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鼎

1896年10月2日　出生於浙江鄞縣。

1903—1910年　寧波私塾讀書。

1911—1912年　寧波恆大錢莊學徒。

1913—1916年　寧波斐迪中學肄業。

1920年　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獲理科學士學位。

1920—1925年　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講師。

1925—1926年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獲理科碩士學位。

1926—1932年　任上海聖約翰大學副教授。

1932—1934年　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獲哲學博士學位。

1934—1949年　歷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任生物系（今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主任，研究院院長，理學院院長，代理教務長。

1952—1956年　任上海水產學院海洋漁業研究室主任。

1956年　中蘇朝越四國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成員、專家。

1957—1982年　任上海水產學院一級教授，院長。

1959年　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水產研究所所長（現為東海水產研究所），兼魚類學研究室主任。

1972年　任廈門水產學院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83年　任上海水產學院名譽院長。

1986年　逝世於上海。

1920年畢業於東吳大學生物系，1926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34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生物系主任、研究院院長、理學院院長、代理教務長。他是中國海洋湖沼學會、中國水產學會、中國魚類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動物學會的理事，中國水產學會《水產學報》編委會第一、二、三屆主任委員，《海洋與湖沼》、《動物學報》、《水生生物學報》等多種學術刊物編委，聖約翰大學校友會第一任會長。

朱元鼎，著名魚類學家和水產教育家，中國魚類分類學主要奠基人。他的《中國魚類索引》是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魚類分類學專著。他長期從事魚類分類、形態、比較解剖學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一生共發現魚類48新種、10新屬、4新亞科。在魚類的系統演化和系統發育方面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多次提出獨到的創見，貢獻卓著。

朱元鼎，字繼炤，號經霖。1896年10月2日出生於浙江省鄞縣一個商人家庭里。7歲在當地念私塾，15歲被雙親送到寧波恆大錢莊當學徒。他見一些幼時私塾的同學在中學里念書，十分羨慕，總想有朝一日繼續上學。在工作之餘，他抓緊一切機會自學。當時辛亥革命勝利，進步思潮有力地影響了世代經商的朱家，在他一再懇求下，加之得到思想開明的叔父的支持，說服了父母，同意他結束學徒生活，進入寧波斐迪中學念書。

寧波是漁業繁盛的地區，又靠近我國最大的漁場——舟山。朱元鼎總喜歡徜徉於碼頭、魚肆，徘徊於甬江之濱。他愛海、愛魚，愛這富饒的土地。恰恰就是魚類資源問題，老師總是語焉不詳，搞不清浙東海里到底有多少種魚，因為那時還無人寫過一部比較系統的有關中國魚類的書籍。這就是朱元鼎後來同魚類結下不解之緣的初因。

1916年中學畢業后，朱元鼎考入東吳大學生物系。由於他品學兼優，三年級被選為全校“麗譯會”主席，每周舉辦演講競賽，專題辯論等有益於增長知識的活動，深得廣大師生的好評。同時還被選為東吳大學學刊編委。在學業上朱元鼎受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東吳大學教授齊天錫（N．Gist Gee）影響頗深。直至他晚年還深情地向助手回憶齊天錫教授治學嚴謹，對學生諄諄教誨，既嚴格要求又熱情栽培的情景。1919年朱元鼎發表了《藻類的經濟價值》一文，這是他最早的關於水產方面的科學論文。

1920年朱元鼎大學畢業后，受聘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生物系（今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1925年以學業優異，被學校選送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進修昆蟲學，1926年獲理學碩士學位。回國後繼續在聖約翰大學任教，並晉陞為副教授。他除先後講授昆蟲學、魚類學、遺傳學、進化論和比較解剖學等多門課程外，還堅持昆蟲學的研究工作。在1928年後兩年內先後發表昆蟲分類學論文4篇，發現襀翅目昆蟲2個新屬和9個新種。

