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照

對於律藏，則更為用心，後來圓照也就以律學見長。除了佛教的經、律、論外，圓照不僅“仍旁求於儒、墨”，而且還能“兼擅美於風、騷”，對於儒、墨各家以及對於詩歌文章，都有相當的造詣。

唐太宗年間，律學中的舊疏(法礪的《四分律疏》)與新章(懷素的《開四分律記》)之爭日趨尖銳。為止息新章舊疏的爭競，唐代宗於大曆十三年(778年)令京師兩街臨壇大德14人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當時，於安國寺新設僉定律疏院臨時機構，完全由政府供奉，除朝廷圈定的人選外，他人皆不得隨便入內。僉定律疏院的唯一任務是於新、舊兩疏中“僉定一本流行”。從政府的上述措施看，朝廷對這一項工作相當重視。

主持此項工作的如凈、圓照等人對於新舊兩疏採取兼收並蓄、擇善而從的方針，而不是簡單地肯定一種，排斥另一種。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僉定律疏院修成《新僉定疏》10卷(超濟、圓照同筆受，圓照兼正字，如凈、慧徹同筆削潤色，寶意纂文僉定，崇睿等9人證義)，並繕寫進呈。圓照等還建議，“新舊兩疏許以并行，從學者所好”，結果為朝廷所採納。這麼一來，新舊兩疏的矛盾不僅沒有平息，反而於新舊兩疏中又生一疏。但從繁榮律學這一角度，圓照、如凈以為己見定一尊的做法還是很可取的。

唐德宗貞元年間，圓照還多次參加譯場的譯經工作。貞元八年(792年)北印度僧般剌若(釋智慧)主持翻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10卷、《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1卷、《般若心經》1卷，圓照擔任筆受。貞元十二年(796年)中印度僧釋，蓮華帶來梵文《華嚴經》後半部，唐德宗詔於崇福寺翻譯，貞元十九年(803年)前後，中印度僧釋牟尼室利(寂默)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圓照也都擔任“筆受”。

貞元年間，圓照還編撰了兩部經錄：《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3卷、《貞元新定釋教錄》30卷，補充了開元十八年(730年)智升撰《開元釋教錄》以後60多年新譯、新入藏的佛教經典。此後江南地區多按《貞元新定釋教錄》與《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收集與辨別佛經。

由於圓照於律道方面頗有貢獻，所以於肅宗、代宗兩朝便名重一時。德宗以後，聲名更隆。圓照曾蒙“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並食邑100戶，於當時佛教界，有相當地位。大約即在貞元末，圓照卒於京師西明寺別院，春秋82，法臘58。

圓照一生編撰了許多書。著作方面則有《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10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記》(2卷)、《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2卷)、《三教法王存沒年代本紀》(1卷)、《佛現八相身利益人天成正覺論》(1卷)、《判方等道場欲受近圓沙彌懺悔滅罪辨瑞相記》(1卷)、《五部律翻譯年代傳授人記》(1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3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3卷)、《貞元續開元釋教錄》等。他所編輯的文集與各種資料則有：《兩寺上座乘如集》(3卷)、《集景雲先天開元天寶誥制》(3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2卷)、《不空三藏碑表集》(7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3卷)、《僉定律疏一行製表集》(3卷)、《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2卷)、《傳法三學大德碑記集》(15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2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3卷)。圓照為提高中國佛教的地位、保存有關文獻，貢獻可謂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