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建丞

譚建丞

譚建丞(1898-1995),原名鈞,號澄園,男,漢族,浙江湖州人。擅山水、花鳥、人物,尢精佛像,所作筆墨簡樸,尚氣勢,重整體,渾厚雅瞻。

人物簡介


譚建丞(1898-1995)原名鈞,號澄園,男,漢族,浙江湖州人。自幼好畫嗜書,1911年求學於浙江省立第三中學,課餘從鄉中名家習字畫。1916年入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1924年6月赴日本,入東京美術專科學校,為研究生。回國後於里中創辦“競義女校”,先後任教員、校長。1929年入上海政法大學,3年後獲法學士學位。期間,與王一亭、龐左玉、吳東邁、沈邁士、汪德祖等地發起創辦“清遠藝社”,共磋藝事。
曾先後在上海、湖州等地舉辦個人書畫展。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及在報刊上發表,或被美術館、博物館等單位收藏。部分作品先後參加“浙江六老畫展”、“浙江十老畫展”等。
譚建丞
譚建丞
生前為浙江美術家協會顧問,浙江書法協會譽理事,西泠印社社員,浙江省篆刻研究會顧問,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州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湖州書畫院院長。

人物生平


譚先生,名鈞,字建丞,號澄園,1898年5月26日生在浙江湖州馬軍巷一座叫春暉堂的老房子里。家學淵源的譚建丞4歲進私塾求學,接受啟蒙教育,並臨習書法和繪畫作品。清末新式學堂興起,譚先生進縐業小學和湖州府中學堂就讀。在湖州府中學堂求學時,與文學巨匠茅盾同學。14歲那年,譚先生由其大伯父引導去見在上海的一代書畫大師吳昌碩。吳昌碩讓譚先生握筆試畫,結果譚先生接過吳昌碩手中的筆,放到小缽里蘸了蘸水,又往硯台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了一幅玉蘭圖,深得吳昌碩大師的激賞,認為“小子不用干筆頭作畫,又蘸水又蘸墨,用筆濕潤,日後必定成為大家。”16歲那年,譚建丞先生正式拜師湖州書法名家宋勉成學習書法,同時為湖州珠聯室筆扇庄書寫對聯,從而結識李叔同、丁紫卿、戚紀唐等。中學畢業后,譚建丞先生考取東南大學文學系,並獲文學學士學位,曾受到近代實業家張謇的指教。1922年,25歲的譚建丞東渡日本,經日本著名畫家橋本關雪的介紹,成為東京美術專科學校的研究生。1929年譚建丞考入上海法政大學法學系,畢業后獲法學學士學位和律師資格。
抗戰期間,譚先生流寓上海,供職於湖州菱湖金融家唐伯耆辦的振業銀行。期間,譚建丞仍一直致力於書法繪畫的創作和研究,與鄧散木、趙叔孺、黃葆戍、張蔥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藝術上取精用宏,日臻完善。新中國成立初,譚建丞在杭州市工商局工作,工余與黃賓虹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余任天等談書研藝,西子湖畔留下了他頎長的身影。但1954年譚建丞遭人告發“里通海外”,而被解職回到故里湖州。從此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譚先生長期蒙受苦難,過著底層貧苦的生活,但他對藝術的孜孜追求,始終不改。
1957年,一心向藝術的60歲的譚先生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歲的張宗祥為師,民間一時傳為佳話。“文革”十年中,譚先生的生活跌入深淵,被羅列了一大堆如“歷史反革命、右派、敵偽分子、CC派頭子的秘書”等罪名,掛牌遊街、批鬥,清晨掃馬路,晚上寫交代,過著非人的生活。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歷史才還譚先生一個公道,洗去強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他在藝術上也重新煥發出青春,篆刻、書法、繪畫、詩詞都達到從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1980年,當代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為譚建丞先生題詞:“江南書畫第一擘”,給予高度評價。