在聖約翰大學任教期間，年輕的朱元鼎目睹外國專家將在中國採集的大量魚類標本帶回國去，發表不少有關魚類新種的文章，將許多中國漁業資源資料竊為己有，甚感痛心。面對中國豐富的魚類資源，魚類學的研究領域卻被外國人把持，朱元鼎下定“我們要做中國漁業科學的主人”的決心，毅然放棄研究多年的昆蟲學的工作，轉而研究魚類。1930年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魚類學論文《中國魚類學文獻》。1931年出版了他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魚類學專著《中國魚類索引》。

1932年朱元鼎被選送美國密歇根大學，在該校動物博物館著名魚類學家C．L．赫伯斯（Hubbs）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由於他的努力，原定2年的進修任務，一年半就完成了。1934年2月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被聖約翰大學聘任為教授。1935年發表博士論文《中國鯉科魚類之鱗片、咽骨與其牙齒之比較研究》，在國內外獲得廣泛的重視。

從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十餘年中，儘管朱元鼎堅持開展魚類的研究，但終因戰局動蕩，困難重重，收效甚微。

1952年，中國第一所水產高等院校——上海水產學院成立，朱元鼎擔任海洋漁業研究室主任，專心致力於魚類的研究，不斷做出新的成績。1956年被推薦為中、蘇、朝、越四國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多次出席會議，宣讀論文。

1957年朱元鼎被評為一級教授。11月，國務院任命他為上海水產學院院長。1959年，東海水產研究所成立后，他兼任所長和魚類學研究室主任，更是全力投身於科研和教學事業。在1960—1963年的短短4年中，完成了《中國軟骨魚類志》、《南海魚類志》、《東海魚類志》、《中國石首魚類分類系統的研究和新屬新種的敘述》等專著，基本上摸清了中國沿海魚類資源的種類和區系分佈，為我國開發和利用海洋魚類資源作出了貢獻。在他領導下建立起來的院、所魚類標本室不斷得到擴充完善，成為中國研究魚類的重要基地之一，深受國內外學者稱羨。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完全剝奪了從事正常科研工作的權利。但朱元鼎還是排除了各種困難和干擾，默默地在家裡繼續進行研究，於1973年與王文賓合作完成了《中國動物圖譜·魚類》的編撰工作。

粉碎“四人幫”后，朱元鼎不顧年邁多病，到處奔走，呼籲上海水產學院復校。終於在1979年經國務院批准遷回上海復校，他仍被任命為院長。1983年因年事過高卸任實職，而榮任名譽院長。朱元鼎十分痛惜過去十年失去的時間，他在美國的兒子想接他去休息，但他說：“工作未了，我不能去”，不顧垂暮之年，繼續奮戰在科研第一線。在1977—1986年間，先後和助手、其他專家合作完成《南海諸島海域魚類志》、《福建海洋經濟魚類》、《中國軟骨魚類的側線管系統以及羅倫瓮和羅倫管系統的研究》、《福建魚類志》等專著和論文25篇。

1986年11月，91歲高齡的朱元鼎卧床不起，雖病魔纏身，仍不忘《中國魚類志》的研究工作，召集助手於病榻前研討如何早日完成。12月初，某大學教授寄來一篇關於鱖魚研究的論文請他審閱，此時他身體已十分衰弱，但還堅持要助手將全文念給他聽，並提出修改意見。這是他去世前二周審閱的最後一篇論文。1986年12月17日卒於上海。他生前把私人珍藏的圖書、資料近2千份提供公用，身後全部獻給了國家。有關單位為了表彰他獻書的愛國熱忱，給予5萬元獎金，但家屬深知朱老生前提攜後生之宿願，將全部款項捐獻給了上海水產大學，建立朱元鼎獎學金基金，永志紀念。

朱元鼎曾歷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一至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蘇、朝、越四國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成員；中國魚類學會、中國海洋湖沼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水產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動物學會理事；《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水產分支》主編，《中國水產學報》主編等職。

