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植

陳植，建築專家。早年與趙深、童寯合創華蓋建築師事務所，創作了一批在近代中國建築史上具有影響的作品；任教之江大學期間，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參加了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工程、設計了魯迅墓、主持了閔行一條街、張廟一條街等重點工程設計，對上海建設做出了貢獻。他主持和指導的蘇丹友誼廳設計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晚年為上海的文物保護、建設、修志等工作進行了大量調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02年11月15日　生於浙江杭州。

1923年　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

1923—1928年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研究院學習，獲建築碩士學位。從1927年起，在校擔任水彩畫輔導教師，同時在費城事務所工作。

1928—1929年　在紐約伊萊·康建築事務所工作。

1929年　任東北大學建築系教授，聯合開設梁林陳張營造事務所。

1931年　在上海組建趙深陳植建築師事務所。

1932—1952年　聯合開設華蓋建築師事務所。

1938—1944年　任之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1949—1952年　留滬建築系主任。

1952—1955年　任華東建築設計公司總工程師。

1955—1957年　任上海市規劃建築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建築師。

1957—1982年　任上海市民用建築設計院院長兼總建築師。

1958—1962年　任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委員。

1982—1984年　任上海市建設委員會顧問。

1984年　任上海市建設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技術顧問、上海市城鄉建設規劃委員會顧問。

1986—1988年　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

1988年　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

2002年3月20日 逝世。

陳植，字直生，1902年11月15日出生於浙江杭州，祖父陳豪（字藍洲）是清末著名的畫家、詩人，繪畫精品收入故宮博物院，父親陳漢第（字仲恕）是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的創辦人之一，擅繪松竹，曾長期任故宮博物院委員，直至“蘆溝橋”事變。陳植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1915年，陳植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就學期間，還在清華管樂隊內奏法國圓號。1923年畢業，同年官費赴美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獲柯浦紀念設計競賽（Walter Cope Memorial Prize Competition）一等獎。當時的陳植，興趣廣泛，熱愛音樂，在校時從師費城科迪斯音樂學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霍・康奈爾（Horatio Connell）教授，學了4年聲樂，還被選入賓校合唱團，成為團里唯一的東方學生，經常隨團在費城附近演出。1927年，賓校合唱團和費城女聲合唱團約150人應紐約交響樂隊指揮華・丹慕拉旭（Walter Damrosch）的邀請參加他在費城—紐約—華盛頓的65歲告別演出，演奏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當時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dge）在白宮接見丹慕拉旭時，亦分批接見了交響樂人員和合唱團團員，陳植即在其中。1927年2月，陳植從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畢業，獲建築學士學位，轉入該校建築研究院深造。這一時期，他在校擔任水彩畫輔導工作，又在費城事務所兼職。他和同學、教授交往頗多，他的設計導師、巴黎獎獲得者斯坦凡爾特（Harry Sternfeld）常邀他到家裡獨唱，自己為他伴奏。60餘年之後，陳植回憶起以往在校的各種活動，依然感到多姿多彩。1928年2月，陳植獲建築碩士學位，同年夏，即到紐約伊萊・康（Ely J. Kahn）事務所工作，1929年9月回國。

回國后，陳植應當時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之邀，即赴該校任教。當年的東北大學學生張鎛在紀念梁思成85誕辰的文章中回憶：“陳師改圖快、效果好、心領神會。”在東北大學任教的３個學期中，陳植還同梁思成、林徽因和張作甫以梁林陳張營造事務所的名義設計了吉林大學總體、教學樓及宿舍。

1930年底，陳植接受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的設計委託，翌年2月，即辭去教職，到上海與已有聲譽的趙深合組趙深陳植建築師事務所。1931年冬，童寯來滬，應邀加入，1933年，事務所更名為華蓋建築師事務所，“華蓋”系由趙深的忘年之交、中國建築師學會名譽會員葉恭綽（字譽虎）擇定。自此以後，華蓋業務日漸發達，在滬、寧兩地完成了大量的設計任務。

