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奧波德·馮·蘭克

1795年12月21日，蘭克出身於德國圖林根的維埃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為律師。他在鄧恩多夫和舒爾普福塔接受了初等教育，學習古典文學知識。由於他刻苦學習，在初學階段就為其以後成為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對此，使他終身感到滿意。1814年，蘭克就學於萊比錫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和神學。但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他好讀希伯來文的《舊約全書》，讚賞希臘悲劇詩人的不朽之作，探討康德、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的哲學精義，研究修昔底德的史學觀點，善於博採眾長，從各方面吸取營養。1818年大學畢業后，蘭克在奧德河畔的法蘭克福一所高級中學教授古典文學和歷史。其間，他開始把研究的重點由語言學轉向歷史。蘭克之所以轉移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受到了前輩史家卡斯滕·尼布爾的深刻影響。他閱讀了尼布爾的作品，不僅為之折服，而且確信，“在近代世界中，歷史家是可以有地位的”。另一方面，也由於教學上的需要，他講授荷馬、普布留斯·維吉留斯·馬羅等大詩人的作品以及古典文學史，需要有豐富的古代史知識，他便去閱讀和鑽研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李維、塔西陀等古典史家的作品，從而對古代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然後，他的視野又從古代擴展到中世紀。他在閱讀義大利史家圭錫亞狄尼和喬維奧的著作時，發現在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於是他決心研究這一時期的其他權威之作以解決這個難題。不久，蘭克決定親自動手寫一部書來論述這個時代，因而寫成了第一本著作《拉丁和條頓民族史，1494—1514》。

1824年，《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聞世，立即轟動德國文壇，聲譽鵲起。此書還包括一篇對於這個時期許多歷史家的批判性論文。一般認為，它的出版是近代史學方法的開端。當時他寫道：“彷彿通向我真正生活的大門終於打開了，彷彿我終於能夠展開我的雙翼了。”由於該書的成功，次年，柏林大學為這位年青的歷史學家打開了大門，他應聘擔任歷史副教授。從此，他與這所大學結下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不解之緣。

在柏林，蘭克發現了十六、十七世紀威尼斯大使的報告47冊。面對這些未經公布的原始資料，他感到：近代歐洲的歷史必須藉助於這些新鮮資料予以重寫。正是藉助於這些資料，他寫成了《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奧斯曼人與西班牙君主政治》一書。這部著作的成功，使蘭克得到一次公費出國旅行的機會。

蘭克於1827年啟程，，在國外呆了約有四年之久。他訪問了維也納。在那裡，不僅編就了《塞爾維亞革命史》一書，而且由於得到了奧地利帝國宰相克萊門斯·梅特涅及其幕僚根茨之助，他看到了許多關於威尼斯的重要的原始資料。這些尚未被利用的歷史寶藏，使他如獲至寶。1828至1831年，他在義大利度過了近三年。在那裡，除了梵蒂岡檔案館以外，差不多所有圖書館都向他開放了。這使他感到心滿意足，認為自己從來沒有象這幾年學到或想到那麼多的東西。當結束這次旅行返回祖國時，他對歐洲政治史的見解比當時任何歷史學家都要深刻得多了。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爆發，民主思想的清新空氣也擴散到德國。普魯士王國政府大為震驚。1832年，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創辦了一份名為《歷史政治評論》的雜誌，旨在與民主潮流相抗衡。蘭克從義大利歸國后，擔任了這家雜誌的主編。他為《歷史政治評論》雜誌寫了許多文章，大都是以歷史論文的形式出現，也是為當時政治服務的。然而，蘭克的企圖失敗了。人們並不喜歡通過歷史來議論政治問題，而是習慣於謾罵與嘲諷。這就使得《歷史政治評論》在創刊四年後便壽終正寢了。對蘭克說來，該雜誌的停刊，絲毫也不值得惋惜，因為這可以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歷史研究。

1836年，蘭克被任命為柏林大學的教授。他的代表作《教皇史》從1833年開始寫作，第一卷於1834年出版，第二、三卷於1836年出版。此書包含了作者在義大利的研究成果，無論就內容或形式來說，該書都可以列入世界史學名著之林。《教皇史》不僅對歷史作了客觀敘述，而且具有豐富的資料。作者把300年的有關歷史情況敘述得脈絡清晰，有條不紊，令人讚歎。1839年，他的《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史》開始出版。本書的特點是使用了更多的原始文獻資料。它是《教皇史》的姐妹篇，也是蘭克的代表作之一。