魚類分類學研究

30年代初，朱元鼎就廣泛整理了中國的魚類及有關中國魚類學的研究資料，先後發表了《中國魚類學文獻》和《中國魚類圖說》，首次較全面地反映中國的魚類資源和魚類學研究的概況。1931年他撰寫出版《中國魚類索引》。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中國魚類分類學專著。該書對收集的1533種中國魚類的原始報道、研究文獻、採集地等按照分類系統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奠定了中國魚類分類學研究的基礎。由於該書在中國魚類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上的創造性和重要性，於1939年獲北平自然歷史學會的金質獎狀。這部著作至今已歷經半個多世紀，但仍然是國內外學者研究中國魚類分類必備的參考書。

30年代以後，魚類分類學的研究一直是朱元鼎工作的重點，並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成就，為魚類分類學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一生共發表了64部（篇）專著和論文，洋洋數百萬字。他發現魚類新亞科4個；新屬10個；新種48個。其中：貓鯊科11種，真鯊科4種，鎧鯊科1種，角鯊科1屬5種，鰩科2種，無刺鰩科1種，魟科1種，扁魟科1種，六鰓魟科1種，牛鼻鱝科1種，鰻鱺科3種，新鰻科1種，蛇鰻科3種，鯉科7屬，長尾鱈科2種，鰺科2種，石首魚科4亞科2屬4種，石鱸科1種，鰕虎魚科2種，彈塗魚科1種，魨科1種等。不僅大大豐富了魚類分類學的內容，而且為我國魚類分類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魚類分類學的發展，從外部形態特徵區分，逐步深入到內部解剖特徵的區分。朱元鼎將他精湛的比較解剖學的造詣，運用在魚類分類學的研究上，從而發現了大量新種、新屬、新亞科，提出和建立了有關魚類新的分類系統，並在魚類的演化和系統發育方面屢樹創見。

關於鯉科分類上的貢獻

30年代前，我國內陸水域的最主要魚類——鯉科魚類的分類，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整理，或只是初步零星的工作，種屬系統相當混亂。1932年朱元鼎在美國進修期間，就著手用比較解剖學的方法，對鯉科分類進行深入研究。1935年他的博士論文《中國鯉科魚類之鱗片、咽骨與牙齒的比較研究》發表后，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廣泛重視。他在這篇論文中，深入地研究了中國鯉科魚類鱗片、咽骨和牙齒的構造，探討了這些構造在系統分類中的價值，以及形態變化和魚類演化的關係，從而提出了中國鯉科魚類分類系統的意見，並發現了7個鯉科魚類的新屬。為開拓魚類分類學研究領域與魚類分類的新途徑作出了貢獻。該論文所具的獨創性的見解，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當時，日本的魚類學學者用“元鼎骨”指稱鯉科魚類的咽骨。至今該論文仍是國內外研究鯉科魚類必不可少的重要參考文獻。

關於石首魚類分類上的貢獻

石首魚類由於它頭部有一對晶瑩潔白的大型“耳石”而得名，是世界經濟魚類，尤以中國產量最大，如大黃魚、小黃魚、鮸等均具重要經濟價值。但長期以來中國及世界石首魚類的分類頗為混亂，且存在一些錯誤，其原因是當時國內外學者僅從其外形進行分類，因而有許多問題長期未能得以解決，尤其對石首魚類的演化研究更是一個還無人涉及的空白。1963年朱元鼎同羅雲林、伍漢霖根據長期研究成果，撰寫出版了《中國石首魚類分類系統的研究和新屬新種的敘述》。該書根據作者多次在中國沿海各地所採集的石首魚類標本，總結過去一百餘年來有關中國石首魚類的分類學資料，詳細研究了中國沿海產的石首魚類，率先從內部解剖，以鰾和耳石的形態和式型的比較分析，最早發現了石首魚類鰾的分枝和耳石形態的變化規律，並結合前人所慣用的外部形態特徵作依據，從而發現4新亞科、2新屬和4新種，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弄清了石首魚類的親緣隸屬關係，使其分類系統更科學化，更接近自然狀況。該書不僅充實提高了中國石首魚的分類系統，解決了過去在分類上所存在的紊亂問題，而且其研究方法為中國魚類分類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因此，引起國內外有關魚類學家的關注和重視。巴西學者將其譯成英文，於1975年在荷蘭出版。其後國外相繼發表的魚類學專著中，凡涉及石首魚類分類研究時，均大量引用該書的研究方法、學術觀點及具體種類的有關資料。該書發表已26年，至今仍是研究世界石首魚類的重要參考文獻，它對促進魚類分類學科的發展有較大的科學意義，被列入《上海市1960科學技術研究論文選集》，並獲得1978年福建省科學技術成果獎。

