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

方若（1869-1955），字葯雨，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畫工石溪，古樸渾厚。曾任知府，永定河委員，北洋大學堂教授，《國聞報》主筆。方若曾因抨擊清慈禧太后弊政，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同遭同緝，避於日本領事官，繼爾出走日本，后幸賴朝廷有力者周旋而得免，遂回國創辦《日日新報》於天津，並開設利津房地產公司等，天津淪陷時期，曾出任天津治安維持會籌備委員兼偽高級地方法院院長等職。

清代乾隆，嘉慶時期，金石考據之學逐漸興起，其時泉家輩出，著述如林，古錢學研究盛極一時。著名學者如初尚齡，戴熙，李佐賢，立喜海，鮑康等輩，對後代影響頗深。方若集錢之初，時約光緒二十六年（1900），正值前輩名家藏錢散出，少有人問津之際，遂大肆收羅傳世名品，珍罕古錢，蓋以新出北魏“天興”金錢，宋大禮銀等而成當代巨富。旋既與杭州錢幣收藏家張叔馴，重慶錢幣大收藏家羅伯昭鼎峙而立，時人有諺語：“北方，南張，西蜀羅”，名噪泉壇，蜚聲海內外。

方若平生愛好金石書畫，尤喜古錢，嗜古成癖，自喻不貧於古，故晚號古幣富翁。每有公餘閑暇之時，考究歷代鑄錢之源，驗證百家圜化之說，對古錢大小，質地，色澤，版別，紋飾，輕重，文字，偽劣，無不悉心研究，。前代金石學家，錢幣學家向有秘不示人之積習，成為錢幣學研究的一大障礙。但方若不為事習所染，既無門戶偏見，又不壟斷資料，每獲有新錢，既拓贈諸友，已傳古為樂。所著書稿待印者盈櫃，就中巨如：《古貨菁華》《舊雨樓古貨全稿》，《古貨今說》，《古金銀譜》等，皆足補前譜之遺缺，所著《言錢別錄》，《言錢補錄》兩書於民國十七年（1928）相繼刊行。其書一掃前譜凌亂蕪雜之弊。凡所列之論說，多有前人未發現者，尤以考訂“永安一百”“永安一千”等五代錢，博得國內外錢幣學界的贊同。

方若《方家長物》一書，以原錢墨拓入書編之，內收王莽六泉十布，挈刀，金錯刀等三十六品。該書成書較早，據聞當時僅印二十餘冊，歷經滄桑，鮮見傳本。所著《葯雨古化雜詠》一書，錢幣界推崇備至。是書系名拓工譚某手拓，從數萬枚古錢藏品中彙集珍稀品百枚入書，其上始東周至於清，上下二千餘年。所選之錢皆精絕之品，原拓墨色均亭，纖細畢現，僅成四十餘冊分贈同好，海王村賈人爭購之，一日而盡，展轉增值，冊至百金。是書每錢各配七言絕句一首吟詠，可謂珠聯璧合之佳作。如《東周》“西周見后復東周，兩地圜金一日收，互證布文可斷自，荒唐太古說從頭”《臨安府錢牌》“臨安行用省錢文，南渡軍興濟困時，准百自書一三五，卻因誤二譜傳疑”。從中可見方若采古人論說，在錢幣上有獨特見解，堪稱古錢學佳作。

方若藏錢既豐，目光銳利，然其間贗鼎亦不少，時鄭家相，張炯伯在天津，曾指出《葯雨古化雜詠》一書中，“寧字布和寶字布，兩布製作惡劣，文字粗率，不合戰國之物，雖銅色尚舊，亦屬后鑄”。但畢竟瑕不掩瑜，不會因為某些不足而影響了這部書的價值。

方若善畫，嘗賣畫賑貧三十年，世人只知錢幣學家之方若，而不知由議敘通判累遷知府之方城也。方若畫法取張僧鯀，畫筆摹范華原，嗣得北苑觀瀑圖及敦煌所出之唐畫，畫益與時趨相遠亦。曾著有《校碑隨筆》，《設畫錄》，《訪印隨筆》，《墓誌類聚》，《印萃》，《陶文》，《續古玉匯考》，《葯雨叢刻》等著作，尤以《校碑隨筆》一書，海內外鑒賞家推崇為空前之作。

方若除收藏古錢外，所集古器物頗豐，如商小臣等，皆為稀世之珍。丁巳八月，洪水為患，水退魚躍於堂，遂自題其堂曰：“來魚堂”，戊午改建更名為“舊雨樓”。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春，方若將所藏全部古錢轉讓給陳仁濤，對此，人頗非議，旋既悔之，無奈之下再事收羅，不數年復有規模且多異品。

方若舊藏錢幣解放前夕由陳仁濤攜至香港，五十年代國家以重金收回，交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這批國寶才倖免遭流散海外。

