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建丞

譚建丞（1898-1995）原名鈞，號澄園，男，漢族，浙江湖州人。自幼好畫嗜書，1911年求學於浙江省立第三中學，課餘從鄉中名家習字畫。1916年入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1924年6月赴日本，入東京美術專科學校，為研究生。回國後於里中創辦“競義女校”，先後任教員、校長。1929年入上海政法大學，3年後獲法學士學位。期間，與王一亭、龐左玉、吳東邁、沈邁士、汪德祖等地發起創辦“清遠藝社”，共磋藝事。

曾先後在上海、湖州等地舉辦個人書畫展。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及在報刊上發表，或被美術館、博物館等單位收藏。部分作品先後參加“浙江六老畫展”、“浙江十老畫展”等。

生前為浙江美術家協會顧問，浙江書法協會譽理事，西泠印社社員，浙江省篆刻研究會顧問，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州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湖州書畫院院長。

譚先生，名鈞，字建丞，號澄園，1898年5月26日生在浙江湖州馬軍巷一座叫春暉堂的老房子里。家學淵源的譚建丞4歲進私塾求學，接受啟蒙教育，並臨習書法和繪畫作品。清末新式學堂興起，譚先生進縐業小學和湖州府中學堂就讀。在湖州府中學堂求學時，與文學巨匠茅盾同學。14歲那年，譚先生由其大伯父引導去見在上海的一代書畫大師吳昌碩。吳昌碩讓譚先生握筆試畫，結果譚先生接過吳昌碩手中的筆，放到小缽里蘸了蘸水，又往硯台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了一幅玉蘭圖，深得吳昌碩大師的激賞，認為“小子不用干筆頭作畫，又蘸水又蘸墨，用筆濕潤，日後必定成為大家。”16歲那年，譚建丞先生正式拜師湖州書法名家宋勉成學習書法，同時為湖州珠聯室筆扇庄書寫對聯，從而結識李叔同、丁紫卿、戚紀唐等。中學畢業后，譚建丞先生考取東南大學文學系，並獲文學學士學位，曾受到近代實業家張謇的指教。1922年，25歲的譚建丞東渡日本，經日本著名畫家橋本關雪的介紹，成為東京美術專科學校的研究生。1929年譚建丞考入上海法政大學法學系，畢業后獲法學學士學位和律師資格。

抗戰期間，譚先生流寓上海，供職於湖州菱湖金融家唐伯耆辦的振業銀行。期間，譚建丞仍一直致力於書法繪畫的創作和研究，與鄧散木、趙叔孺、黃葆戍、張蔥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藝術上取精用宏，日臻完善。新中國成立初，譚建丞在杭州市工商局工作，工余與黃賓虹、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余任天等談書研藝，西子湖畔留下了他頎長的身影。但1954年譚建丞遭人告發“里通海外”，而被解職回到故里湖州。從此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譚先生長期蒙受苦難，過著底層貧苦的生活，但他對藝術的孜孜追求，始終不改。

1957年，一心向藝術的60歲的譚先生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歲的張宗祥為師，民間一時傳為佳話。“文革”十年中，譚先生的生活跌入深淵，被羅列了一大堆如“歷史反革命、右派、敵偽分子、CC派頭子的秘書”等罪名，掛牌遊街、批鬥，清晨掃馬路，晚上寫交代，過著非人的生活。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歷史才還譚先生一個公道，洗去強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他在藝術上也重新煥發出青春，篆刻、書法、繪畫、詩詞都達到從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1980年，當代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為譚建丞先生題詞：“江南書畫第一擘”，給予高度評價。

後人曾這樣評價晚年的譚先生：“譚老平日陳書綴卷，置酒撫琴，居備勤儉，躬兼勞辛，晨煙臨課，暮靄挑燈，酷暑‘揮汗’，嚴冬‘呵凍’，評品山水人物，鑒別金石彝銘，閑吟得句，采輯詩文。時而捧硯席而筆走龍蛇，意欲所到與意所不及，全不暇顧，如魚相忘於江湖，樂而不知老之所至。誠哉斯藝，進乎道也。”確是寫出了譚先生的坦蕩心情和卓越藝境。1995年5月他百歲生日時藝術界和當地政府為他舉辦了“譚建丞先生詩書畫印學術研討會暨譚建丞先生百歲華誕慶賀會”，劉海粟、劉開渠、王朝聞等藝術大師聯名慶賀，稱頌譚先生是“烏程耆宿，光耀吳越”。12月8日，經歷百年的歷史苦難滄桑，90高齡加入中共的新黨員，與書畫纏綿近一個世紀的譚先生與世長辭。據說，譚先生臨終前親自修改訃告，專門關照家裡人，不驚擾親朋好友，待火化后將骨灰撒在他故鄉湖州的道場山上，書畫精品和一生積蓄錢款贈與浙江省文史館、西泠印社、湖州博物館等單位。