1938年8月，日軍入侵上海，一切建設中斷，華蓋事務所暫時停業。抗日戰爭期間，趙深、童寯分別在昆明、貴陽（兼管重慶）開設華蓋分所，陳植一人留駐上海。自1938年開始，在之江大學建築系任教達6年。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華蓋事務所重新合一，在寧、滬兩地恢復業務活動。1948年12月，陳植與趙深同往台北結束台灣糖業公司大樓的工程，趕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隨著國家建設的展開，趙深發起了“聯合顧問建築師工程師事務所”，成員包括華蓋3人在內共有建築師11名、結構工程師2名和設備工程師1名，由趙深任主任，在上海、北京、山西榆次、烏魯木齊等地承接了多種業務。

1951年12月，原之江大學第三班的學生金甌卜來華蓋找陳植，勸其加入當時正在籌備的華東建築設計公司（華東建築設計院前身），陳植立即答應，后同趙深、童寯商談，兩人亦均同意在半年內結束華蓋業務。消息傳到聯合事務所，竟亦無人提出異議，至1952年7月，華蓋與聯合事務所的業務全部終止。

陳植與趙深、童寯在華蓋建築師事務所合夥整20年，各展所長，配合默契，意見相互尊重，設計共同切磋，堅持職業道德，熱忱培養青年，自始至終非常融洽，竟未有任何齟齬，陳植則常謙稱：“我愧不如也！”華蓋設計的工程，除抗日戰爭時期各居一方所做的之外，大多是三人精誠合作的結晶，難分彼此。

1952年7月1日，陳植同趙深及聯合事務所的建築師羅邦傑，工程師蔡顯裕、許照一起加入華東建築設計公司，均任總工程師。趙深兼任總體設計室主任，陳植兼任文教設計室主任。從私人事務所到國營設計單位，收入大大減少，陳植等人婉卻當時華東建築工程部擬特別給予的津貼。

1955年6月，陳植就任上海市規劃建築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建築師，參與領導上海的城市建設。1957年，規劃建築管理局撤銷，他任上海市民用建築設計院院長兼總建築師，在1958—1962年間，同時擔任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委員，從1957年到1982年，整整25年之中，他在民用建築設計院參加和指導了國內外的重要工程設計，使民用院逐步成長為全國甲級大型綜合性設計院之一，在國家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982年，陳植擔任上海市建設委員會顧問，繼又改任建委科學技術委員會技術顧問，1984年，任上海市城鄉建設規劃委員會顧問。

1986—1988年，陳植擔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文物保管委員會更名為文物管理委員會，陳植改任顧問。在1987年末至1988年一年當中，他不顧自己80多歲高齡，有時同規劃院的同志一道，更多地是單獨一人，現場考察優秀近代建築80餘次，有特殊價值的，重複兩三次，反覆思考比較，提供規劃部門參考，其中59項上報市政府批准，定為一級保護單位。

與此同時，陳植還擔任上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顧問，參加上海建設修志工作。他默默無聲地在家收集資料，進行核實，基本查清了二三十年代上海主要的中國建築師的學歷、經歷和創作作品。

陳植歷任中國建築學會第一至第四屆常務理事、第五屆副理事長、第六屆顧問，上海市人大第一至第五屆代表，全國人大第三至第六屆代表，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致力探索中國現代建築

陳植學成歸國之時，中國建築師在上海設事務所已不乏其人，但由於外國建築師數十年壟斷，加以中國工商界及資本家的崇洋傾向，中國建築師勢單力薄，業務範圍相當狹窄，開創現代民族建築更是步履維艱。在嚴酷的環境之中，中國建築師奮發圖強，特別在1927年成立中國建築師學會之後，更是加強團結，發揮才能，以實際創作在社會上逐步贏得了信譽。趙深、陳植、童寯創辦的華蓋建築師事務所，憑藉精湛的技藝，同時依靠愛國民族資本家的支持，在中國近代建築史上寫下了具有影響的一頁。