後人曾這樣評價晚年的譚先生:“譚老平日陳書綴卷,置酒撫琴,居備勤儉,躬兼勞辛,晨煙臨課,暮靄挑燈,酷暑‘揮汗’,嚴冬‘呵凍’,評品山水人物,鑒別金石彝銘,閑吟得句,采輯詩文。時而捧硯席而筆走龍蛇,意欲所到與意所不及,全不暇顧,如魚相忘於江湖,樂而不知老之所至。誠哉斯藝,進乎道也。”確是寫出了譚先生的坦蕩心情和卓越藝境。1995年5月他百歲生日時藝術界和當地政府為他舉辦了“譚建丞先生詩書畫印學術研討會暨譚建丞先生百歲華誕慶賀會”,劉海粟劉開渠王朝聞等藝術大師聯名慶賀,稱頌譚先生是“烏程耆宿,光耀吳越”。12月8日,經歷百年的歷史苦難滄桑,90高齡加入中共的新黨員,與書畫纏綿近一個世紀的譚先生與世長辭。據說,譚先生臨終前親自修改訃告,專門關照家裡人,不驚擾親朋好友,待火化后將骨灰撒在他故鄉湖州的道場山上,書畫精品和一生積蓄錢款贈與浙江省文史館、西泠印社、湖州博物館等單位。
抗戰時期,旅居上海,曾參加抗日後援會工作。又與同里吳東邁(缶老之子)、沈邁士、龐左玉、汪德祖等創辦清遠藝社,志含救亡圖存。清遠之名,出於蘇東坡讚美湖州之詩句“山水清遠地”。他曾畫一瘋僧圖,上題一詩:“昔日掃秦今未掃,看他冰山自家倒。八功德水蒲葵風,先與世人洗煩惱。”后被漢奸向日軍告密:以汪偽為秦檜,冰山為日軍。幸虧先得消息而挾畫遠遁,才得免禍。此畫今存湖州博物館。
譚老的事略,早在《墨林挹秀錄)有傳。《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稱:“譚建丞(現代)自署書畫老人,浙江吳興人。善山水、人物,尤工佛像。書法蒼古奇勁。惟高自位置,平日不輕為人作。”
譚建丞的書法厚重端凝,頗具風格。自認為篆、隸兩體不若楷、行。早年,他的書法頗得同里書家宋冕成之教導。宋氏認為:
學書者須先從顏魯公人手,使骨肉凝固,然後繼之以二王,使神流韻活。說來也巧,此三人均曾在湖州留有德政、遺愛在人間,故湖州人倍加敬愛。我曾問他:“趙孟頫有印曰‘吳興’,何以宋老與您不學趙體?”他笑答:“藝術界向重人品,老前輩勉勵後學往往先從敦品進言。”這句話,表面上似答非所問,實具深意焉。
據《譚建丞先生與書法》(石風、袁道厚撰):“初入門者應做到:掌虛指實,心正筆直,持之以恆,先死後活。”又稱“作書極講究墨韻,強調羊毫筆使用時須‘飲墨如貪,吐墨如吝’。認為用筆要軟,筆軟才能遒勁;醮墨要飽,墨飽才能豐腴。因此,先生每每作書,即在筆酣墨飽時,以迅疾的筆勢和遒勁的筆力,再加上中鋒行筆時副毫與紙面的摩擦,產生一種潤而厚、澀而實之筆,從而使人感受到‘乾裂秋風,潤含春雨’的墨韻之美。”譚老的畫可謂無所不能,諸如花卉、翎毛、草蟲、瓜果、山水、人物、仕女、佛像等,無一不佳。花鳥設色清麗而不俗艷,筆致沉重中見流暢。所作山水,直如王摩潔所稱“雲峰石跡,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平造化”。
人物畫則兼工帶寫,鬚眉畢具。文革期間,無所事事,每日到公園坐坐,對架上葡萄觀察得比較細。又從農科院友人處得見《葡萄品種》一書,始知我國葡萄有百餘種,果色紅、藍、黑、白、黃均有,葉型亦多變化。於是,乃放膽畫各種不同之葡萄,逐有“譚葡萄”之稱。85歲以後,改為多畫松石,故顏所居為“松石延年之室”。
世人論譚老多推書畫,他自己每稱對篆刻用功最勤。在《澄園印存》卷首有《自述》一篇:“回憶童年好嬉,往往取硬年糕切為印,搏泥巴以為鈕。稍長,則交遊者多金石家……抗戰中蟄居海上,則交遊者若趙叔孺、黃葆戊、張蔥玉、吳東邁等,眼界日擴。中與鄧君糞翁為最契,喜其刻畫大氣磅礴,殆亦性之所近乎。”綜觀《澄園印存》之印,果多缶廬與糞翁氣韻,沉雄樸厚,自成一家。故《自述》所言“蓋餘一生只知所好者好之,絕不知分宗論派也。”
譚老向來認為從藝更當注重文學修養,否則終不出匠人範疇。他的金石書畫都每泛出書卷氣,也正顯示其“滿腹詩書氣自華”的胸襟。
譚老又是個金石家、鑒賞家。我與譚老論交,就是從古磚瓦的研究開端的。文革中期,我出了一本《瓦當印譜》,意猶未盡,又開始研究古磚,擬他日出《磚甓印譜》以為姊妹篇。偶從陳左夫先生處見到一箱磚拓,大半曾經譚老題跋,論析十分精彩。遂請陳氏介紹,專程赴湖州拜訪譚老。蒙他厚愛,受益良多。當年景況,至今歷歷在目。
譚老晚年,受到海內外交相讚譽,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書法家協會、美術家協會及篆刻研究會顧問,西泠印社社員,浙江省文史館名譽館員,湖州書畫院院長,英士書畫社社長,詩詞學會會長。

歷史評價


被稱為20世紀中國畫領域中藝擅四絕的最後一位大師譚建丞先生誕辰110周年即將來臨時,忽然發現時間過得真快,譚先生仙逝也已十多年!但譚先生生前那種豁達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待人和藹的態度和藝術上卓越的大家風度,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代表作品


譚建丞畫作
譚建丞畫作
代表作品有《冰壺洞寫景》《蔬果》《達摩造像》《山居圖》《丈四花卉》(為中央文史館收藏)《八尺山水》(為君陶藝術院收藏)等。工書法,精篆刻,善詩文。書畫論著有《怎樣畫葡萄》《澄園寫石》《建丞畫選》《建丞畫選》《建丞印存》《澄園詩草》《春暉小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