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

《史記》是中國的一部紀傳體通史。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花了18年的時間所寫成的。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載了上起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萬象，而又融會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詳實地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命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有學問的人，閱覽的書籍極為廣博，但仍然要從“六藝”中查考可信的依據。《詩經》、《尚書》雖殘缺不全，然而有關虞、夏史事的記載還是可以看到的。唐堯將要退位的時候，決定禪讓給虞舜。而虞舜以及後來的夏禹，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薦，才試任官職管理政事幾十年。待到他們的功績已經建立，然後才把帝位傳給他們。這表明，天下是最珍貴的寶器，帝王是最大的繼統，傳交帝位是這樣的難啊！但是，有的人卻說：堯要將帝位讓給許由，許由不肯接受，並以此為恥而逃避隱居起來。到了夏代，又有卞隨、務光兩個人不肯接受帝位，雙雙投水而死。這些，又怎麼說起呢？太史公說：我曾經登上箕山，那上面居然有許由的墓呢。孔子排列論述古代的仁人、聖人和賢能之人，象吳太伯、伯夷一類，記載十分詳盡。我所聽說的許由、務光，他們的德義是極高的，而有關他們的文字經書里記載得很少，這是為什麼呢？

孔子說：“伯夷、叔齊，不記舊仇，因此很少怨言。”又說，他們“追求仁而得到了仁，又為什麼怨恨呢？”我悲憐伯夷的心意，讀到他們留下的逸詩而感到事實是令人奇怪的。他們的傳記里寫道：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立叔齊為君，等到父親死後，叔齊又讓位給長兄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意願。”於是就逃開了。叔齊也不肯繼承君位而逃避了。國中的人就只好立他們的另一個兄弟。正當這個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敬養老人，便商量著說：我們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他們到達的時候，西伯已經死了，他的兒子武王用車載著靈牌，尊他為文王，正向東進發，討伐紂王。伯夷、叔齊拉住武王戰馬而勸阻說：“父親死了尚未安葬，就動起干戈來，能說得上是孝嗎？以臣子的身份而殺害君王，能說得上是仁嗎？”武王身邊的人想殺死他們，太公姜尚說：“這是兩位義士啊！”扶起他們，送走了。武王平定殷亂以後，天下都歸順於周朝，而伯夷、叔齊以此為恥，堅持大義不吃周朝的糧食，並隱居於首陽山，採集薇蕨來充饑。待到餓到快要死了的時候，作了一首歌，歌辭說：“登上首陽山，採薇來就餐，殘暴代殘暴，不知錯無邊？神農虞夏死，我欲歸附難！可嘆死期近，生命已衰殘！”就這樣餓死在首陽山。

從這種情況看，伯夷、叔齊是怨呢？還是不怨呢？

有人說：“上天待人的準則是沒有偏私的，它總是向著為善之人。”那麼，象伯夷、叔齊，可以叫做善人呢，還是不算善人呢？他們聚積仁德、修潔品行達到這般地步，而終致餓死！再說在七十個弟子中間，孔子僅僅稱舉顏淵是好學的人，但顏淵永遠窮困潦倒，連糟糠都難得飽足，終於過早地夭亡了。那種認為上天總是報答、恩賜善人的說法，又怎麼樣呢？盜蹠每天都殺害無辜的人，吃人的心肝，兇橫殘暴，聚集黨徒數千人橫行於天下，竟然活到高齡而死。他是遵行什麼道德呢？這都是些特別重大而且明白顯著的例子。如果說到近世，有些人操行不規矩，專門違犯法律，而終身享受安逸和快樂。子孫都保有豐厚的產業。那選好了道路才舉步，看準了時機才說話，從不走邪道，不是公平正當的事決不奮力去做，反而遭受禍殃的人，是多得沒法數的。我是非常懷疑的，倘若這便是所謂天道，那這天道究竟合理呢？還是不合理呢？

孔子說過，“道德見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謀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罷了。所以他說，“富貴如能追求到手，那麼，即使讓我執鞭為馬夫，我也願意干。如果不能追求，還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歲月到了寒冷的季節，才知道松柏是最後凋落的”。整個世道都渾濁的時候，品行高潔的人才顯現出來。難道是因為他們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將富貴看得太輕嗎？

孔子說：“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後名聲不被傳揚。”賈誼說：“貪婪的人為財而丟命，壯烈之士為名而獻身，自命不凡者為權勢而死，普通老百姓愛惜自己的性命。”《易經·乾卦》說：“同樣明亮的東西就互相輝映，同樣種類的事物則互相應求”。“雲跟從龍而生，風伴隨虎而起，聖人出現，萬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伯夷、叔齊雖是賢人，不過因為孔子的讚揚而聲名更為昭著。顏淵雖然專心好學，也不過因為追隨於孔子之後而德行越發顯露。洞穴隱居之士，取捨是如此有規範，這些人名聲淹沒而不被稱道，實在是可悲的事情！民間的普通人，想磨礪德行，建立名聲，如果不依附那名望、地位極高的人，哪能留名於後世呢？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文章藉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兇殘、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紂王的統治已瀕於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諫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歷史大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歷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篤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為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贊語，唯《伯夷列傳》則無。滿紙贊論、詠嘆加以敘事。名為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藉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於敘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世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徠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闔，彼此呼應，迴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叔齊的事實，只在中間一頓即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先後求學於董仲舒和孔安國門下。二十歲開始遊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均考察風俗，採集史跡傳說。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后，司馬遷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著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時因友軍接應不力身陷重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