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國革命

俄國二月革命（1917年3月）是一次爆發於聖彼得堡、自然普及的革命。混亂中，杜馬（俄帝國議會）的成員取得了國家的統治權，成立俄國臨時政府。國軍的領導人認為他們無法壓製革命浪潮，而後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徠的退位，正式賦予了臨時政府權力。由較激進的社會主義黨派所領導的蘇維埃（工人的會議），最初同意由臨時政府統治，但堅決要求擁有能影響政府及支配多批國民軍隊的特權。二月革命的背景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軍事嚴重受挫之時，國境內充斥著軍隊與嘩變。

一個雙權鼎立的時代因而確立，其中臨時政府握有國權，而由社會主義者所領導的國民組織蘇維埃，則擁有下層社會平民與左派的擁戴。在如此暴動與罷工頻繁的混亂時期，臨時政府決議繼續未完的戰役，反之，布爾什維克與其他社會主義派系選擇放棄先前投入於戰爭的心血。布爾什維克將工人民兵部隊組織為紅衛兵（後來的紅軍），並對其強力控管。

在十月革命（公曆9月）中，由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與工人的蘇維埃聯手推翻了彼得格勒的臨時政府。布爾什維克自命為各政府部門的領袖，並奪取農村的統治權，設立契卡鎮壓異己。為結束戰事，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紅派（布爾什維克分子）與白派（非布爾什維克分子）旋即爆發了俄國內戰。戰火持續了數年，最終由布爾什維克獲勝。革命為蘇聯的建立鋪了路。許多著名歷史事件接連在莫斯科與彼得格勒上演的同時，國內各城市、少數民族之間及農村也如火如荼的推展著各式各樣的運動。而在鄉郊地區，則由農民接管、並重新分配了當地領土。

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因與後果之間存在著相悖現象。沙皇專制制度是引發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結果並未造成人民和社會從專制桎梏下的大解放。革命后建立的蘇維埃聯盟國家，是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多數非俄羅斯人也未得到民族自決權。斯大林時代把這種制度推向極端，使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緊密結合為一體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種制度雖使蘇聯的經濟、文化、國防力量有很大的發展，卻嚴重地影響了公民社會的形成和國家完全的現代化。

1917年的俄國革命無疑是本世紀歷史上的重大事變。對於這次革命，主要是十月革命，無論在俄國還是在世界上，一開始就存在著完全不同的評論。肯定者認為“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而反對者則認為，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是“整個俄國的最大災難”。 1917年俄國革命的結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俄國堅持社會主義的幾十年裡，這個國家的經濟、文化、國家力量和國際地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在俄國革命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下，二戰後一系列歐亞國家也相繼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歷史的發展卻發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轉。1991年底，那個已發展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的蘇聯卻匆匆解體。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告一段落。以鐮刀斧頭為標誌的革命紅旗被舊俄國的三色旗所取代。蘇維埃制度改變為杜馬制、總統制共和國，經濟上完全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

人們對歷史的分析和評論往往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還在1989年，在蘇聯就出版了一本《1917年的十月：偉大的世紀事件還是社會災難？》的爭論文集。在蘇聯解體和俄國轉軌以後，爭論就更熱烈了。在這些爭論中概括起來還是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1917年俄國革命是歷史規律性的表現，反對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種觀點則完全否定那次革命的歷史作用，認為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早就開始的從上而下的改革會把俄國引向完全現代化的道路，人民就不會像在蘇維埃制度下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究竟應如何評價1917年的俄國革命呢？筆者認為，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總是表現為曲折複雜和千姿百態。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歷史的客觀存在，它是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一種表現。歷史學家不能抱怨歷史，也不能改變歷史，只能根據資料去追溯和再現歷史的過程，分析其內在聯繫，總結經驗和教訓。十月革命也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的行動，而是一次社會變革，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問題在於這次革命的後果與原因之間存在著某種相悖的現象。我們應該研究這種現象及其產生的原因和它對人們提供的教益。

從二月到十月的俄國革命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是一次革命，是"一次革命的兩個階段"。不能把二月革命同十月革命截然分開。導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的。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

