,對經書中的有關制度,輿地、名物等專題考辯,不囿於經傳註疏,多能旁搜廣徵;為了方便理解尋找,常常繪以圖畫、表格,是研究經書名物制度極有價值的參考書。盧文弨是皖派中最精於古文獻校勘的的學者,如他所校《荀子》,為清代咸豐、同光以前最善之本。《逸周書》則集王念孫以前各家之說為後來研究《逸周書》的學者必據之本。此外,《春秋繁露》、《顏氏家訓》、《經典釋文》、《呂氏春秋》、《墨子》等都經盧文弨手校而成善本。皖派學者的經學研究,雖偏重於音韻、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釋方面,但對中國傳統數學也進行了重點研究。戴震在四庫館工作期間,利用《永樂大典》對《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輯古算經》、《數術記遺》等十部古代數學名著進行了發掘、整理和復原,並且藉此對儒家經籍《儀禮》及《大戴禮記》進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這種精神為後來的揚州學者所繼承。

特點


皖派學者的漢學研究,與吳派學者一樣重視經籍的註釋工作,卻更多地闡發個人的思想。戴震強調讀經,強調語言文字的考證訓訪,強調領會經言的本義,把握古代聖賢的心志。他所撰《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以及《與某書》、《答彭進士允初書》等都是援引經言,全面闡發他的哲學、倫理、政治的思想觀點和主張。段玉裁評論戴學指出:“先生之治經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震本人也明確表示與專宗漢儒的“漢學”有所區別,“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有志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篤。”(《東原集》卷九《答鄭丈用牧書》)認為這種“專守一師以精其業”都是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又如程瑤田的《論學小記》、《格物慎獨說》、《述敬》、《述靜》、《述義利》等和凌廷堪的《好惡論》也都是闡發人性論思想的。

舉例


章太炎通過對吳派、皖派學術的比較研究后,認為吳派“學好博而尊聞”,皖派則“綜形名,任裁斷”;吳派“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皖派則“分析條理,皆全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章太炎《九言書·清儒》)。章太炎作為清末民初最後的經學大師,從宏觀的角度粗略地區別了吳派、皖派經學研究“求古”與“求是”的相異學風,是可以成立的。

其他


然而倘能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吳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內涵,而皖派的“求是”也是以“求古”為基準。並且,從時序演變來看,吳派是由“求是:而變“求古”,皖派則是由“求古”而趨“求是”,其中最大的相似之處,都是有鑒於宋儒說經的“鑿空”,轉而求之更為近古的漢代經注。它們向慕三代,遵循訓訪古字古義,傳言古代文獻為宗旨,展示了乾嘉之際求古求是學風的傾斜混融。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理解,吳、皖兩派的純漢學研究,在保存和傳遞古代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凸顯出漢代經學傳統在清代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