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貫因

1905年，吳貫因在蓮陽許厝村嶺梅私塾教書。他在友人家見到《策論》一文。此文痛斥日、俄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他拍案叫絕，大加讚賞。該文是15歲的杜國庠寫的，抒發自己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吳貫因主動提出，要杜國庠到他身邊免費就讀。從此，杜國庠在吳貫因的悉心栽培下，進步更快。尤其可貴的是，杜國庠能夠在吳家閱讀到當時在上海出版的各類進步書籍和刊物，眼界大開，遂接受先進思想。不久，吳貫因應聘至澄海景韓書院任教，仍攜國庠於身邊就讀。三年後，在吳貫因先生的大力舉薦和澄海鄉賢之倡助下，杜國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縣邑同善祠之資助，東渡留日。

1907年，吳貫因赴日留學，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史學系，獲政治學士。1909年他負責編輯《憲政新志》。杜國庠寫的文章，如《資議局記事》等多篇，都在該刊發表。

在留日期間，吳貫因還結識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成為好友，從此他追隨梁奔走呼號，探索富國強民之路。1912年學成歸國后，便和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庸言日報》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筆，他當編輯。1913年，梁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他則任北洋政府衛生司司長、幣制廠廠長。

吳貫因：《憲法問題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號。吳貫因說過:“國家為重，而人民為輕。苟人民之利益與國家之利益衝突時，只能犧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國家，……，蓋國之不存，人民且無所託命，而系論其利益也。”，國權就是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庸言報》第一卷22、23號登載吳貫因大著《中國共和之前途》一篇。

吳貫因與梁啟超都參加到民國初期關於行政訴訟模式的大爭議之中。梁啟超則主張設立平政院作為獨立的行政裁判機構，在其為進步黨所擬的憲草第81條規定：“行政訴訟於平政院裁判之。平政院之組織及其官吏之任免，依法律所定。”吳貫因所擬的憲草第68條關於此點的規定，從內容到措辭都與梁氏完全相同。

圍繞怎樣在一個新生的共和國創建行政訴訟機制，是採納大陸法系的二元制，還是普通法系的一元制，抑或是重點在保持我國固有的國粹，憲草起草者們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大致可分三派：一派是梁啟超、吳貫因等進步黨人的觀點，主張學習大陸法系的做法，在普通審判機構外設立單獨的行政審判衙門——平政院；一派以王寵惠為代表，主張採納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另一派以康有為為代表，側重保留傳統整肅吏治的國粹——都察院。他們都不同程度地闡明了理由，但都不能說服對方，這種情況，使得爭議展開。

在“國有”或“民營”的問題上，吳貫因雖然不贊同“純然放任說”（即全面的市場調節），但同樣也不贊同“極端干涉說”（即全面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在普通產業方面，“則官營不如民營”，這是因為：在官營體制之下，一方面“勤勞者與不勤勞者，其分得之利實相同”，所以“執業者必不肯勤勞以從事”；另一方面，“產業既歸公有，則執業者必無為公眾愛惜資本之心，於是生產費之歸於浪費者，將不可勝窮”。

立憲政體，立法部對於行政部，有課責之方。吳貫因認為，則並立法部對於行政部之課責，無論其關於政治或法律，概以“彈劾”該之。

1914年吳貫因在“中華書局”任編輯。雜誌撰著有梁啟超、湯叡、藍公武、吳貫因、梁啟勛等；

1915年2月吳貫因發表《中國古代之社會政策》，載《大中華》1卷2期。

他在《大中華》第1卷第4、5兩期發表《中國經濟進化史論》一文。《大中華》至1916年3月停刊。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他追隨梁啟超南下兩廣，揭起反袁的旗幟。吳貫因在《丙辰從軍日記》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1916年3月4日上午10時，梁啟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轉廣西，同行的有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吳貫因)、唐伯珊、蔣方震等，（梁等均冒充日人），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乘日本郵船“橫濱丸”離開上海。在船上，他蟄伏於船艙最下層鍋爐旁的一個很小的房間里，飲食睡眠都在其中，潮濕悶熱使人難以忍受。等到夜深人靜，才躡手躡足偷偷地來到船舷，憑欄遠眺和呼吸新鮮空氣，感到非常爽快，非常舒服，這使他領悟到“天下之至樂，但當於至苦中求之耳。”船上的生活極為艱苦，為了實現反袁的目的，從軍往廣西，他們只能在苦中求樂。

