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資本主義的文化

《新資本主義的文化》

理查德·桑內特 著

李繼宏 譯

2009年11月（預計）

半個世紀之前，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傳說中那個性交自由、毒品泛濫的年代，許多嚴肅的激進主義青年將矛頭對準了各種社會機構，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業和政府組織，它們規模龐大，結構複雜，等級森嚴，鐵鉗似的牢牢地束縛著個人。1962年發布的新左派奠基文獻“呼倫港宣言”同樣抨擊了國家社會主義和跨國公司，在新左派看來，這兩種組織都是科層式的監獄。

歷史部分地滿足了“呼倫港宣言”起草者的願望，五年計劃、集中的經濟控制等社會主義規則早已消失，那些強迫僱員賣命工作、年年供應相同產品和服務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成為陳跡。此外，醫療和教育等福利機構的規模越來越小，其形式也不再像過去那麼固定。當今的統治者與五十年前的激進分子有著相同的目標：拆分僵化的科層組織。

然而，歷史以相反的方式實現了新左派的願望。我年輕時代的那些叛逆者認為，通過取締各種社會機構，他們便能創造出各種共同體：直接交往的、團結信任的關係，不斷進行協商與不斷更新的關係，一個共同體的領域，身處其中的人們會關心他人的需求。這種情況當然沒有發生。大型社會機構的分裂使得許多人的生活處於碎化的狀態：他們工作的地方更像是火車站，而不是村莊，因為家庭生活被工作中的各種需求弄得失去了方向。遷移是全球時代的標誌，人們四處流動，不再固定下來。可是拆分社會機構並沒有生產出更多的共同體。

如果你是個懷舊的人（哪個敏感的靈魂不懷舊呢？），你可能會覺得這種情況實在令人惋惜。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亞洲、拉美和西方發達國家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這些新增的財富與拆分政府和企業的科層組織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時期的技術革命也主要發生在那些最少受到集中控制的機構。當然，這種增長的代價非常高昂：加劇了貧富不均和社會的動蕩。儘管如此，認為這樣的經濟爆炸不應該發生想法也是有失理性的。

正是在這裡，文化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我說的“文化”是人類學意義上的，而不是藝術意義上的。既然人們所生活在其中的機構已經四分五裂，什麼樣的價值觀和實踐行動才能夠讓人們團結起來呢？我這代人曾經苦苦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倡導小規模共同體的價值觀。共同體並非惟一的文化粘合劑，最明顯的證據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儘管彼此並不認識，卻生活在共同的文化里。但支持性文化的問題不僅僅與規模有關。

在不穩定的、分碎的社會環境中，只有一類人能夠如魚得水。這個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不得不應付三個難題。

第一個與時間有關：不停地在任務、工作、地點之間遷移的同時，如何應對各種短期關係和自我。如果機構不再提供長期的框架，個人可能不得不隨時修改他或她的“生活敘事”，或者甚至缺乏任何穩定持續的自我認知。

第二個與才華有關：現實的要求不斷變化，如何才能培養新的技能，如何才能開發自身的潛能。從實踐的角度來講，在現代的經濟中，許多技能不用多久便會過時；在科學技術領域和先進的製造業中，工作人員平均八到十二年便需要重新培訓。才華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新出現的社會秩序不利於匠人精神的發揚。所謂匠人精神，指的是將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態度；這種專註的態度在經濟上往往是破壞性的。為了取代匠人精神，現代文化推出優才統治的理念，這種理念更注重潛在的能力，而不是過去的成績。

第三個難題由此而生。它和放棄有關；那就是如何忘掉過去。最近，某個蓬勃發展的企業的領導人宣稱，她的公司里沒有人能夠端著鐵飯碗，過去的成績並不足以讓員工保住自己的職位。要怎樣才能積極地回應這種宣言呢？這需要人們擁有一種性格特徵，就是看輕一個人已經擁有的經驗。擁有這種性格特徵的人就像貪心的消費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拋棄那些雖然舊然而功能完好的商品，他或她不會敝帚自珍地守護已經擁有的東西。

社會如何四處尋找這個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我將會越出學者的本分，對這種尋找進行評判。這些以短期關係為取向、專註於潛在的能力、願意放棄已有經驗的自我是一類——說好聽點吧——異乎尋常的人。大多數人並不是這樣子的；他們需要持續的生活敘事，他們以某項專長為榮，他們珍惜有過的經歷。因而，那些新機構所要求的這種文化理念給許多生活在它們之中的人們造成了傷害。

20世紀90年代末期，經濟泡沫開始爆裂。盛極而衰本是正常的經濟循環，然而，隨著經濟逐漸冷卻，有個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這次突如其來的全球增長給各種非商業機構，尤其是各種福利機構，留下了長久的痕迹。這道印記既是文化的，也是結構的。政府開始參照這種新經濟的價值觀來考慮醫保基金和退休基金的獨立性和自我管理，以及教育系統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技能。由於我小時候是——如美國人所說的——“吃福利飯的”，所以這種新的文化模式，在我看來，與我童年時芝加哥住房保障計劃的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道印記是拙作《不平等時代的尊敬》的主題）。

在《新資本主義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探討了無用的幽靈和現代教育機構所提倡的素質教育之間的關係。桑內特認為，大量的崗位，尤其是製造業的崗位，從北方國家轉移到南方國家，使得北方國家許多原來在傳統產業供職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自動化生產造成的影響更加嚴重，機器生產能夠在大量提高產能的情況下大批壓縮人力崗位，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的鋼鐵業。從1982年到2002年，美國的鋼鐵產量從七千五百萬噸上升到一億零兩百萬噸，可是鋼鐵工人的數量卻從二十八萬九千人下降到七萬四千人（第92頁）。這兩個因素共同使許多北方國家的人面臨無用的困境。

