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糞者

“扒糞者”，語出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英國作家班揚在《天路歷程》中描寫了一個怪人：此君手拿糞耙，目不斜視，一門心思收拾地上的穢物，連天國的王冠也不希罕。班揚的原意是諷刺那些只關注肉體而忽略精神的人。1906年4月，羅斯福借用這個“典故”，把它“贈予”當時大力揭發政壇黑幕的新聞工作者。羅斯福一面承認：“如今，我們不應逃避去面對那些卑劣的事情……地上有穢物，就必須用糞耙扒走；在有些時候，有些地方這項公共事務是所有能被施行的事務中最必需的。”一面又大談不應只盯著陰暗，也要多讚美光明云云。儘管這番言論招致黑幕揭發報道先驅斯林肯．斯蒂芬斯的電話抗議，但“扒糞者”一詞就此確立，而且很快變成褒義詞，這恐怕是羅斯福始料未及的。

上個世紀初，以斯蒂芬斯、貝克、塔貝爾等為首的一批記者和作家痛感美國社會政治道德的淪落，所以聚集在《麥克盧爾》、《角斗場》、《世界主義者》等雜誌的麾下，向政界、商界及社會各個層面的腐敗與弊端，展開了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政府與黑道的勾結、金融保險的欺詐、藥品和食物的摻假、監獄里的虐待、街道上的賣淫、甚至連教會中的黑暗”，都在他們犀利的筆鋒下被一一曝光和鞭撻，人們把這場在美國社會和美國新聞史上留下深遠影響的運動稱作“黑幕揭發運動”。由於這些記者和作家在文章中揭醜直接且用語 尖銳，所以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也不得不在一次演講中，說這些“黑幕揭發者”“就像英國作家約翰．班揚小說《天路歷程》中的扒糞人，對美好的事物視而不見，專門盯著卑鄙墮落的東西不放。”儘管總統與有些“扒糞者”的私交不錯，他本人也是一位公認的改革派領袖，但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為了考慮和擺平“社會方方面面的關係”，所以也只得口出貶辭。但他沒想到，“扒糞者”一詞卻在美國社會卻成了“一種高貴的尊稱”，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人民喜歡並需要他們的社會中有這樣的“扒糞者”。

實際上，縱觀人類社會任何一個時期的發展史，“勾結、欺詐、摻假、虐待、賣淫、黑暗”一直是和社會形影不離且與時俱進的，這些社會陰暗面在某一個時期或許有數量上的多寡，但在本質上卻是如出一轍的。所以任何一個追求進步、追求文明的社會，都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陰暗面的蔓延，儘可能地擴展陽光地帶為己任的。而在這樣一種社會力量對決中，除了行政作為外，媒體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絕大多數百姓沒有或很少享有知情權，根本無從了解諸多“見不得人的黑暗勾當”，所以需要媒體來充當他們的耳目喉舌，這就是現代媒體的作用和責任所在。而要起到這個作用和肩負起這個責任，媒體就需要培養出一大批“無欲則剛”的“扒糞者”。不管是主流、還是亞主流，或是非主流媒體，沒有這樣的“扒糞者”，那麼它的社會功用也就微不足道了。

但是今天，“扒糞者”頂桂冠更多地被戴在了一些“新聞業外人士”的頭上，例如陳曉蘭、單志東、方舟子、何祚庥等。儘管這些“新聞業外人士”的每一次“扒糞行為”不是（也不可能）盡善盡美，但他們擔綱的“扒糞者”角色卻是有目共睹且不容置疑的，而這角色本來更多地是應該由媒體從業人員來充當的，可惜角色錯位了。當然，在全國十幾萬的記者編輯中，肯定、也確實存在“扒糞者”，只是相對整個群體數量而言實在不成比例，況且在名氣和作為上也不能與上述幾人爭鋒。我臆度這是由於商業社會的浸淫，所以好多媒體的掌門人更願意培養或喜好采編風花雪夜、撰寫鶯歌燕舞的業務人員，而“扒糞者”這樣的角色會帶來麻煩，會給自己的地位帶來不穩定因素，所以何必自討沒趣、甚至是自討苦吃呢？但也正是由於自降其志，所以使很多媒體不上檔次乃至不夠其格。