1917年秋季，吳貫因的好友李秀升18歲兒子李春濤潮州金山中學畢業，北上到北京，住在吳貫因家裡。他依照父親的囑咐，以門生之禮拜見了吳貫因。吳貫因早就喜歡李春濤，欣然收他為門生。當時杜國庫也住在吳家，李、杜兩人一見如故。李春濤說出自己北上，求學的目的是要尋找革命真理。吳貫因建議他到日本去留學，他說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多數是愛國的，日本翻譯的新知識的書比較多，出版也快，可供學習時選擇。李春濤寫信回家告訴父母，說依從吳先生的意見，要到日本去留學。其父李秀升十分高興，他希望春濤成為有出息的人，給弟弟們做個好榜樣。翌年9月，李春濤進入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讀書。這一年，彭湃也進入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科，兩人是廣東同鄉，又是同班同學，同住一個寢室，他們很快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919年，吳貫因在北平任內務部參事兼編譯處處長。適逢杜國庠由李大釗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他便讓杜國庠住於其家，並任用杜兼編譯處編輯。

嚴峻的社會現實還表明，中國“非大力興辦新式教育，培植新式人才，無以求存圖強”。可以說，“教育救國”是當時社會進步人士的一個共識。有許多潮籍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師範，回國后積極投身於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門，致力於新式人才的培養。當時出任大學教授的就有吳貫因、郭任遠、黃際遇、蔡翹、方棣棠、黃天鵬等多人。

1927年棄政從學，任東北大學教育、文學院院長，平民大學、燕京大學史學教授、華北大學校長。

張學良出任東北大學校長后，1928年8月延聘和新聘一些專家和學者。主要有：數學家馮祖荀教授、化學家莊長恭教授、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教授和潘成孝教授、留美化學博士餘澤蘭、紀育澧等。文學院聘請的名教授有：文法專家章士釗、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羅文干及林損、余啟昌、吳貫因（梁啟超私人秘書、北平華北大學副校長）、江之泳、李光忠等。教育學院則有留美、英十載的心理學家陳雪屏教授、國學家馬宗薌教授、統計學家孫宗鈺、歷史學家周傳儒教授。體育方面有郝更生、吳蘊瑞、申國權、宋君復教授等。

“東大”的人才制度，吸收了大批著名學者、教授、教育家。一時間，群星薈萃，人才濟濟。他們辦學有方、治學有法，學術水準高，學風嚴謹。名師名校，東大發展異常迅速。1931年，達到鼎盛時期，全校設有6個學院，下置24個系，8個專修科，在校生兩千餘人，躋身於全國名牌大學之列。

1929.12吳貫因發表《東西印章歷史及其品性之變遷》 東北大學周刊(六周年紀念增刊) 。

1930年的《中國經濟史眼》發表。

1930年6月1日，他的代表作《史之梯》（一名《史學概論》）在上海聯合書店初版，印數1500冊。吳貫因是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而撰寫的，在3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頗具影響。《史之梯》劃分史學為五大時代，詩歌時代與小說時代均在科學時代之先。

應用統計學方法對歷史上的某些現象進行歸納、統計與量化分析的歷史研究方法，其成果形式一般表現為各種統計圖譜與表格，是計量史學的先行形態。吳貫因的《史之梯》說：“史家編史，必兼具統計學之智識，其記載世系始不越出科學常識之範圍。非然者，其涉及統計之記載，必常陷於錯誤。”

1933—1937年，曾受陳濟棠聘請，多次到廣東講學。

1935年起，吳貫因在天津創辦《正風》半月刊，發表史論專著多種。

1936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北平，終年57歲。

他的代表作有《憲法問題之商榷》、《中國共和之前途》、《中國古代之社會政策》、《中國經濟進化史論》、《丙辰從軍日記》、《東西印章歷史及其品性之變遷》、《中國經濟史眼》、《史之梯》(又名《史學概論》)、《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變遷》、《中國語言學問題》等。吳貫因一生所著甚豐，且擅詩文，工書法，於文史學和語言學均有研究。時人把他與“嶺南詩人”侯節和知名學者許偉余合稱為“澄海三才子”。

他的兩位門生杜國庠和李春濤都投身革命，為國家和民族的解放富強貢獻出畢生精力。解放后杜國庠以解放區民主人士首席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府委員、省文教廳廳長（至1955年）。后又任文教辦公室主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杜國庠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並擔任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廣東省委員會副主席。李春濤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他1921年2月留學回國後任潮州金山中學校長。1922年8月，李春濤是北京中國大學、平民大學、法政大學、北京華北大學和高等女師的教授。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報》創刊，毛澤東是主編，李春濤任編輯，他在《政治周報》發表了《東征紀略》、《殺盡知識階級的是誰？》等重要文章。1925年底周恩來任命他為《嶺東民國日報》社社長。1927年‘四·一二’之後，蔣介石電令汕頭國民黨右派，於4月14日誘捕了李春濤被，4月27日李春濤被反動軍警強行裝進麻袋，用船運到汕頭石炮台外海，用刺刀亂戳殺害，拋入海中，壯烈犧牲，他年僅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