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校讎略
廣校讎略
《廣校讎略》是一本張舜徽編寫，在20世紀出版的書籍。
廣校讎略
《廣校讎略》的主體部分共五卷計一百篇，另有附錄三種。全面展示了張舜徽先生的校讎學思想及其體系，傳統校讎學，在書中得到了全面的總結和理論提升。書中的主要觀點和學術貢獻是:
一、辨析校讎學定義，成一家之言。對校讎學的定義，自清代的趙翼、章學誠、朱一新等學者以來就爭議紛紜，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此問題的討論一度達到高潮。有學者將校讎學等同於校勘學者，有的認為目錄學涵蓋校讎學，有的認為目錄學就是校讎學者，有的認為校讎學就是治書之學。代表人物有胡樸安叔侄、余嘉錫、劉咸α、王欣夫等。張舜徽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在書中首論“校讎學名義及封域”,他通過考索劉向校書的實踐並權衡清代以來各家觀點，認為：目錄、版本、校勘“蓋三者俱校讎之事，必相輔為用，其效始著；否則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並進一步指出:“但舉校讎，自足該之。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後世為流略之學者，多不識校讎，而好言目錄，此大謬也。”(《張舜徽集·廣校讎略》卷1,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如果了解到當時的學術背景，知道主張目錄學兼賅校讎學觀點的提倡者恰恰是作為學術權威、張先生長輩的余嘉錫先生，我們就會知道提出這一觀點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學術自信。
二、對書籍制度的獨特研究。舉凡古代著述標題的變遷、著作人署名的原則等，張先生都能夠原始察終、源流兼顧，有破有立，揭示了很多書籍發展史上的謎團，矯正了很多書名、作者名的誤稱。在討論古籍敘錄的時候也是如此，認為古人作序是“率主於敘家世，明行事”,即“知人論世”之意,“在書為序，入史為傳，名雖不同，體固無二”。其有“正例”和“變例”之分。他同時也批評了自中古以來一書有二序三序的現象和“多設游揚之辭”的傾向(卷3),失去了為書寫序的本來目的。
張舜徽先生在書中第一次對古代注書的類別進行了歸類，認為“集解”和“義疏”之學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也標誌著魏晉與南北朝之際是我國古籍註釋的分水嶺。也第一次論述印刷術的普及對我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學術的兩面性影響，其中尤其是消極性的影響方面以往是不被注意的，儘管這種消極影響在認識到了其危害性之後是可以被克服的。關涉到學風、學術質量方面的論評，至今看來仍像是切中時弊。在書籍亡佚方面，隋代牛弘的有“五厄”說(明代胡應麟又擴充為“十厄”),把書籍散亡的原因主要歸罪於兵荒馬亂和戰火，之後鮮有在此範圍之外進行思考者。張先生超越了前人追尋書籍散亡現象僅僅例數散亡次數和事件的做法，而將其上升到了一個理論層面，他歸納補充了三條，即:一是不亡於公而亡於私；二是不亡於憎而亡於愛；三是不亡於黜而亡於修(卷3)。他還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些書籍的散亡和它們的產生一樣，有些是自然現象，有其內在的規律性，應以平常心態看待之，這種觀點對那些佞古或常發思古之幽情的人無異是一帖清涼劑。
三、增廣並豐富校讎學的內容。《廣校讎略》除了豐富了傳統校讎學在目錄、版本、校勘和典藏方面內容外，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增廣了校讎學的內容，這就是通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體現出來的學術史。以往論校讎學者多沒有認識到這個校讎學最終的宗旨。張先生重拾傳統併發揚光大，從一門學科建設的角度看，這一點尤其具有意義。具體的就是宏觀通論漢、唐、宋、清學術大勢。
張先生認為，漢代“辨章學術始於太史公”。由於司馬遷的《史記》中沒有《藝文志》之類的內容，一般學者言及“辨章學術”之義多稱讚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本沒有看到司馬遷用“編經入史”和用傳記表明學術淵源授受的高妙做法。張先生結合學術史發展規律，論述了漢代“家法”興亡的利和弊。對唐代學術，他指出，此時雖然是“經衰而史盛”,卻是“承漢啟宋”的轉折時期，尤其是彰顯了韓愈對開闢兩宋學風的功績；論宋代學術時，他首辨儒學與道學的區別，表彰宋學的宏大氣象和對清代樸學的開啟之功；在清代學術方面，特別注重對學術轉型時期和學派的研究。對乾嘉學術中的各派，張先生這樣評價:“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同時還指出三者利弊:“吳學專宗漢師遺說，屏棄其他不足說，其失也固；徽學實事求是，視乎固泥者有間矣，而但致詳名物度數，不及稱舉大義，其失也褊。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為通學，中正無弊，最為近之。”(卷5)
《廣校讎略》一書構築了張舜徽先生的基本學術框架，書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在他後來的其他著作中到了進一步的重申和發展。該書的學術影響和地位體現在很多方面，此後很多以“文獻學”冠名的教材和專著，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此書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