在中國軟骨魚類比較解剖學研究上的貢獻

朱元鼎與孟慶聞合作，於1979年撰寫出版《中國軟骨魚類的側線管系統以及羅倫瓮和羅倫管系統的研究》專著。該書分“總論”、“各論”、“結論”三部分。總論介紹了研究簡史、研究方法，側線管、羅倫管系統的區分及命名問題，側線管各管道、各羅倫瓮群和管群在不同種類的變化和特徵。各論綜述了73種中國軟骨魚類的2個系統的整個結構。結論探討了2個系統的變化性質和魚類形態與生態之間的密切關係，並依其形態結構特徵調整了一些科、屬、種的分類位置，增設若干分類階元，敘述了軟骨魚類各分類階元的主要形態特徵，探索了中國軟骨魚類的系統演化。朱元鼎等在對73種中國軟骨魚類的側線管、羅倫管和羅倫瓮的結構研究基礎上，對以前沒有定名的肩圈、腹管、顱圈、背側圈等都予以定名，使這2個器官的研究更臻於完善。魚類分類過去除外部形態特徵，內部解剖特徵較多地應用骨骼系統作為分類依據之一，但軟骨魚類的骨骼系統尚不如側線管系統和羅倫管系統能具有各分類階元的明顯特徵。他們通過內部解剖的比較研究，分析和觀察各分類階元側線管和羅倫管系統的變化特徵，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其親緣關係和演化趨向獲得深刻啟示，並參考了古魚類學的資料，提出了一個新的中國軟骨魚類分類系統，側孔總目新增設鬚鯊目、真鯊目、扁鯊目、鋸鯊目；下孔總目新增設鋸鰩目和鱝目。對軟骨魚類這種高級器官的研究在魚類進化理論方面是一個超越前人的突破，對於魚類形態學、分類學，以及進化理論方面都有廣泛的影響，本研究在國內屬首創，在國際上也是先進的，因而獲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

擘畫中國魚類志

朱元鼎畢生最大的宿願是要完成中國魚類志書。他晚年主要精力集中在分區域的魚類志書的著述，為最終完成《中國魚類志》宏圖鋪奠了主要基石。

年逾花甲的朱元鼎旨在總結自世界著名分類學家C．林奈（Linnaeus）1758年以來的繁多而分散的中國軟骨魚類資料，並根據過去近十年中多次從中國沿海所採集的大量軟骨魚類標本，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在1960年出版《中國軟骨魚類志》。這一關於我國軟骨魚類比較全面和完整的專著，記載了中國沿海所產軟骨魚類126種（其中發現7新種），分隸於60屬，28科。對每一種魚類詳述其形態特徵、分佈、習性、採集地、異名等。這本書是國內外魚類學界研究中國軟骨魚類資源、區系、分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參考書。1964年，他與王幼槐合作又共同發表了《論中國軟骨魚類的地理分佈和區系特徵》等論文。

朱元鼎和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的魚類學家自1954年起共同對南海魚類區系進行了5年的調查、採集，歷經8年的辛勤研究、整理編寫，於1962年出版《南海魚類志》。朱在該志中承擔板鰓亞綱的撰寫。《南海魚類志》是中國現代海洋魚類區系調查專著，共記述采自廣東、海南島及西沙群島的魚類860種，分隸於26目、164科、434屬，按分類系統記載了這些魚類的形態特徵、地理分佈和經濟價值。書中反映出南海魚類區系的特點是大多數種類屬熱帶和亞熱帶，在種類組成上與印、澳海區的區系有著很多相同的地方。另一特點是主要經濟魚類的種類繁多，生長季節長，因而魚類資源蘊藏量豐富。對中國海洋魚類區系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資料，也為我國南海漁業區與群島漁業區的海洋魚類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科學依據。