全球的崗位遷移和真正的自動化生產都是特殊的例子，它們影響到的更多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現代社會對技能的界定。在古代，技能的有效期幾乎是終生的，但它現在變得越來越短。據估計，電腦修理工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必須三次重新學習他們的技能；醫生需要的次數是相同的。法律、科研和其他行業也遇到這種情況（第95頁）。除了技能本身壽命變短之外，現代企業選聘員工的標準也對此產生了影響。像微軟、寶潔等現代企業，它們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應聘者已經取得的成就（比如說

大學課程成績），而是“潛力”。甚至連普華永道、畢馬威這樣從事專業性極高的業務的企業，它們在招聘的時候也根本不看求職者是否懂得基本的會計原理。所謂的“潛力”，就是能夠及時學習新的知識、解決不同問題、和各式人等相處的能力。桑內特指出，這些前沿組織在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但它們的“道德的和示範性的力量被當成其他經濟部門應該效仿的先進標準”（第10頁）。

教育部門對這種情況的反應是越來越不重視培養實踐技能，而越來越重視“素質教育”，為學生提供日後靈活應變需要用到的知識基礎。在桑內特看來，這種把實踐技能排除在才華的定義之外的做法是極其膚淺的，它使包括大學生在內的現代人喪失了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在桑內特的定義中，是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慾望（第194頁）。一個有匠人精神的木匠會專註於把正在製作的傢具做得盡善盡美，即使這麼做影響到他的收入。一個有匠人精神的學生會精益求精地把他或她的專業知識學好，而不是淺嘗輒止。素質教育理念下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往往缺乏實踐的技能：中文系的學生不會寫公文，新聞系的學生無法獨立完成採訪，社會學系的學生不懂如何編製問卷，建築系的學生看不懂複雜的設計圖紙，會計系的學生做不了財務報表，諸如此類的情況屢見不鮮。這種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毫無特點、毫無專長的千人一面的畢業生；即使他們真的獲得了所謂的素質，擁有了所謂的能力，一旦畢業之後，他們也必將遇到無用的幽

靈。因為正如桑內特指出的，普華永道、德勤、思科、高盛等前沿組織在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它們所提供的職位即使全部是公開的職位，數量也極其有限。所有專業的人都去申請那些不限專業的崗位，結果自然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掉下河的永遠是多數。而現代社會大多數組織需要的依然是有一技之長的求職者。不懂製作財務報表的大學生也許有機會進入畢馬威，但絕對沒有機會進入一個需要專職會計的小型企業。

當然，正如桑內特的《新資本主義的文化》所指出的，如果你缺乏真正的一技之長，那麼即使知道了哪裡在招聘，你也未必能夠被錄用；就算被錄用，你也未必能長久保住這份工作。要甩開無用的幽靈，擺脫被就業的悲慘命運，最重要的還是擁有匠人精神，專註地、持續地掌握一門技藝（可以不必和所學的專業有關）。在提倡所謂素質教育的高等學校每年培養大批——說難聽點——無用廢物的今天，一技傍身（無論是精通某門計算機語言還是圖書編目技巧）能讓你永遠不會為找工作發愁。

《新資本主義的文化》（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年）社會學家理查德。塞內得博士得出結論：

企業管理結構的變化，造成員工的歸屬感低下，員工間的相互信任下降，以及企業知識利用率減弱等損失。他指出，如果員工間沒有相互信任，相互間無法理解對方的想法和行為模式，企業只不過是一群“表面空談”，“冷漠的不透明人的集合”而已

（美)理查德·桑內特,《公共人的衰落》一本作者。

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1943年生於芝加哥，1969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耶魯大學講師（1968-1970）、布蘭德斯大學助理教授、紐約大學教授（1972-1998），1999年起擔任倫敦政經學院社會與文化理論教授，以及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教授，並曾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與福柯有過合作關係。他的研究領域為：城市社會學、藝術/音樂、家庭、觀念史與身體史。他的著作甚豐，主要著作有：《19世紀的城市》（1969）、《階級中隱藏的傷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以及三部小說。

這本小書是2006年出版的作品，桑內特在書中對新資本主義的文化做出了精闢的分析。作者在無用的幽靈和消費政治上的洞察力是大師級別的，我相信這將會是所有看完書的讀者的共識，就不多說了。

雖然篇幅很短，但《新資本主義的文化》在桑內特的作品中佔有一個承前啟後的獨特地位。在此之前，桑內特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城市的公共文化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職場，而對消費在現代社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作者在本書中坦承的——有所忽略。這本書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彌補了這個缺憾，並且在最後引出了匠人精神的話題。

可以說，這本書標誌著桑內特的文化唯物主義轉向。桑內特的文化唯物主義，是一套全面理解當代西方文化的理論，他將會用三本書來完成這套理論的建構。第一本書是已出版的《匠人》（The Craftsman），後續兩本分別是《戰士與牧師》（Warriors and Priests）和《外國人》（Foreigner）。《匠人》的中文簡體字譯本也將由我完成，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請感興趣的讀者留意。

由於翻譯了《公共人的衰落》，我和作者通過幾次電子郵件，他不但解答了一些翻譯上的難題，還給我個人生活帶來很大的幫助。我非常感謝素未謀面的桑內特教授；但願我的翻譯能夠讓他的思想在中國找到知音和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