一個世紀前大洋彼岸那些“扒糞者”揭露黑幕的終極目標就是呼籲社會的公德和公正，這對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倒是不乏借鑒作用。所以，被譽為“社會良心”的媒體不但要對上級負責，也要對得起受眾的企盼和信任。而現在最起碼應做到這樣一點，就是不要再讓“業外人士”盡占“業內人士”的風光，鼓勵並培養更多的“業內人士”勇敢地加入到“扒糞者”的行列中來！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南北戰爭后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空前富裕，進入所謂“鍍金時代”。但急劇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社會結構短期內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也產生了種種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普遍的腐敗，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危機。美國，處在一場巨大變動的前夜。

但就在此關鍵時刻，美國新聞界開始的“扒糞”（muckraking）運動卻有力地制止了腐敗的蔓延滋生，促進了美國社會的改良，使其躲開了一場重大危機。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這場“扒糞運動”的重要人物，他的自傳《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對這場影響深遠的運動作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引人入勝……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後到德國、法國學習心理學和倫理學，於1892年回到美國紐約，進入報界。不久就開始對美國城市的腐敗作了深入的揭露和報道。但隨著調查採訪的深入，他發現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無法與州政分離，腐敗的州總是庇護腐敗的城市，雖然有些市政府與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管。所以，州才是趨善或趨惡的單位。於是他的調查重點由市轉向了州。對各州的調查更加觸目驚心，那些大公司如從大鐵路公司到麵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設法買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釋權，使自己獲得暴利。

從市到州都如此腐敗，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聯邦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姑且不論政府的實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總統、國會和政府部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第505頁）帶著這些疑問，他來到華盛頓拜訪了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即“老羅斯福”）總統。他與羅斯福總統之間的“交鋒”，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羅斯福本人為官可謂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確實為之努力。但當談話深入到他的某些具體法令法案時，羅斯福總統坦言，為了通過某些利國利民的條款，有時他不得不與參議院和眾議院做某種交易，對此自己也時有忐忑，因為參眾兩院並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點，尖銳地指出這實際也是一種賄賂。對此，羅斯福勃然大怒，堅決否認這是一種賄賂。斯氏則窮追不捨：“總統先生不是曾說過，儘管參議員們所行不端，你還是不得不與之周旋嗎？”羅氏答曰：“不錯。”他又問道：“總統先生也曾說過，為了籠絡某些參議員，你不得不對他們的人選委以官職，不知正確與否？”“不錯。”羅斯福答道。斯氏於是得出結論：“那麼，這豈不是意味著總統先生為了得到他們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嗎？”但羅斯福仍然否認這是賄賂。這時，斯蒂芬斯反覆向羅斯福說明，“這正是最令人難以容忍的賄賂。因為這種做法是以公薪的名義花人民的錢，而不是動用參議院的錢，況且如此作為便僅僅是為了贏得由人民選出的參議員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願的議案這已經不僅僅是賄硌，遮遮掩掩、數目不多的賄賂了。而正是這種做法，引發了現在總統和人民鏖戰正酣的腐敗機制。”（第505頁）他越說越激動，而羅斯福總統似乎已被他打動。於是他趁機動員羅斯福總統說出為了得到一名參議員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難接受的。幾經踟躕，羅斯福終於說出某位參議員與他私怨甚深，總在政治上與他作對，阻撓他要通過的每一條議案。於是，他不得不任命這位參議員的情婦的弟弟當某市地方檢察官。以後，果真就很少遇到這位參議員的刁難。對此，斯氏一針見血指出：“總統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覺到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參眾院收買選票，以求得到人民選舉的那些代表的支持。”（506頁）當斯蒂芬斯把這些報道出去之後，引起軒然大波，羅斯福又將他召到白宮。怒氣沖沖的羅斯福指責他濫用文字，居然公開說它是賄賂和腐敗。一些隨員嚷嚷道：“什麼文章！簡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長指謫說：“這是誹謗，總統先生，這已經構成了對美國總統的誹謗。”斯氏故作驚愕地反唇相譏：“還不至於那麼糟吧？閣下是想控訴我誹謗總統，對我進行審訊嗎？那閣下能否告訴我，我可以要求總統為人證，證明我所說一切都是基於總統本人所述……”（第507頁）幾經交鋒，羅斯福總統火氣稍減，只是揮舞雙臂把他趕出白宮。