1960年，朱元鼎組織國內主要魚類學專家對東海沿岸及各島嶼魚類區系進行調查研究，根據所採集魚類標本編寫成志，並親自審稿、定稿，由朱元鼎、張春霖、成慶泰主編的《東海魚類志》於1963年問世。該志共記述東海海區魚類442種（其中發現7新種），分隸於29目、152科，300屬，按分類系統記載了這442種魚類的形態特徵和地理分佈，各分類階元均有總的描述和檢索表，每一種類附採集地、標本量度、異名等。闡明東海魚類區系的特點，因受強烈暖流影響，大多數魚類為熱帶和亞熱帶種類，又因沿岸寒流的關係，亦有少數寒帶種類。為我國東海漁業區海洋魚類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基礎資料。

1984—1985年，90高齡的朱元鼎主編出版《福建魚類志》上、下卷，這是他晚年最後主持編著的一部200餘萬字的魚類志書巨著。福建省位於東南沿海、台灣海峽西側，魚類資源十分豐富，國內外學者對這一地區魚類的研究已有百年歷史，也曾發表過一些零星報告，但缺乏完整、系統的區系研究資料，有些地方還是空白。為了加速發展福建漁業生產，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魚類資源提供完整的、系統的基礎資料和科學依據，福建省科學技術委員會於1975年下達了“福建魚類資源調查”的科研任務。年屆80高齡的朱元鼎親臨廈門，主持召開了協作會議，組織省內有關專家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用5年時間完成了對福建各江河、湖泊、水庫、沿海漁場的區系調查，採集魚類標本25000餘號，然後又歷時3載余，進行室內標本整理、鑒定，主持編寫成《福建魚類志》上、下卷。該志研究範圍包括海、淡水魚類共815種，幾佔全國目前已發現魚類總數的1/3弱，先後發現了9新種，國內新記錄12種。特別是採用了最新的魚類分類系，它是結合近年來國內、外魚類分類系統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改補充的，使其水平大為提高，這在國內尚屬首次。台灣海峽南北魚類交匯，種類繁多，以往沒有對這一海區進行過系統的調查研究，該志填補了這一海區（台灣灘、台灣淺灘）魚類區系分佈的空白，在學術上具較高價值。

該志並具重要的實用價值，對已出版的同類志書中鑒定錯了的種類作了糾正，對各種魚的異名均作記述，為後人查閱資料文獻及澄清分類學上的疑難問題提供科學依據。每種魚尤其是經濟種類均概括地描述其形態特徵、地理分佈、生態習性、經濟意義及漁業利用等，已不同於以前已出版的國內外同類成果僅作單純的分類形態描述。

《福建魚類志》是一部很好的學術性和應用性相結合的科學專著，代表我國目前魚類志的先進水平，達到國際魚類分類水平。曾作為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在香港舉辦的中國書展的參展書籍，引起國內外同行的重視和好評，獲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

在60年代中、後期，朱元鼎曾先後與專家或助手合作，相繼發表許多同類論文和著作，如《中國鰕虎魚類動物地理學的初步研究》、《中國杜父魚類的地理分佈和區系特徵》、《中國魨形目魚類的地理分佈和區系特徵》和《南海諸島海域魚類志》等等。反映了朱元鼎晚年為實現著述中國魚類志的宏圖，集中主要精力，加倍工作，科研成果累累。為編著《中國魚類志》這一巨大繁複的“工程”，鋪墊了廣泛的、堅實的基礎。

