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

《“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閻浩崗，男，1963年11月生於河北吳橋。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河北大學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文學碩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已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魯迅研究月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四十餘篇。著作除本書外，另有《中國現代小說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中國現代小說研究概覽》（主編，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中國現代文學流派藝術研究》（合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等。

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可能性——代序

寫在前面

緒論

一、“文學價值”的評判標準

二、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化”態度

三、文學史的“入史”資格

四、文學史寫作的體例

第一章 從文學角度看“紅色經典”

一、文學價值本身的角度與“紅色經典”的“文學史化”

二、為“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一辯

三、“紅色經典”文學價值的體現及其分檔

第二章“土改”敘事：在“十七年”的入口處

一、《暴風驟雨》第一部：快意的除霸復仇

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揪出偽飾的惡霸

三、《暴風驟雨》第二部與“土改”敘事中的道義問題

第三章 《紅旗譜》：日常化的革命敘事

一、人物形象的日常性

二、人物關係與敘事邏輯的日常性

三、“閑筆”的魅力

四、日常生活描寫的題外之旨

第四章 《創業史》及其他合作化題材長篇

一、藝術描寫的真實感與人物形象的生動性

二、人倫摯情與創業激情：藝術感染力的源泉

三、善良與尊嚴：永恆的道德價值

四、《山鄉巨變》：另一種真實和別樣的魅力

五、《三里灣》與《艷陽天》：鄉村道德衝突的寫實與權力鬥爭的傳奇

第五章 通俗傳奇與英雄史詩

一、《林海雪原》、《三家巷》及其他“革命通俗小說”

二、《保衛延安》、《紅日》與當代小說的史詩性追求

三、《李自成》：規模空前的英雄史詩

四、《苦菜花》：政治規約下的人性表現

第六章 《青春之歌》：自敘傳與“集體創作”

一、作家創作主旨與讀者期待視野

二、作家創作心態及作品修改得失

三、自我實現者的心路歷程與青春激情的頌歌

第七章 《紅岩》：紀實與傳奇結合的奇書

一、史實與虛構的藝術化處理

二、空前絕後的意志傳奇

三、從真實感看其藝術得失

四、超越意識形態的精神價值

第八章 文學史長河中的“紅色經典”

一、“紅色經典”與毛澤東文藝思想

二、農、兵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

三、理想化人物與樂觀明朗基調

四、“紅色經典”對“長篇小說美學”的探索

五、“紅色經典”與新時期小說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本書所論主要作品初版日期、主要版本及被改編情況

後記

人物性格的鮮明生動固然也是作品生活氣息的元素，筆者以為，生活氣息的獲得，還由於作品使人如臨其境的社會自然環境、日常生活場景與細節描寫。讀《紅旗譜》，我們能感受到民國年間的社會風貌，了解當時冀中平原婚喪嫁娶、逢年過節的習俗，甚至看到鎖井鎮的街巷、通向大小嚴村的羊腸小道、千里堤和白洋淀的風光，聽到風吹大楊樹葉子嘩啦啦的響聲。《三里灣》、《山鄉巨變》、《三家巷》也以寫日常生活或民間風俗見長。《林海雪原》、《紅岩》、《鐵道游擊隊》里非常獨特的環境與生活方式、生活狀態的描寫也是其吸引讀者的原因之一。作品生活氣息的獲得，還由於表現了濃郁而真摯的人倫情感。《紅旗譜》最感人的，不是反“割頭稅”運動、二師學潮與高蠡暴動的火暴場面，而是朱老忠的俠肝義膽，他與嚴志和、朱老明等人的朋友情，與貴他娘的夫妻情，濤他娘與老祥奶奶的婆媳情，江濤與奶奶的祖孫情，與運濤的兄弟情。甚至朱老星家的對丈夫獨特的情愛表達，也饒有趣味。①《青春之歌》最吸引青年讀者之處，在於對女主人公處理與三個男性的情愛關係時真實、細膩、動人的心理描寫。“文革”時期的文藝作品被新時期批評界指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但，這並不是說那時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動人——京劇《紅燈記》就每每催人淚下。

十七年文學研究如果從1999年算起，迄今已走過了十個年頭。它之所以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想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90年代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加快和深入劇烈，中國的社會意識和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需要對“歷史”做進一步的重評。二是由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內部調整的需要。80年代中期前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思潮通過將“左翼文學”邊緣化確立了“純文學”的秩序，但是這種簡單化的、二元對立式的理解歷史的方式，後來逐漸顯示了它思想單薄、學術平板的一面，於是對它的質疑，以及提出清理這種研究結論的呼聲在學科內部日益呈現。我想閻浩崗教授的《“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從醞釀到寫作的過程，應該都在這一學術思潮的背景之中。

我與浩崗教授結識於幾年前，後來到他供職的大學文學院講學和答辯，便比較熟悉了。在這種情況下得知，他為十七年文學研究投入了大量心力和勞動，而且此前，已有相當可觀的學術成果問世。我們知道，出現於十七年的“紅色經典”是在這些作品被充分“當代化”的情況下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由於社會思潮對它們的合法性予以了先驗性的強大支持，它們成為“文學史經典”幾乎沒有成為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