人們習慣於把革命前的俄國稱為沙皇俄國，也簡稱沙俄。這個簡略的稱呼其實鮮明地反映了位於歐洲東部地區俄國歷史的實質與特點。沙皇專制制度是舊俄羅斯的基本制度。沙皇既是世俗皇帝又是俄國希臘正教的最高首領，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和主宰。沙皇不僅凌駕於農民、貴族和群臣之上，而且也凌駕於法律和信仰之上。沙皇的個人意志、他的詔書和命令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他獨攬國家的全部事務，不受監督，對法律、人事、經濟政策、軍事戰略以及私人訴訟都有最後的裁決權。俄國的沙皇專制制度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與強化的過程，到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尼古拉一世從思想理論上把希臘正教、獨裁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緊密地結合為一體，實行嚴密的警察統治，禁止任何異議或不滿的批評，書報檢查十分嚴厲，嚴密監視大學，連哲學課也被禁止。政府還千方百計阻止國人出國旅遊，來往旅客和出國留學都要嚴格審查。這種無限制地干預一切的君主專制制度完全變成社會發展的障礙，特別是西方國家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以後，它就同現代化的歷史趨勢全然相抵觸了。正如列夫·托爾斯泰在1902年所指出的：“君主制是一種腐朽的形式”，這種制度建立；企圖阻止人類不斷前進的痴心妄想"之上。

對於沙皇專制制度，可以看到大量的研究論著。這裡只想指出這個制度的兩個重要特點。

第一，國家農奴制度。過去我們說過，俄國的封建制度不同於西歐的地方就是沙皇專制制度同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沙皇專制制度是俄國封建農奴制度的上層建築，以人身依附為基本特徵的農奴制度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這裡還要指出，正因為這一點，俄國的農奴制度便是一種國家農奴制的形態。沙皇不只本身是最大的地主、是貴族農奴主的最高政治代表，而且以沙皇為主體的國家就是一個大農奴主的莊園。構成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是社會財富的主要生產者，也是國家剝削和壓迫的主要對象。國家不僅收取農民人頭稅，而且還管理著將近一半的叫做國家農民的農業人口。國家農民實際上也就是國家農奴。屬於貴族的農奴不僅每周要給主子進行3～4天的強制勞動，而且國家用法令保護貴族對農民享有很大的特權。貴族甚至可以拆散農奴的家庭或將農奴送進監獄。俄國的農民完全被束縛在貴族的莊園和村社的土地上，沒有人身自由，進城要帶證件，農民要成為其他階級是很困難的，除非給國家服兵役取得了軍功。

俄國有一種為國家服役的制度。貴族對土地和農民的佔有要根據其為國家服務的情況來確定。貴族要被派到任何地方完成任何任務。俄國的貴族從來沒有發展成為能夠維護自身利益而不受中央獨裁政權影響的獨立階級。為國家服役的人不論是貴族或平民、軍人或市民都不過是沙皇的小卒。所以，每個俄國人對沙皇不是獻身就是獻財。俄國政府經常壟斷商業，從事銀行和信貸活動。政府在某些工業企業中也佔有顯著的地位。1861年以前，政府允許在工廠和商業中使用農奴。在18世紀60年代工業部門中90%以上的勞動力是被指派的農奴。19世紀下半葉以後出現的工商業者雖然代表了一種新的生產關係，但是他們照樣受沙皇政府的統治和制約。一旦他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發生衝突，沙皇會不顧一切地將他們逮捕、下獄，沒收財產。

這種把全國所有階層的人都變成奴役對象的國家農奴制度，是近代國家中最落後的形態之一，自然就成為眾矢之的。農民人數最多，最受壓迫剝削，是歷次革命的主力。隨著近代工業而出現的工業勞動大軍既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又受沙皇專制制度奴隸般的奴役，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快、最容易動員和組織的革命中堅。俄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同沙皇專制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沙皇專制制度則是俄國資本主義迅速自由發展的主要障礙。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在1905年革命中也提出了一個相當激進的綱領。即使貴族也對這種專制獨裁的制度不滿。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革命就是由一批貴族青年發難的，而這次革命實際上便成為俄國民主革命的開端。此後，不論是民粹派的革命運動，還是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都把推翻沙皇專制政權作為首要目標。應該說，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都是全民反對沙皇政權、爭取人民解放的大革命。

第二，軍事強國主義。歷代沙皇幾乎都是窮兵黷武，貪得無厭，不斷向周邊國家和民族進行侵略和擴張。列寧稱沙皇俄國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是十分確切的。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沙皇俄國常常力不從心，而且要同其它先進或強大的國家和民族進行交往和發生衝突。落後經常使它失敗或達不到目的。沙皇政府就扮演了推行改革、發展經濟、尤其是發展工業的倡導者的角色。它的目的就是儘力增強國家軍事力量。因此，它總是以戰爭為動力，用政府的強制手段徵集全國的資財，因而就大大加重人民的負擔。軍隊耗費著很大一部分國家預算和資源。從1860年到1913年，俄國的軍事預算占國家總預算的 48%。這種軍事強國主義和不斷地侵略擴張，一方面給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給人民的生活帶來無窮的災難，另一方面，隨著對周邊國家領土的侵略和對其他民族的統治，就使民族矛盾和衝突成為沙皇俄國的另一致命的贅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顧帝國面臨的嚴重危機，依然熱衷於爭奪新領土和勢力範圍的戰爭，結果便引起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造成沙皇帝國崩潰的直接原因就是戰爭。戰爭不僅使沙皇政權垮台，而且也使臨時政府失敗。戰爭造成的極度緊張是爆發革命的關鍵因素。