朱元鼎一生光明磊落，畢生辛勤耕耘，為祖國的水產科研和教育作出傑出貢獻。

他熱愛祖國，熱愛科學，熱愛黨。青年時代的朱元鼎就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早在1915年，斐迪中學師生聯合組織出版了《國貨雜誌》，他擔任國貨調查員，在該刊第一期上撰文疾呼：抵制日貨，“不然值此千鈞一髮，為民者不能竭一己之力以補救之，大局不顧，坐待成敗，何異釜舟已破而舟子嬉笑不顧哉！”這就是愛國青年朱元鼎在內憂外患，國勢漸墮的舊中國，以天下為己任，動員起來，救國救民的崇高精神。1935年，“華北事變”后，在所謂“日中提攜”的幌子下，日本對當時中國的一些名教授格外垂青。朱元鼎自然也成了他們企圖獵取的對象。1936年夏，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有個日本人給朱元鼎送來“請柬”，恭請出席日本動物學會年會，並邀請他藉機赴日講學，免費遊覽，享受“特等待遇”。朱以對方請柬來遲，下學期課程已經排滿託故回絕了對方的“盛情”。次年又提前幾個月寄來“請柬”，這次乾脆被回絕了，表現出一個中國學者堅定的民族氣節和浩然正氣。

他讀書於東吳大學，任教於聖約翰大學，都是教會學校，牧師常常來訪，宣揚基督教義，利誘入會，但在這種環境里生活了將近30年的朱元鼎始終沒有參加教會，他認為上帝創造一切的教義，同生物進化的基本科學原理是格格不入的，這就是一位老實的科學家秉有的思想邏輯。

1958年在周總理召集的上海部分大學院校長和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周總理親切地鼓勵他要把水產教育和科研工作搞得更好。周總理說：“黨需要知識分子”，朱元鼎深受感動地回答：“黨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更需要黨啊！”他以努力工作來報答黨對他的關心和愛護。

他治學嚴謹，一絲不苟，精益求精。新中國建立時已年逾半百。他事必親躬，身體力行。在研究魚類時反覆地做實驗，絲毫也不馬虎，他戴著老花眼鏡，手拿放大鏡，對記錄上的每句話，每一張圖稿都和實物再三對比、核實、修正，直到完全正確為止。進入80高齡后，腿部肌肉萎縮，雙手顫抖，操作相當困難，但他堅韌不拔，鍥而不捨，在家中看解剖鏡下標本，因無轉椅，只得站著看，直到累得氣喘才休息一下，接著又站起來看。為了正確運用某一學術用語或人名、地名，總得翻閱多本參改書，考慮再三而後定。一篇論文往往數易其稿力求無懈可擊。對學術上每個問題都要盤根問底，從不含糊，如在研究軟骨魚類側線管系統時，為了搞清鰩類的舌頜管背腹支穿連的情況，他反覆查資料、觀察解剖標本，甚至在吃飯、走路、休息時都在思考，直到完全弄清來龍去脈為止。他高年事、高產科研成果、高質量論著，許多外國來訪的學者，都為之感動，表示欽佩，日本京都大學的一個學者說：“如此高齡還在鑽研科學，這在日本也是極難得的啊！”

徠他悉心培育人才，提攜后秀，甘為人梯。他對助手注意教導與培養，對剛參加工作的青年科學工作者，他親自製定了一套培養基本功的計劃和措施，提倡搞科研要有鍥而不捨的韌性與鑽勁。悉心指點，嚴格要求，不論誰的學術論文，他都親自過目，反覆推敲，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幾乎每篇都被他不止一次地退回修改，直到他覺得無懈可擊，方被認可，如果發現助手面有難色，他就嚴肅地說道：“這是千百年大計，要對後人負責啊！”如有一點成績與進步，即會受到熱情的鼓勵。他幾次提出合作發表論文時要將他的名字署在後面，讓青年同志放在前面，有時乾脆提出不署他的名字。他為國家培育了大批中青年魚類學和水產科技人才，其中有的已晉陞為副研究員、研究員、副教授、教授。朱元鼎多次語重心長地對助手說：“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我要抓緊一點，為你們鋪路搭橋，也算是為國家盡最後一點貢獻！”

朱元鼎善於借鑒西方科學的精華，絕不崇洋，在學術上走自己的道路，推陳而能出新，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為後人留下了一份極其豐富的寶貴學術遺產，以及深銘人心的學者的崇高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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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朱元鼎，羅雲林，伍漢霖．中國石首魚類分類系統的研究和新屬新種的敘述．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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