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楚文化

巴楚文化，顧名思義，顯然不是一元的，如若只求定性，三言兩語是無濟於事的，需做多層面、全方位的解析不可。

從人文條件來看，古代稱為夷陵（彝陵）的宜昌是巴人和楚人交錯並交融的地段。有關的文獻記載很明確，有關的考古發現很豐富。據《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所記，約在西周中期的末葉，夔就成為楚的別封之國了。夔在今秭歸，位於宜昌的西部。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廩君蠻部巴人的發祥地是武落鍾離山。武落鍾離山即佷（hěn）山，在今長陽，位於宜昌的東部。據《華陽國志·巴志》所記，“周之季世”，楚國曾經幫助巴國平邊境動亂。秦漢以後，峽江地帶仍由巴人和楚人錯居雜處。《華陽國志·巴志》記漢桓帝時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說：“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

巴文化是巴文化，楚文化是楚文化，彼此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相同，無疑是兩種文化。而且，巴文化是蠻夷文化的一支，楚文化是華夏文化的一支，彼此屬於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考古學範疇內，對巴楚文化可以理解為在某個時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也有楚文化。無論巴文化和楚文化，都不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更不應上溯到舊石器時代。

無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窨井溝類型文化，都不是巴文化的前身或楚文化的前身。

巴人是藏緬語族先民的一支或數支。他們來自漢水上游至黃河上游，輾轉流徙，遷至長江上游的東部和長江中游的西部。清江流域只是廩君蠻的發祥地，不是包括廩君蠻在內的巴人的發源地。至於楚人，則有芊姓與雜姓之別，前者是來自中原的祝融遺裔，後者是長江中游土著三苗的後人。

清江流域有早期巴文化遺存，但早期巴文化遺存不限於清江流域。正像沮漳河流域有早期楚文化遺存，但早期楚 文化遺存並不限於沮漳河流域。

萬事開頭難，尤其是學術上的第一步邁出更難。因為是第一步，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教訓以資借鑒，便決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路是人走出來的，至於行進的質量如何就只有“旁觀者清”了。得到社會的肯定自然令人高然是枯萎或乾涸。

又在文化沉積帶的腰部，又在經濟開發帶的腰部，宜昌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和機遇。挑戰也罷，機遇也罷，都是幸運。

那些尚有遺蹤可尋的文化事象都是寶貴的文化資源，一要搶救，二要利用。搶救是從調查經整理得到研究的一項系統工程，從中可以培養出宜昌自己的一批學術名家來。利用是在搶救的基礎上開發，這就不能像搶救那樣一切都講求原汁原味了，而是又要繼承、又要創造，以求化腐朽為神奇，製作出宜昌自己的一批文化精品來。

宜昌的經驗表明文化沉積帶與經濟開發帶相得益彰，一台《土裡巴人》就是令人信服的證據。《土裡巴人》，其文化價值遠在其經濟效益之上。對宜昌同志來說，《土裡巴人》或許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更多的文化精品將接踵而來。

另據中央民族大學民族系教授庄孔韶等專家考證，在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向部落聯盟轉變的時期，武落鍾離山的巴蠻五姓共同以賽獵比劍的方式推選了部落聯盟的首領——稟君，爾後巴人沿清江大量西遷，建國巴蜀。不僅《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對此有詳細記載，而且庄教授對當地土家族老百姓的血液、遺傳基因以及峭壁上的骨骸基因進行了對比，從各方面考證得到證實。記者新近在長陽採訪時深深感受到，長陽歷史悠久、文化古韻深厚。20萬年前有“長陽人”拊木擊石於蒼山，3000年前有“巴務相”擲劍浮舟於夷水。至今，山歌、南曲、跳喪舞名揚海內，被人譽為歌舞之鄉。放眼今日長陽，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使這片土地倍顯妖嬈。城內青山綿亘，有數不盡的險峰奇岩，占洞幽壑；數百里清江瀉王，看不夠水影山光，錦帆碧浪。古老的清江氣象新絕，異彩煥發。

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本來就賦有融合遺傳的優勢。彼此交流，容易產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事象，融合遺傳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楚式的虎紋，在離巴人近的地方已見慣不怪了。在離巴人遠的地方則殊為罕見，無疑脫胎於巴式的虎紋。巴式的鐘和鉦，無疑取法於楚式的鐘和鉦，只是年代較晚、工藝較粗、形制產簡罷了。

巴人以干欄為居室，今稱“吊腳樓”。芊姓楚人來自中原，起初與干欄無緣。後來發展了“層台累榭”，想必是仿照干欄營造 的，但有踵事增華之妙。巴人的干欄大概是向越人學來的，但有出於藍而青於藍之妙。巴人遺裔的“吊腳樓”，在鄂西南、湘西北、渝東南、渝東北、黔東北都有，而以鄂西南的最為出眾，緣由應是其地離故楚郢都距離最近，或多或少都帶有層台累榭的遺風。建築方面，巴與楚的影響是雙向的。

