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末日記

《死囚末日記》共49節。第一節概述囚犯等待判刑前的痛苦。第二節描述了法庭審判的情景，囚犯經三天審訊后被判處死刑，關入死牢。第三至第十七節，記述死囚在等候上訴迴音的六周間的日益增長的恐怖情緒。第十八至四十九節，描寫死囚被行刑前的經歷和感受。小說展示了一個死囚在行刑前的恐怖心靈歷程。作者試圖通過對囚犯內心痛苦的生動描繪，突出其反對死刑的主題。

時代背景

《死囚末日記》發表於復辟王朝潰滅的前夕。1829年是法國政治鬥爭相當激化的年代，查理十世為了取締帶有明顯資產階級色彩的改革成果，強行實施反動政策，使極端保皇黨人掌握了大權，激起資產階級立憲派和自由派的反對，助長了全國革命情緒的高漲。

1826年之後，法國暴發了經濟危機，並延續了很長時間，到1829年左右，法國又出現了經濟蕭條和農業歉收局面，勞動者本來不堪忍受的貧苦生活更趨惡化，大批的城市居民也無法謀生，城鄉都出現了一片貧窮、飢餓的景象。迫於生存要求進行犯罪活動，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然而復辟時代的法律對窮人是殘酷無情的，因此，各地的斷頭台，就成了這一政權兇惡本質的象徵。死刑是突出的社會問題。王朝政治上的反動，廣大人民生活陷於困境，全國革命情緒的普遍高漲，是《死囚末日記》出現的直接社會原因。

據《雨果夫人見證錄》一書記載，雨果多次在巴黎市街上遇到赴刑的囚車。一次，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雨果看到劊子手在斷頭台上試斬首刀，為了落刀爽利，還給刀槽塗油。這事引起雨果的聯想，獄中定有一個絕望的死囚，正在“呼天搶地的發狂發怒，或者由於恐怖之極而變得麻木無知，聽憑人把他捆綁起來”。現實與聯想構成的凄慘景象，使作家極為厭憎。第二天，他便著手寫作《死囚末日記》。

文學背景

1827年，雨果發表《克倫威爾》序，概括回顧了人類社會、詩歌和戲劇發展的歷程，嚴厲批駁了古典主義的創作原則，提出了文學創作的新主張。他反對任何體系和陳規的束縛，鼓勵作家擺脫古典主義的條條框框，拋棄舊的創作模式和觀念，在藝術上有所創新，有所突破，走自己的創作道路。《死囚末日記》就是他在小說領域勇於創新的例證。

《死囚末日記》是雨果繼《冰島凶漢》和《布格—雅加爾》之後創作的第3部小說，於1828年10月14日動筆，1829年2月3日出版。

主人公

雨果雖然有意避開了對主人公的生平傳記作正面交待，但是，也決不能把主人公理解成完全是作為一個囚犯的抽象意義上的代表。小說通過隻言片語，已經暗示出主人公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主人公是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形象出現在彼塞特監獄的。他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家庭生活較為富裕和講究，他外出乘馬車，還常去燈火輝煌的戲院，也參加教堂的盛典，連女兒也有保姆陪伴。

作品主題

在死囚絕望的呼號中，雨果發出了對不公正的、醜惡的法律的控訴：“事實上，有了壞法律才有壞人，我原來不是壞人呀！對於一個死囚犯，法律剝奪的不僅是他的生命，還有他一家人的幸福。死刑讓“母親沒有兒子，妻子沒有丈夫，女兒沒有父親。”而他死後什麼也不能給他的母親、妻子和孩子留下，因為“斬首的機器未免太昂貴了”，他的遺產僅夠支付訴訟費用，這又是對法律的一大嘲諷。

雨果在小說中表達出對市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的失望，他認為市民階層對生命的漠視實際上是充當了劊子手的幫凶。市民們居然把觀看死刑犯作為一項娛樂和消遺。在法庭上，來旁聽的人擠在法庭的凳子上，“就好像圍著一具屍體的許多烏鴉似的。”獄卒后然像出售動物園的門票一樣，讓愛看熱鬧的市民到監牢里觀看死刑犯，從中獲利；在給苦役上鎖的看守中，也混雜著特意從巴黎趕來看熱鬧的人。在行刑的日子，廣場上通常水泄不通，連周圍的大街上都擠滿了看熱鬧的人，街道兩旁的窗戶都塞滿了伸長了脖子的腦袋。人們對行刑場面的渴望近乎狂熱，，以至有人高價出租窗口供人觀看行刑，據說常常出租一空；桌子、椅子、木架子也全部拿來出租，供人站在上面更好地觀看，刑場附近的居民還常常備好酒和水果，約請朋友一同觀看。

小說中還反映出19世紀20年代法國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那就是貧窮導致犯罪。在審判庭管押所，死囚遇到了另一個剛被判處死刑的犯人，講述了自己淪為死囚的過程。這個人從小父母雙亡，為了填飽肚子而犯罪，服了整整15年苦役，重獲自由后，他希望靠自己的勞動成為一個好人，但是這個社會都將所有的出路全部堵死，他已經被牢車地刻上了苦役犯的印記，他被剝奪了成為好人的權利，為了生存他只能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從這個犯人身上可以看到後來《悲慘世界》中冉阿讓的影子，為了偷一塊麵包充饑要付出終身苦役的慘痛代價正是從貧窮開始，雨果將目光投向了苦難的人們，並以此作為自己一生創作的主題，控訴這個殘酷的社會。

