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詩餘

《草堂詩餘》一編，在明代被廣泛接受，其繁盛流行情況絕非他編可以踵及。當時的書商刻者競相刊刻《草堂詩餘》，僅今傳明版《草堂詩餘》就多達二十餘種。《草堂詩餘》在當時詞學界亦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和中心。許多文人才子如楊慎、李攀龍、唐順之、何良俊、沈際飛、錢允治等都紛紛為其評註、校箋、作序、題跋。明人為《草堂詩餘》所作的眾多序跋及評點，內容豐富，頗成體系，形成專門的《草堂詩餘》批評，成為明代詞學的一項特殊內容。

從明代的《草堂詩餘》批評中，我們可以初步獲得明人詞學批評標準，及其審美價值取向的大致印象。明人在論詞的時候，非常注重詞的抒情性，他們在《草堂詩餘》的序跋和評點中，處處流露出重情的傾向。張師繹在《合刻花間草堂序》中明確地為宣情正名，他說：“天下無無情之人，則無無情之詩。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然非直吾輩也。夫子刪詩裁贏三百周召二南厥為風始，彼所謂房中之樂，床笫之言耳。推而廣之，江濱之游女，陌上之狂童，桑中之私奔，東門之密約，情實為之，聖人寧推波而助之瀾？蓋直寄焉。以情還情，以旁行之情還正行之情，要其指歸，有情吻合於無情，斯已而已矣。”

沈際飛則提出抒情是詞這一文體的主要特性及功能。他在《草堂詩餘四集序》中說:“於戲，文章殆莫備於是矣！非體備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難狀之情，則尤至也。”他還認為，抒情性強正是詞這一文體的魅力所在。他形容詞的感動人心的作用說：“甚而桂子荷香，流播金人，動念投鞭，一時治忽因之。甚而遠方女子，讀《淮海詞》，亦解膾炙，繼之以死，非針石芥拍之投，易由至是!”而他自己也正是因為“詩餘之傳非傳詩也，傳情也。”才“情所不自已”地對《草堂詩餘》“津津焉評之而訂之，釋且廣之。”

明人因詞善抒情而偏好詞體，故而他們在批評詞作時，將抒情的優劣作為品評詞作高下的重要標準。在楊慎、李攀龍、沈際飛等人的《草堂詩餘》評點中，到處可見他們對抒發真情實感的詞作的讚賞。如李攀龍評蘇軾的《江城子·天涯流落思無窮》曰：“有不忍別之衷情”、“寫出傷別之情，懇切篤至。”評晏幾道《探春令·綠楊枝上曉鶯啼》曰：“相思夢睡不成，相思淚拭不盡。俱是真情吐露，一字一衷腸矣。”評張先《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曰：“說到臨鏡傷景情最深。”評范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曰：“曲盡秋塞之情，誦之令人興悲。”楊慎評錢思公《玉樓春》曰：“芳樽恐淺，正斷腸處，情尤真篤。”評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曰：“離情慾淚”；評賀鑄《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曰：“情景欲絕”；評史達祖《綺羅春·詠春雨》曰：“此情別人狀不出”；評秦觀《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初》曰：“此等情緒煞甚傷心，秦八太深刻矣”。沈際飛對秦觀詞《滿庭芳·山抹微雲》能將深婉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由得發出“人之情至少游而極”的感慨。

明人認為詞人在創作時應該滿懷深情，以深情的心靈觀照外物，移情人景，這樣寫出的詞作才能滿蘊深情，感人至深。沈際飛在評點馮延巳《謁金門·風乍起》時說：“唯動生感，天下有心人何處不關情？乃雲‘關卿何事’。”替馮延巳回答了李璟提出的“關卿何事”的問題。他還在評李煜《醜奴兒令》時說：“何關魚雁山木，而詞人一往寄情，煞甚相關。秦李諸人多用此決。”指出秦李諸人之詞感動人心的原因所在。他評辛棄疾《鷓鴣天·枕簟溪堂冷欲秋》曰：“生派愁怨與花鳥卻自然”，指出辛詞擅用的移情手法。楊慎評秦觀《如夢令·鶯嘴啄花紅溜》曰：“春柳恐未必瘦”，然而正是因為作者移情入景，才給人新奇感動的感覺，所以楊慎稱讚道：“意想新，甚妙!”重情的傾向還使得明人在品評詞作時對於一些在立意、技巧等方面存在缺陷，但卻不乏“情”的成分的詞作予以讚許。如沈際飛評柳永《西江月·鳳額綉簾高卷》曰：“‘鳳額’二句笨甚，幸結得情婉”，認為“情婉”可以補救“笨甚”的缺陷。他在評歐陽修《浪淘沙·把酒祝東風》時說：“雖少含蘊，不失為情語”，可見他認為情是比含蘊的表現方式更為重要的要素。

明人還認識到詞之抒情應真實深切，只有抒發真情實感的詞作才能感人至深，而詞人的切身體驗是真情實感的重要來源。楊慎評張林甫《燭影搖紅》詞時說:“林甫名掄，南渡故老，詞多應制，有黍離之思，特甚悲感。”指出林甫詞中感動人心的情感因素來源於作者身歷家國之難的切身體驗。李攀龍評吳彥章《春從天上來·海角飄零》曰：“此詞誠有感舊，中所用典，俱是身自歷涉，情景迫真。”，也對作者因“身自歷涉”而表現出的真切感受頗為讚許。