張叔馴、方若、羅伯昭並稱三大近代古錢收藏家，又有“南張北方西蜀羅”之稱。上海紡織實業家張叔馴因藏有金匱值萬錢、大齊通寶、靖康元寶、隸書小平銅錢等國寶而問鼎古錢收藏之首；四川巴縣人羅伯昭以藏五代十國古錢系列而在古錢收藏界佔有一席之地；而天津的方若則以古錢藏品數量之巨、精品之多而蜚聲海內外，他不僅兼收並蓄大量收藏古錢、錢範（鑄造古錢的模子）、石經、碑帖、書畫、古墨等文物，而且還潛心研究，一生撰寫《葯雨古化雜詠》、《校碑隨筆》、《古貨菁華》、《言錢別錄》等十數部專著，既是一位收藏家，更是一個鑒賞家。

方若是何許人？他原籍浙江定海，清光緒年間秀才，長期生活在天津，曾得同鄉提攜，當過永定河工委員。此人擅長詩詞、山水畫及金石篆刻，且喜收藏古錢幣。方若有一定才氣，但他大節不保。這一點，新編《定海縣誌》已有披露：“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方若引導日軍攻入天津，接受日本‘旭日’勳章。二十八年任《天津日日新聞》報社長兼總編，宣傳親日。民國4年（1915）后，在日租界成立‘同文俱樂部’，集賭抽頭。靠日本勢力在天津北旭街廉價收買地皮40餘畝。26年任偽天津代理市長。抗戰勝利后，以漢奸罪判刑。”可見方若是個徹頭徹尾的漢奸，而且個人品行極差。

舟山文史資料第十一輯《文史天地》載王俠兒寫方若的一篇文章，稱方若為“名士”，文中對方若多有溢美之辭：“能詩善畫，性好金石，收藏頗富，鑒別尤精，其所著〈校碑隨筆〉海內鑒賞家推崇稱為空前之作。”如此等等。與方若同時代的維新派人士夏曾佑在給他親友信中說到方若：“不以報之優劣與銷數之多寡為報館之政策，而其政策專主誣人、納賄，於是苞苴盈庭。有賭場數處，每處每日送20元，其他稱是，於是大發其財。”方若利用報紙索賄受賄，誣陷他人，開設賭館，集賭抽頭，大發其財，人品極其低下，這樣的人怎能稱“名士”，只會給定海人蒙羞。

新編《定海縣誌》說方若當過《國聞報》主筆，僅此一句話容易引起人們誤解，需要作些說明。《國聞報》是定海人王修植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在天津創辦的一份報紙。當時，報館館主是王修植，另一名創辦人是嚴復，主筆是夏曾佑，跟方若毫無關係。《國聞報》以傳播西學、鼓吹維新變法、揭露西方列強侵略野心為主旨。當時正值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積極推行改革之際，《國聞報》作為改革派的喉舌，在近代中國新聞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漢奸方若怎麼可能會成為這樣一份報紙的主筆呢？

那麼說方若當《國聞報》的主筆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國聞報》到光緒二十六年年初陷入了困境。上一年“戊戌變法”失敗，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瘋狂鎮壓維新人士，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宣傳維新變法的《國聞報》面臨被彈劾的危險；再則，沙皇俄國借口《國聞報》泄密，要挾清政府取締《國聞報》。王修植迫於內外壓力，出於無奈，於光緒二十六年（1899）三月二十日，將《國聞報》賣給了日本人。王修植、嚴復退出報館，交於日本駐天津領事館一等領事鄭永昌經營，鄭永昌委任日本人西博村為館主，方若為主筆。《國聞報》以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為分界，這一天以後，《國聞報》由維新派的喉舌蛻變為日本的輿論工具，性質起了變化。方若這個漢奸正是在《國聞報》成為日本人的輿論工具后才當上主筆的。

《國聞報》在1900年報館被義和團搗毀后停辦，方若隨之成為另一份日本人創辦的報紙——《天津日日新聞》的社長兼總編。

金匱室主陳仁濤(長庚)為上海富商，浙江鎮海人。生於本世紀初，自言比張叔馴小兩歲，五十年代末期病逝於香港。生平喜好收藏，精於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清錢名家張絅伯的指導而愛上古泉，於是廣事搜羅，收藏漸富，多位泉家舊藏盡入其室。陳氏與張絅伯情誼甚深(一說他是張絅伯的乾兒子)。1934年春，由張氏作緣，仁濤出價十餘萬元購得方若舊雨樓全部藏泉。

由於得張絅伯、戴葆庭、馬定祥等人提供錢幣藏品，至四十年代後期，陳仁濤已收集到迄今我國最完備的一份古貨幣，其中不少是碩果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興七年金質方孔錢，宋“行在會子庫壹貫文省”銅鈔版等。上海解放前夕，陳氏離滬赴港，金匱室珍藏亦編號集箱運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陳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錢幣，再次通過張絅伯作緣，提出以半捐半賣形式，將整批錢幣售予國家文物局，並索價港幣七十萬元。

1952年春，國家文物局以八十萬元購回了這批珍貴的古貨幣，包括歷代發行的金、銀、銅幣以及紙鈔和鈔版等，共17000餘件，又重返祖國併入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