華蓋的前身為1930年的趙深建築師事務所及1931年的趙深、陳植建築師事務所，後者最重要的業務是陳植受託的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大樓和趙深承攬的南京外交部大樓，以及大上海大戲院（今大上海電影院）這三項工程，除浙江興業銀行因九一八事變，由原來的10層大樓改為5層，另行設計外，其他兩項平立面均已完成，沿續至華蓋成立以後。

在設計南京外交部大樓時，趙、陳兩人決定不抄襲當時在上海流行的復古主義（外交部實際上是折衷主義）形式，亦不抄襲中國古典形式，而是從功能出發，重視體形穩健，線條簡潔，採用平屋面，民族形式表現僅在檐口連續性的簡化斗栱，當時得到普遍好評。

大上海大戲院的設計則可稱為匠心獨具。立面無裝飾，主要是八根空心玻璃磚柱，內貫以藍色霓虹燈，晚間從側面遠眺，玻璃燈柱相互交搭，襯以黑玻璃的牆面，予人一種瀑布式的景象。

華蓋在整整20年的創作過程中，除鐵道部購料委員會大樓為配合原鐵道部大樓而用古典形式，南京金城銀行別墅模仿園林風格之外，來再採用“大屋頂”。

在30年代，華蓋在上海的設計項目除上述三項之外，尚有恆利銀行、金城大戲院（今黃浦電影院）、陝西南路永嘉路合記公寓等。在南京，設計了中山文化教育館、首都飯店（今南京飯店）、金城銀行別墅、故宮博物院保管庫、資源委員會辦公樓及圖書館、審計部大樓、地質礦產陳列所等，其中以中山文化教育館最為突出，兩旁屹立著兩個柱塔，上部嵌以琉璃花磚，有濃郁的民族風貌，可惜在抗日戰爭期間毀於炮火。

浙江興業銀行大樓的設計是中國建築師與外商競爭的一大勝利。當時，租界地產很多是在洋行註冊的，浙江興業的基地即在通和洋行註冊，購入這塊地產的協議規定一旦建造必須由通和洋行設計。浙江興業是一個有民族氣概的金融機構，錢塘江大橋籌建時，首先需款200萬元無從著落，浙江興業即挺身而出負擔半數，另外四個銀行隨之湊成其餘100萬元。同樣的愛國熱情促使浙江興業寧向通和賠款解約，而委託趙深陳植事務所設計，這一設計在柱間全用大玻璃窗，首次突破國內銀行立面小窗封閉的造型。

1936年4月，葉恭綽在上海發起舉辦中國建築展覽會，其中華蓋的作品簡潔洗鍊，別具一格。

1938—1944年，趙深在昆明，童寯在貴陽及重慶分別開設華蓋分所繼續業務活動，陳植則留駐上海，負責上海的業務，設計大華大戲院、合眾圖書館。這一時期，他主要在之江大學建築系任教。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江大學內遷，建築系以事務所繪圖室的形式作為掩護，由王華彬、陳植共同負責堅持教學，直到1944年全部學生畢業。

抗戰勝利后，華蓋恢復在上海的原有機構，並在南京設立分所，從1946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華蓋陸續設計了南京美軍顧問團公寓（今ＡＢ大樓）、農林部辦公樓、建設大樓、無錫江南大學校舍（現太湖飯店）、台北市台灣糖業公司辦公樓及上海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辦公樓（今華東建築設計院辦公樓）等。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原由美國建築師湯普生（Thompson）設計，已付訖設計費。該行總認為原設計的布局不能滿足內部業務的需要，因而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委託華蓋重新設計，足見當時上海業主對華蓋的信任。

長期參加上海城市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陳植於1952年7月從事務所加入華東建築設計公司。當時國民經濟尚處在恢復階段，他主要參加、指導了上海化工學院總體規劃和教學樓、宿舍的設計以及文化廣場舞台、後台的設計。