明人還認為寫景詠物也應該是詞的內容的一部分，好的詞作應在寫景詠物方面有獨到之處，而精妙的寫景與詠物也會為詞的傳情與達志發揮作用，因而明人在批評詞作時還特別注重詞的寫景與詠物。沈際飛評林逋《點絳唇·詠草》曰：“終篇不出一草字，更得所以詠草之情。”評賀鑄《浣溪沙》曰：“‘淡黃’句與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寫景詠物造微入妙。”評周邦彥《浣溪沙·水漲魚天拍柳橋》曰：“此等景徑畫不出”；評周邦彥《浣溪沙·寶扇輕圓淺晝增》曰：“景物一一不謬”；評孫夫人《清平樂·詠雪》曰:“雪之形聲盈耳盈目”。楊慎評康與之《醜奴兒令·詠雪》曰：“句句是雪，絕不露一雪字，占林君復詠草詞同一局。”評辛棄疾《鷓鴣天·春行紀事》曰：“絕似唐律，景事俱真”；評張仲宗《滿江紅》中“楚帆帶雨煙中落”曰：“景語如畫”。李攀龍評趙承之《念奴嬌·舊遊何處記》曰：“全是寫景中寓情，景至而情亦至。”

明人在對《草堂詩餘》的批評中還流露出明確的重自然，反雕飾的傾向。沈際飛在評李白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時，情不自禁地總結說:“古詞妙處只是天然無雕飾”。他評秦觀《搗練子》曰：“斜月斜風秋方不同。只一句含無盡意，且從尋常中領取，手眼最高。”認為從尋常生活中發掘題材，創造出平易自然的風格最不容易，境界也最高。他評秦觀《滿庭芳·晚兔雲開》曰：“悠澹語不覺其妙而自妙。”嘆服其造語命意不加雕飾，渾然天成。他評萬侯詠《長相思·山驛》曰：“此詞發妙旨於律呂之中，運巧思於斧鑿之外”，對其自然清新的風格頗為讚賞。楊慎亦對此詞大加褒揚說：“景真語近，勝鏤琢者多矣。”

楊慎還對晏殊詞《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中的麗對欣賞不已說：“‘無可奈何’二語工麗天然。”詞發展至明代，音律方面已不大合乎規範，明人在進行詞的創作時，一種傾向是操斛率爾，不合律呂；而另一種傾向則是字斟句酌，扭造音律。針對這種現實情況，明代論詞者自覺地用重自然、反雕飾的批評標準來衡量和要求詞作的音律。秦士奇在他的《草堂詩餘敘》中說：“余文不甚穎，浩癖於辭章，亦知辭平仄斷句皆有定數，但不能斷髯枯毫，句敲字推。”沈際飛評劉過《唐多令·武昌》曰:“情暢、語俊、韻協，音調不見扭造。”讚賞其於自然而然間達到“情暢、語俊、韻協”的境界。

對於詞的命意造語，明人要求要含蓄而有餘味。沈際飛評李重元《搗練子》曰：“甚有含蓄”評晏幾道《生查子》曰：“味在言外”；評蘇軾《浣溪沙·風壓輕雲貼水飛》曰:“味遠”；評孫夫人《憶秦娥》曰:“似後面還有許多意思景物在。妙！妙!”評曾覿《金人捧露盤·庚寅歲春奉使過京師感懷作》曰：“三十六宮春似海，今日空餘，最有餘味。”評周邦彥《滿路花·金花落燼燈》曰：“一信了有何意味？說得成一發沒味了。‘知他’幾語如食橄欖，多回味。”將詞中意味悠長的語句比作橄欖，形容其回味無窮。李攀龍評周邦彥《虞美人·落花已作風前舞》曰:“清新、典雅，興味無窮。”從明人對《草堂詩餘》的批評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明人強烈地求新意識。詞歷經唐宋金元的發展，到了明代已近衰微，如何在前人已創造出輝煌成就的情況下，再創作出足以流傳後世的詞作，這是明人積極思考的問題。他們意識到求新脫套是他們在進行詞創作時必須遵循的原則，在批評詞作時，他們讚許詞作翻出新意，堅決反對蹈襲。

秦士奇為沈際飛評點的《草堂詩餘》所作的序中，有一段話值得注意，他說：“沈天羽氏以正續兩集並我明新集為之正次訂舛、抉美擷芳，先識古今體制，雅俗脫出宿生塵腐氣，大約取其命意遠、造語鮮、鍊字響、用字便，典麗清圓，一一粘出。至於別集，則歷朝近代中所逸辭章穎達，風韻秀上，騷不雄、麗不險、質不率、工不刻，天然無雕飾，且語不經人道，皆如新脫手，讀之使人神越色飛，令斗字逞俠者退舍。大約辭婉孌而近情，燕目行鶯，寵柳嬌花，原為本色，但屏浮艷，不鄰鄭衛為佳。至離情則銷魂腸斷，其辭多哀，但調感愴於南浦渭陽之外。詠節敘要，措辭精粹，見時節風物聚會宴樂景況。然率俚豈可歌於望花醉月之間！若詠物恐摹寫稍遠，又恐體認太真，要收縱聯密用事合題為妙。……人知辭難於長調而不知難於令曲，一句一字閑不得，亦一句一字著不得，即淡語、淺語、恆語極不易工。末句要留有有餘不盡之意思。……余文不甚穎，浩癖於辭章，亦知辭平仄斷句皆有定數，但不能斷髯枯毫，句敲字推。”這段話中提到命意、造語、用字、抒情、詠物等的標準問題，認為命意要深遠，造語要新鮮，用字要脫俗，抒情要真摯深婉，詠物要恰到好處，使詞作達到“騷不雄、麗不險、質不率、工不刻，天然無雕飾，且語不經人道，皆如新脫手，讀之使人神越色飛，令斗字逞俠者退舍”的效果。這些意思可謂明人有代表性的詞學思想的一個概要的總結，我們今天研究明代詞學時應該予以一定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