1841年，蘭克被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為“普魯士國家史官”。由於他的這個身份，第一個被准許利用國家文件。他利用這種方便條件，編纂了9卷本(后擴充成12卷)的《普魯士王國史》。1858年以後，他擔任了慕尼黑歷史委員會主席。其後，他相繼出版了《法國史》、《英國史》。這兩部長篇巨著都是敘述這兩國十六、十七世紀的歷史。至此，作者在寓居義大利時所擬定的編寫一套歐洲列強歷史的計劃就完成了。為此，他付出了數十年的心血。當《英國史》完成時，作者已是一個年逾70的老人了。1865年，在他生日那一天，被普魯士國王正式授予貴族爵位。

此外，蘭克還寫過不少人物傳記和其他作品。如有:《腓特烈大帝傳》、《奧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和馬克西米利安二世》、《華倫斯坦傳》、《哈登堡傳》等。1871年，蘭克從柏林大學退休，但他的研究工作與著述活動沒有停止，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當他82歲高齡時，他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而又令人吃驚的計劃：編纂一部《世界史》。雖然當時他已不能讀也不能寫了，但他“沒有工作就無法活下去”。實際上，蘭克的整個一生都在為這項工作作準備。他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工作，在兩個助手的協助下，由他口授，然後整理成文。第一卷於1880年出版，以後逐年出版一卷。在他臨死前，《世界史》第7卷也交付印刷。但是，他生前已經來不及把《世界史》口授完畢。所以，以後幾卷由他的門生杜費根據他從前的講稿整理出版。這部《世界史》一直敘述到1453年，和他以前所著的有關西歐各國的歷史聯成一氣，成為“通史”，最後彙集為9卷(1880—1888)。

1886年5月23日，他病逝於柏林，享年91歲。10年以後，在他的故鄉維埃，為他樹立了一座紀念碑，以永久紀念這位在德國史學上作出傑出貢獻的歷史學家。

蘭克全集計有54卷之多(1867—1890年間在德國萊比錫出版)，其中還不包括他晚年的《世界史》。然而，作為十九世紀西方最著名的歷史學家，蘭克對後世的貢獻與影響主要還不在於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而在於他所標榜的史學理論和治史方法。蘭克主張寫歷史要客觀公正，還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不夾帶任何個人的政治偏見和宗教偏見。他在從事著述活動的初期，就提出了這樣的主張。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的序言里，蘭克聲稱:“有人以為史學的任務是要評論過去，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訓示現在。對於這樣崇高的任務，本書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僅僅在於說明事實發生的真相而已。”因此，在他看來，史學的根本任務就在於把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歷史著作就是歷史事實和人物在文字上的還原。所以，他在作品中，著筆於史實的鋪敘，人物的描寫，極少輕加斷語，評判功過，議論是非。這就是蘭克的客觀主義。例如，他本人是路德派的教徒，然而他在撰述《教皇史》時，以不偏不倚的態度來寫當年對新教徒進行殘酷迫害的天主教歷代頭目的歷史，在西方史學中，一向被傳為佳話，此書也就成了他的客觀主義史學的代表作。蘭克的其他一些作品也大都是在他這個理論指導下寫成的。

蘭克特彆強調原始資料的重要性，並千方百計地去搜集它。要客觀地敘寫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最重要的莫過於掌握第一手資料。早年，他曾閱讀過圭錫亞狄尼的著作。經研究后他發覺這位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的傑出史家是徒具虛名的。在他的資料中，很多是從別的著作中抄來的，有的是虛偽的，有的是不可靠的，他還杜撰演說詞，篡改條約，錯誤地解釋重大事實。蘭克把這位著名史家剖析得淋漓盡致，說得幾乎一錢不值。他得出結論說，一個歷史家必須根據可靠的原始資料，才能寫出真正的歷史。因此，他篤信原始資料，主張讓親歷其境者講話。他甚至指出，史學“不可動搖的法則”，乃是“對於記載下來的事實，必須堅守不移”。

為了搜集第一手原始資料，他不僅跑遍德國各地，而且周遊西歐各國，足跡遍及維也納、羅馬、威尼斯、佛羅倫薩、巴黎、倫敦、都柏林等地的國家檔案庫和私人藏書樓。他把這種遊歷稱之為“科學旅行”，