1953年9月，陳植參加了第三批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1954年春，回國后，即受命參加華東建築設計公司的設計隊伍，配合蘇聯專家進行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現上海展覽中心）工程設計。陳植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時曾受學院派的影響，因而同蘇聯建築師安德烈耶夫的復古主義尚能配合。在12個月之中，中方設計與施工的高質量、高速度，令蘇聯專家讚不絕口。

在中蘇友好大廈設計中，還有一段插曲。安德烈耶夫在北京作初步設計時，突然提出一個“中西合璧”的方案，不倫不類，使設計人員大為驚詫。在當時，對蘇聯專家絕對不可冒犯的情況下，陳植不辭風險，向主持這一重大工程的市政府秘書長徐平羽表達異議，經徐平羽向潘漢年副市長反映后，與安德烈耶夫婉轉商談，才改擬蘇式古典方案。在工程進行期間，安德烈耶夫與專從蘇聯來滬的雕塑家建議在東西兩翼入口柱廊和友誼電影院柱廊上樹立雕像，因感雕塑的題材大成問題，加以耗經費、耗時間，因此，陳植再次直言不諱，向徐平羽表示反對，由徐平羽耐心說服蘇方放棄這一建議。

1956年7月，陳植已在市規劃建築管理局任職，與局總建築師汪定曾共事，適值魯迅逝世20周年，墓由萬國公墓遷至虹口公園，公園擴大，由當時市園林處吳振千、柳綠華負責規劃，陳植設計魯迅墓，汪定曾設計魯迅紀念館。墓的設計一反隱於碑后的傳統形式，而是以毛澤東同志題字的墓壁襯於墓後作為壯闊的背景，使魯迅長眠於面向瞻仰的群眾和兒童嬉戲的廣場。兩側的花廊則供遊人追念沉思或靜心閱讀。在魯迅紀念館的設計中，汪定曾採用了庭園式的布局結合紹興水鄉民居的風格，頗得好評。墓、館都大量採用毛石，以表達魯迅鐵骨錚錚、威武不屈的硬骨頭精神。

1957年起，陳植擔任上海市民用建築設計院院長，繼續主持或直接參與建築創作。當時的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牛樹才面告陳植，上海建築有很多修修補補的工作，就是無人肯做。陳植當即表示由他帶頭號召、負責，應該有人來參加，於是在院里第六室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負責“填平補齊”的零星工程。在這期間陳植多次到普陀區藥水弄、南市區四牌樓、閘北區蕃瓜弄等棚戶區調研，深深體會棚戶區居民的極度困難和修補工作的迫切性，他全力以赴從事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1962年蕃瓜弄翻建全部完成。

在任民用院院長前後25年的時間裡，在副院長兼總建築師汪定曾的悉心協作下，陳植參加和指導了一些重大的工程設計。

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前夕，陳植參加了北京人民大會堂方案討論。在上海，他與汪定曾共同指導閔行一條街、張廟一條街的規劃設計。閔行、張廟的建設，創作了良好的居住環境，形成優美的城市景觀，為衛星城的建設闖出了新路。

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陳植參加和指導的工程有：延安飯店、閔行影劇院、上海舞蹈學校、上海雜技場、錦江小禮堂、國際飯店小禮堂、人民廣場市人大辦公樓（設計為15層，因故只建至5層），友誼電影院大宴會廳、國際飯店小會堂等。他總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以擴大原建築的使用範圍為樂。

70年代以後，陳植又主持了金山石油化工總廠生活區、蘇丹民主共和國友誼廳、上海國際海員俱樂部等工程設計。援外工程蘇丹友誼廳的設計，結合當地自然文化條件，創造出完善的綜合性功能和伊斯蘭建築的風格，贏得良好的國際聲譽。