荊門車橋出土的銅戚鑄有奇異的神像，殊難索解。巴地有形制相似的銅戚出土，然而上面沒有類似的神像。由此，對於車橋銅戚的神像究竟是源於巴人的信仰還是源於楚人的信仰，抑或源於巴人與楚人共有的信仰，至今還不能論定。

戰國時代，郢都有流行歌曲《下里》和《巴人》。學者大抵認為《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然而，楚歌與巴歌流行在同時、同地，彼此難免相互影響，即楚歌有巴風，而巴歌有楚風，這也是至今還不能論定的。

有些文化事象，巴人的與楚人的相似，早晚難分，源流難辨。例如，巴人傳說有鹽水（清江）神女，楚人傳說有巫山神女，彼此不乏相似之處，某些方面頗有撲朔迷離之狀，究竟是巴人傳播給楚人的還是楚人傳播給巴人，抑或純屬巧合，也因線索不清、證據不足而至今仍是懸案。

無論在巴文化和楚文化 中，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說，都有cross culture即雜交型文化或混融型文化的成分，其遺傳優勢即由此而來。

巴民族與楚民族的交往，以及巴文化與楚文化的交流，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因此，無論民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最遲從楚君熊渠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文化交流關係了。

最遲從楚武王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通使行聘關係了。

最遲從楚共王在位時起，巴公族就與楚公族通婚了。

巴地有楚國的移民和戍兵，移民如夔國的公族，戍兵即駐守巴郡（巫郡）的楚軍戰士。楚地則有巴人與楚人錯居雜處，江陵陀江寺曾發現東周時期的巴人聚落，荊門車橋曾發現與楚墓同地的巴墓。

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

可以斷言，巴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不是板塊結構，而且不是雙魚形太極圖結構。它們交錯、交纏、互滲、互補，難解難分。

作為歷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巴楚文化從來是巴楚二元複合的文化實體。複合，始則耦合，繼而融合。

竹枝詞就是巴楚文化融合遺傳的產物，有雅俗共賞的優勢。

近代和現代鄂西南的民間歌舞也是巴楚文化融合遺傳的產物，有古樸與奇巧兼備的優勢。

巴楚文化成因：

“1、民族融合的結果；

2、文化交流的結晶；

3、國家征戰與結盟促成；

4、自然地理條件與生態環境使然。”

可謂一語中的。但若從民俗文化的角度看來，似還可續貂二條：一是秦漢以降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對湘鄂渝黔地區巴人後裔所採取的“羈縻”政策；二是在此封閉環境中巴人後裔——土家族民眾承續了巴楚文化。使得源遠流長的巴楚文化得以不曾中斷、消失而成為一種歷史文化。當然，大家今天所看到的活的巴楚文化主要存在於土家族（及其與故楚這地接壤地區的）民俗文化之中。

總之，巴楚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歷史文化，它主要分佈於渝、陝、鄂、湘、黔五省市交界區域，以長江三峽為其活動中心。按《光明日報》上《三峽宜昌地帶的巴楚文化》一文分析，巴楚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徵：一是地域內的重合交叉，二是內核中的深層融合，三是民族間的聯姻通婚，四是習俗上的涵化混同。

愚意以為：巴楚文化研究應該“立足一城（宜昌），挾帶二水（沮漳河、清江——分別為楚、巴文化的發祥、勃興之地），依託三峽，輻射四方”。宜昌既是巴、楚文化的交匯之地，又處在古文化沉積帶與長江經濟開發帶的交叉點，縻帶巴楚文化腹地。經濟發達，交通便利，人才匯聚，研究巴楚文化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便何況大家在巴楚文化資源的開發方面已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根據土家族婚俗編創的《土裡巴人》舞蹈劇，已獲文化部“文華大獎”和是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以仿製出土的巴楚音樂文物為主體的“巴楚樂宮”，每年接待遊客數十萬人；長陽土家民俗歌舞飲譽海外；《三峽民間文學集粹〈歌謠、故事、諺語〉》好評如潮……

以上種種有利的本土條件，加上湘、鄂、渝三省市專家、學者的支持和指教，使得大家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巴楚文化立項，進行學術研究並結集成書的夙願。在此，謹向支持、幫助過大家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巴楚文化”這個術語，不僅涵蓋了歷史和現實，而且顯示出兼容並包的恢宏氣度和開放精神。

“中國的地形，從西到東，從高到低，大致可分為三級階梯。長江上游與長江中游的交接地區，位於第二階梯中段的東緣和第三階梯中段的西緣。這裡是連山疊嶺的險峽急流，地僻民貧，易守難攻，歷史的節拍比東面的大平原和西面的大盆地舒緩得多。若在深山最深處，此中人乃如桃花源中人，說文化文化精品，為中華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