目的是為了廣泛搜集前人所沒有利用過的材料。蘭克之所以享有盛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運用了別人所從未使用過的許多原始材料。

蘭克還強調要對史料進行考證與辨析，以確定材料的真偽與可信程度。他曾指出，“有的人抄襲古人，有的人為未來的時代尋求教訓，有的人要攻擊某些人或替某些人辯護，有的人只願記錄事實。對於每個人必須分別加以研究。”在這裡，蘭克認為要從作者的動機來分析史料的可靠性。不僅從外證上考訂一個文件本身的真偽，而且還從內證上分析一個文件的內容可靠到什麼程度，這種鑒別史料的方法頗為可取。此外，他還確立了論述歷史事件必須依據同時代的材料、把原始資料與同時代其他作家的證據進行對比等辨析方法。蘭克這種以考證史實、強調辨析為特點的方法，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史學發展的主流，對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及整個二十世紀的史學無不發生巨大的影響。

誠然，蘭克的史學實踐活動與他所確立的這些原則有時是相悖的。事實上，他宣揚客觀主義，卻又擅長寓論於史，以古諭今，為十九世紀德國的現實政治服務。他對原始資料珍同拱璧，但在搜集與選用材料上，總不免要夾帶個人的好惡與階級的愛憎。他創導的某些對史料考證與鑒別的方法，固然可取，但對用觀點去分析史料卻又諱莫如深。如此等等，分析原因，也是毫不奇怪的。雖然，蘭克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平靜的書齋中度過的，但他生活在十九世紀德國激烈動蕩的現實社會之中，時代的潮流總會對他發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他決不可能是一個完全與政治無關的人。例如，他曾通過根茲的介紹，謁見過奧地利宰相梅特涅。他出任過《歷史政治評論》的主編，以抵製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他曾做過普魯士與巴伐利亞國王的顧問，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寫過政治備忘錄，供國王施政時參考。雖然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就開宗明義地表明，歷史學不必是有為而作，毋須為“將來的利益而訓示現在”，但讀者還是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發現，他多半借主題之選擇、敘述之詳略、人物史實之或隱或彰，來顯示作者褒貶之所在，以適應當時普魯士王室統一德國的政治要求。因此，他並不是一個純客觀的歷史學家。在他的學士道袍上，難免也沾染上了點點滴滴的政治色彩。

蘭克的歷史觀摒棄了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理性主義思想，宣揚宗教史觀。他說過，在全部的歷史進程中，上帝是無所不在的，每一個關鍵的時刻都證明有上帝在主宰一切。他承認上帝直接干預歷史，這就否認了歷史自身在不斷發展前進的客觀規律。他認為歷史就是政治史，著力描述的是每個時代的重要人物。他晚年口授的《世界史》，把對人類作出過偉大貢獻的具有古老文明的東方諸民族排斥於外，是有失公正的。

在史學發展史上，蘭克是一個值得引起我們重視的歷史學家。史家稱讚他為“近代時期最偉大的歷史家”、近代以“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大師”、“史學界中的歌德”、“歷史真理的獻身者”、“永遠無人超過的史學家”等。透過這些溢美之詞，使我們看到，蘭克對後世尤其對史學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他以柏林大學為基地，主持該校歷史講座達46年之久，用“Seminar”(專題講習班)的方法，根據他的史學理論及治史方法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他的學生及再傳弟子都標榜其師的客觀主義與科學方法，形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名噪一時的“蘭克學派”。他的得意門生有魏茨、吉塞布勒希特，息貝爾等人。這些人也是“蘭克學派”的主要成員。在德國，他的門生幾乎壟斷了各個大學的史學講壇。還有不少外國的留學生，紛紛把他的史學理論及治史方法介紹到本國。通過阿克屯所創立的英國“劍橋學派”，通過法國的蒙諾德等人的鼓吹，蘭克的名聲傳遍了西歐。甚至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和亞洲的日本等國，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也受到了他的影響。當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成立時，他的信徒特為他呈獻了唯一的“榮譽會員”的花冠。著名美國史家喬奇·班克勞夫特稱他為“現猶健在的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信奉與繼承蘭克的史學理論及治史方法，在整個史學界蔚然成風。即使到了今天，還有不少史家奉他為史學的正宗嫡祖。完全可以這樣說，在近代還沒有哪一個歷史學家象蘭克那樣對後世發生過如此深刻而又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