陳植對設計工作興趣濃厚，責任心強。許多工程由於設計難度較大、時間緊迫，他常常日以繼夜，甚至通宵達旦，徹夜不眠。1959年，錦江小會堂設計與施工限三星期完成，將近竣工時因外牆粉刷色調太濃，當時市政府秘書長曾濤決定返工，陳植同他一起直到凌晨３點還在長樂路上重調顏色水泥。1978年，在做天安門廣場某紀念館的方案設計時，陳植早已年逾古稀，卻依然精神矍爍，連續兩個多月與青年同志共同操作討論，有一晚竟堅持到凌晨4時。在設計當中，陳植從不獨斷專行，總是同大家一起研究，相互商討，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對此都有極深印象。他的成就，同他這種勤勤懇懇、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是分不開的。

擔任民用院院長期間，陳植始終重視培養技術人才，提高技術水平。早在60年代，他就注意到對青年人“使用多、調動少、培養少”的失誤，深深感到“我們放棄了責任，對不起他們。”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他精心指導、放手使用，逐步培養起一批技術骨幹，成為日後民用院的棟樑。

陳植一直認為他對城市規劃知識淺薄，缺乏實踐，但面臨國家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他曾提出若干主張。他說北京舊城拆毀既屬定論，無可挽回，但必須保留城樓，北京城內的新建築，一般控制在五層左右，絕對不可接近天安門屋脊的37米標高，高層建築應該在建國門、東直門以東，復興門、西直門以西，安定門、德勝門以北，天壇、先農壇周圍亦不建高層。針對上海的整體規劃，他始終強調上海是國際港口、工業基地、金融文化中心，在太平洋西岸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因此，他完全贊同當時規劃部門為了減輕市區膨脹的壓力，建立衛星城鎮，並向杭州灣發展的措施，1984年4月，在評議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專家座談會上，金甌卜提出開發浦東區的十大優點時，他大為讚賞，因此，當前“振興上海，開發浦東，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重大決策給了他極大的鼓舞。他希望在垂暮之年還能為此而克盡綿薄之力。此外，根據上海地區河流眾多的自然特點，他提出與江浙兩省共同規劃太湖水系，在風景區規劃設計的討論當中，他曾批評在桂林灕江、杭州西湖附近建造高層、水鄉城市填河拆橋鋪路建房、黃山景區採用金黃琉璃瓦頂以及澱山湖畔建造療養院、設置夏令營、搞水上運動等設施。

呼喚建築創作自由，探索民族風格

在追求建築藝術、探索民族風格方面，陳植亦有一些論述，早在50年代末期，他就在《建築學報》上撰文，提出了“從政策出發，從功能出發，結合群體組合，結合

自然環境，體現民族形式，保持地方風格”的設計思想，呼喚建築創作自由、百花齊放。1979年4月，他打破沉默，在杭州召開的中國建築學會第四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從六個方面批駁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劉秀峰同志的惡意攻擊。在以後一次會議上，陳植提出“從廣義上來認識民族形式”，倡導從空間處理、建築與環境結合、建築組群、地區差異等方面全方位地理解、探索，為創造新的民族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啟迪。1982年以後，陳植擔任上海市建委顧問，在參加上海火車新客站、上海圖書館、上海文化藝術中心等重大工程方案評選工作時，反覆重申創造優秀建築的5條原則：繼承民族傳統的精華，突出地方固有的風貌，表現建築性質的特徵，反映技術先進的內容，顯示時代前進的步伐。這也是他一生建築思想的集中概括。

１　陳植，汪定曾．上海虹口公園改建記——魯迅紀念墓及陳列館的設計．建築學報，1956．9：1—10．

２　陳植．對於建築造型藝術的一些看法．建築學報．1959．7：1—7．

３　陳植．試談建築藝術的若干問題．建築學報．1961．9：2—5．

４　陳植．為劉秀峰同志《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新風格》一文辯誣．建築學報．1980．5：1—5．

５　陳植．回憶上海魯迅紀念館設計構思——兼談魯迅公園總體規劃和魯迅墓設計．四十紀程——1951—1991（上海魯迅博物館40周年紀念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