藝術特色

《死囚末日記》一反傳統，除題目外，從一開始，“判處死刑！啊，五個星期以來，這個詞兒（念頭）。一直沒有離開我，它佔據了我的整個身心，讓我麻木，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直到小說結束，“啊，多麼兇殘的人！我覺得有人從樓梯上上來了……這時正是四點鐘”，敘述者“我”一直貫穿於小說的始終。

“我”作為敘述者，可以潛入人物的內心，用人物的眼睛去看，站在人物的角度去思考，去感受，可以增添真實感，增強作品的感染力。“我”作為敘述者，讀者就不是旁觀者，而是“當事人”’“當事人”就不會對“自己”的事情無動於衷，就更易被打動。如第14章中：“刺骨的毛毛雨使天氣變得寒冷起來，並且把囚犯們的灰色粗布褲子淋濕變成了黑色，緊緊地貼在他們的膝蓋上。短頭髮和長鬍須上都在流水。只見他們凍得臉色發青，全身發抖，牙齒格格作響……隊長一聲令下，只見棍棒雨點似的打在囚犯們的肩膀上和頭頂上，於是大家都住口了，恢復了被稱之為‘秩序’的外表上的平靜。然而，囚犯們的眼睛里充滿了復仇的怒火，捏緊的拳頭在他們膝頭上發抖……”“我”目睹了囚犯在赴土倫服苦役前的這些情景后，發自內心地喊道：“啊！老天爺！寧可死一千次，寧可上斷頭台也不願意服苦役”，“我”的這種寧可上斷頭台也不願服苦役的感受，一下就會使讀者對監獄里非人道的待遇產生憎惡，對苦役犯產生同情。

小說在描述“我”的內心活動的過程中，不是遵循線性邏輯時間，對“我”的心理活動做客觀的描述和一般性的理性分析與結論，而是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時空概念，時而獨白、時而夢幻、時而回憶、時而聯想、時而幻想，真實地再現“我”思維活動的整個過程，對“我”的心理活動做出具體而細緻的描述，據以做出理性的分析和結論。

《死囚末日記》是法國第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它的成功的心理描寫藝術，豐富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藝術寶庫，為以後的法國作家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爭議

《死囚末日記》一問世就遭到了文學批評界的猛烈抨擊。該書的內容首當其衝。儒爾·雅南於小說出版的當天就在《日報》上撰文，批評該書充滿恐怖，讀來令人噁心。一度是雨果朋友的夏爾諾迪埃1829年2月26日也在《論壇日報》上發表評論，認為該書雖然分析細膩，但毫無用處。他說：“別人無權要我對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感興趣，”既然讀者對主人公的生平一無所知，就不會對主人公感興趣，更不可能對主人公的遭遇產生任何同情，這不能不令人遺憾。雨果1829年2月28日在《死囚末日記》第3版的序言中，不得不以對話的形式羅列並反駁了該書百版後半個月來密集的指責：“充滿恐怖的書”、“讀了令人毛骨悚然”、“讀了會做惡夢”、“讀了要嚇出病來”、“該書傷風敗俗，趣味低下”……

該書的形式更受非難，成了批評的焦點。而且，對《死囚末日記》是否屬於小說的爭論，延續了整整一個世紀，直到20世紀初還未停息。的確，《死囚末日記》在形式上與傳統小說格格不入：既沒有故事，也沒有情節。說它是自傳體小說也顯然不妥，因為小說主人公“我”與作者無關；說它是書信體小說也不恰當，因為它不像《少年維特的煩惱》那樣，主人公“我”通過“寫信”的方式向“你”傾訴情懷：說它是日記體小說也相去甚遠，因為它既沒有按線性時間順序，也沒有記錄主人公的日常活動。所以，當時的否定意見佔上風。亨利·梅肖尼克含糊其辭，認為不論散文也好，短篇也好，小說也好，反正是一本書：伊夫·奧傑稱《死囚末日記》不過是雨果的一篇類似日記的小冊子：保爾貝雷則直截了當地斷言雨果的《克洛德·格》和《死囚末日記》都不能算小說：埃德蒙·比雷甚至認為雨果當時寫這本書是“心血來潮”。持否定意見的人普遍認為，《死囚末日記》在雨果的著作中無足輕重，該書在當時之所以受讀者青睞，是因為書的主題是反對死刑，迎合了1830年法國革命前夕的民意。當然，也有少數評論家對該書持肯定態度。

名家點評

評論家居斯塔夫·沙爾里埃：作品部頭雖小，但形式獨特，標誌著當時作家思維的新方向，值得重視。

俄國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雨果從來沒有被判處過死刑，但是在他的《死囚末日記》里，有恐怖的，凄慘斷腸的真實。”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貫穿他一生活動和創作的主導思想是人道主義、反對暴力、以愛制“惡”，其作品包括26卷詩歌、20卷小說、12卷劇本、21卷哲理論著，合計79卷之多，被人們稱為“法蘭西的莎士比亞”。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命運三部曲《巴黎聖母院》、《海上勞工》和《悲慘世界》，及《九三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