抗戰時期，旅居上海，曾參加抗日後援會工作。又與同里吳東邁(缶老之子)、沈邁士、龐左玉、汪德祖等創辦清遠藝社，志含救亡圖存。清遠之名，出於蘇東坡讚美湖州之詩句“山水清遠地”。他曾畫一瘋僧圖，上題一詩：“昔日掃秦今未掃，看他冰山自家倒。八功德水蒲葵風，先與世人洗煩惱。”后被漢奸向日軍告密：以汪偽為秦檜，冰山為日軍。幸虧先得消息而挾畫遠遁，才得免禍。此畫今存湖州博物館。

譚老的事略，早在《墨林挹秀錄)有傳。《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稱：“譚建丞(現代)自署書畫老人，浙江吳興人。善山水、人物，尤工佛像。書法蒼古奇勁。惟高自位置，平日不輕為人作。”

譚建丞的書法厚重端凝，頗具風格。自認為篆、隸兩體不若楷、行。早年，他的書法頗得同里書家宋冕成之教導。宋氏認為：

學書者須先從顏魯公人手，使骨肉凝固，然後繼之以二王，使神流韻活。說來也巧，此三人均曾在湖州留有德政、遺愛在人間，故湖州人倍加敬愛。我曾問他：“趙孟頫有印曰‘吳興’，何以宋老與您不學趙體?”他笑答：“藝術界向重人品，老前輩勉勵後學往往先從敦品進言。”這句話，表面上似答非所問，實具深意焉。

據《譚建丞先生與書法》(石風、袁道厚撰)：“初入門者應做到：掌虛指實，心正筆直，持之以恆，先死後活。”又稱“作書極講究墨韻，強調羊毫筆使用時須‘飲墨如貪，吐墨如吝’。認為用筆要軟，筆軟才能遒勁；醮墨要飽，墨飽才能豐腴。因此，先生每每作書，即在筆酣墨飽時，以迅疾的筆勢和遒勁的筆力，再加上中鋒行筆時副毫與紙面的摩擦，產生一種潤而厚、澀而實之筆，從而使人感受到‘乾裂秋風，潤含春雨’的墨韻之美。”譚老的畫可謂無所不能，諸如花卉、翎毛、草蟲、瓜果、山水、人物、仕女、佛像等，無一不佳。花鳥設色清麗而不俗艷，筆致沉重中見流暢。所作山水，直如王摩潔所稱“雲峰石跡，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平造化”。

人物畫則兼工帶寫，鬚眉畢具。文革期間，無所事事，每日到公園坐坐，對架上葡萄觀察得比較細。又從農科院友人處得見《葡萄品種》一書，始知我國葡萄有百餘種，果色紅、藍、黑、白、黃均有，葉型亦多變化。於是，乃放膽畫各種不同之葡萄，逐有“譚葡萄”之稱。85歲以後，改為多畫松石，故顏所居為“松石延年之室”。

世人論譚老多推書畫，他自己每稱對篆刻用功最勤。在《澄園印存》卷首有《自述》一篇：“回憶童年好嬉，往往取硬年糕切為印，搏泥巴以為鈕。稍長，則交遊者多金石家……抗戰中蟄居海上，則交遊者若趙叔孺、黃葆戊、張蔥玉、吳東邁等，眼界日擴。中與鄧君糞翁為最契，喜其刻畫大氣磅礴，殆亦性之所近乎。”綜觀《澄園印存》之印，果多缶廬與糞翁氣韻，沉雄樸厚，自成一家。故《自述》所言“蓋餘一生只知所好者好之，絕不知分宗論派也。”

譚老向來認為從藝更當注重文學修養，否則終不出匠人範疇。他的金石書畫都每泛出書卷氣，也正顯示其“滿腹詩書氣自華”的胸襟。

譚老又是個金石家、鑒賞家。我與譚老論交，就是從古磚瓦的研究開端的。文革中期，我出了一本《瓦當印譜》，意猶未盡，又開始研究古磚，擬他日出《磚甓印譜》以為姊妹篇。偶從陳左夫先生處見到一箱磚拓，大半曾經譚老題跋，論析十分精彩。遂請陳氏介紹，專程赴湖州拜訪譚老。蒙他厚愛，受益良多。當年景況，至今歷歷在目。

譚老晚年，受到海內外交相讚譽，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書法家協會、美術家協會及篆刻研究會顧問，西泠印社社員，浙江省文史館名譽館員，湖州書畫院院長，英士書畫社社長，詩詞學會會長。

被稱為20世紀中國畫領域中藝擅四絕的最後一位大師譚建丞先生誕辰110周年即將來臨時，忽然發現時間過得真快，譚先生仙逝也已十多年！但譚先生生前那種豁達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待人和藹的態度和藝術上卓越的大家風度，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代表作品有《冰壺洞寫景》《蔬果》《達摩造像》《山居圖》《丈四花卉》（為中央文史館收藏）《八尺山水》（為君陶藝術院收藏）等。工書法，精篆刻，善詩文。書畫論著有《怎樣畫葡萄》《澄園寫石》《建丞畫選》《建丞畫選》《建丞印存》《澄園詩草》《春暉小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