不久，羅斯福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不滿地將這些專門揭醜的記者稱之為“扒糞者”（muckrakers），把他們比喻為著名的宗教小說班揚（Bunyan）的《天路歷程》中的“扒糞者”。這位扒糞者手拿糞耙，目不旁視，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滿目都是地上的穢物。由此，這個稱呼便固定下來。雖然官方反對，但“扒糞”仍在繼續，而且這一帶有謾罵之詞反而得到公眾的“首肯”，成為一種受人讚許的尊稱。但平心而論，作為政治家，羅斯福總統有時確實不得不與一些議員妥協，才能實施自己的計劃。政治，不僅要考慮是與非，還要考慮行與否，總是要看時機，總會有妥協，以“書生之見”。衡量，確實不那麼“乾淨”，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見才得以實行。但媒體畢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體首先考慮的是公眾的知情權、是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政治與媒體，各有各的“規則”。然而從總體上說，媒體的監督與批評，恰恰是為正直的政治家減少來自腐敗勢力的壓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協。

聲勢不小的“扒糞”運動歷時十餘年之久，促使社會猛醒，人們開始與各種醜惡現象作鬥爭，通過各種立法，涉及到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力遏制了腐敗的滋生，迅速緩解了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的社會矛盾。

“扒糞”運動揭出社會的種種黑暗的確令人觸目驚心，但它的目的和後果卻不是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推翻美國制度、美國社會，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調節、改革，使之躲過一“劫”，從而更加穩定。推而廣之，任何制度、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都不能沒有大眾傳媒、所謂“天下之公器”強有力的監督。

傑克．安德森這個名字對多數國人來說還十分陌生，不過提起“水門事件”可就家喻戶曉了。安德森正是曝光此事內幕的記者之一。去年12月17日，這位有“最令人生畏的調查性報道記者”之稱的“扒糞者”溘然長逝，享年83歲。

安德森生於1922年，上距“扒糞運動”肇始約二十年。等安德森邁入新聞行業，狹隘意義上的“扒糞運動”早就結束了。美國新聞業經過洗禮和磨難，已相當獨立、穩健和成熟，儼然以“第四權”的身份發揮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而毫不留情地揭露政界商界醜聞，不但成了嚴肅媒體的品牌，更成了新聞記者的天職——誰說立國僅兩百年的美國，沒有“優良傳統”？

在新聞娛樂化、記者狗仔化、“扒分”遠比“扒糞”吃香的今天，安德森極具啟示意義。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名優秀記者所必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尋找真相，伸張正義，對公眾負責。除了“水門事件”，作為《華盛頓郵報》“華盛頓走馬燈”專欄的撰稿人，安德森努力“扒糞”，耐心勸導知情者說實話，遭到他口誅筆伐的政界、商界要人不計其數。同時，安德森經營有道，懂得如何運用媒體傳播信息、吸引眼球。據說鼎盛時期他的文章曾被1000多家報紙轉載，讀者量每天達到4500萬。取得如此佳績，並非由於安德森嘩眾取寵，相反，安德森的報道以客觀、真實、理性見長，通俗而不庸俗、潑辣而不極端。

從1958年到1986年，安德森對專欄形式的新聞調查性報道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無獨有偶，近年來我國有許多記者嘔心瀝血，把真相公之於眾，遏制了不少惡性事件的發展，也因而廣受好評，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這些奮戰在新聞前線的記者堅信，如果沒有直面醜陋的勇氣，所謂光明面不過是可憐的麻醉劑罷了。無疑，這種職業精神和安德森是相通的。

當然，嫉恨“烏鴉嘴”安德森的大有人在。不單單美國政府對這幫不顧“大局”、破壞當局“形象”的傢伙十分惱火，千方百計找碴；黑手黨也按捺不住，多次威脅安德森少管閑事。試想換一個時代或地方，安德森恐怕早被調離工作崗位了——我國早期報人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不都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嗎？因此，安德森的免於“非正常死亡”說明，支撐他事業的整個平台、機制，都有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