俄國從彼得大帝開始就向西方學習，不斷進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逐步使國家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改革也確實使俄國在國家管理、社會生產、文化教育和國防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特別是亞歷山大二世進行的解放農奴、地方自治、審判制度和義務兵役等四項重大改革，曾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改革時代，使俄國在19世紀的后40年迅速進入了工業化的新時期。改革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連極端保守和平庸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強大壓力下，也發表了設立國家杜馬的《十月十七日宣言》，進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是，改革為什麼沒能拯救這艘在風雨飄搖中的大船？這是因為，由沙皇及其大臣所推行的這些改革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歷屆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維護和加強沙皇專制政權、增強國家軍事力量為主要目的。改革和革命所經歷的途徑和採取的方法不同，而要達到的社會目標則應是一樣的。改革同樣要排除妨礙社會前進的阻力，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調動基本生產者的積極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解放社會生產力。彼得大帝和葉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主要是為了建立有序的集權制度，並沒有觸動俄國基本的社會結構。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開始觸及俄國的社會問題，要用解放農奴、地方自治、改革審判制度等辦法促進俄國工業的發展。但是，實際上仍然在加強君主獨裁和他的精神權威。一旦碰上波蘭起義和剌殺皇帝這兩件對沙皇及其權威具有威脅的事件，改革便急劇放慢甚或半途而廢。

其次，俄國的改革受沙皇個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惡的絕大影響。遇上一個有眼光、有才略並能知人善任的皇帝，改革就可能出台和實施，而遇上一個守舊、懦弱或鼠目寸光的皇帝，改革不僅無從談起而且還會從已有的基礎上後退。在葉卡特琳娜二世之後，暴戾兇殘、反覆無常的保羅一世就使葉卡特琳娜二世統治晚年蓬勃發展起來的社會與文化生活受到嚴重的摧殘。至於在亞歷山大二世之後，庸碌、狹隘、反動的亞歷山大三世和性格軟弱、頭腦遲鈍、頑固的尼古拉二世所進行的"反改革"，便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第三，在俄國的發展中首先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政治民主化的問題。在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中，雖然有2000多萬農奴從私人地主手中獲得解放，分到一小塊土地（平均不到3俄畝），沙皇在這次改革中極力維護地主和政府的利益，不僅把原來由農民耕種的部分土地割給了地主，地主保留了份額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場、草地和森林，而且農民還要為自己的 小塊地付出 很高的贖金。這次改革僅僅是為國家著想，不是出於對農民的關懷。農民並沒有因此而取得同其他人一樣的法律地位。農民仍被束縛在村社中。政府授權村社維持治安，徵收稅款和贖金。為了保證稅收的完成，村社一般不允許農民離開。村社實行定期重分土地的制度和耕作上的三田輪作制。由於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民分得的土地越來越少，由於耕作制度的限制，分給農戶的地塊越來越小。這不僅影響了農民改善土壤和改進耕作技術的積極性，而且土地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了。1891～1892年的大飢荒引起了新的農業危機。在1905年的革命中，斯托雷平於1906年開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府准許農民退出村社，鞏固作為他們個人財產的分配地，並盡量把皇室和國家的土地轉交給農民銀行，以便出售給耕種這些土地的佃戶。在改革的過程中有些地方有25%的農戶分得了土地。在俄國歐洲部分，截止1915年，從村社中獨立出來的農戶共約250萬戶，共有1690萬俄畝土地變為農民私產。斯托雷平是要支持農村中的富裕戶建立獨立田莊，以便在農村中培植一個支持沙皇政權的中產階層。結果分給農民土地的一半，通過各種途徑落入富農手中。農村中的大多數農民因而更加少地和貧困。因此，在1917年的革命中，廣大農民強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土地問題就成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個問題在俄國的改革中也沒有得到解決。亞歷山大二世只在俄國歐洲部分的省和州設立了鄉村議會，即地方自治會，對中央的政權機構並未改革，而地方自治機關後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日俄戰爭以後，國內要求公民權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進行憲政改革的呼聲高漲起來。1905年10月，在全國如火如荼的群眾革命運動的壓力下，尼古拉二世頒布詔書，答應給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權，並在廣泛的普選基礎上選出具有立法權的杜馬。但當政府取得了鎮壓革命的成效以後，尼古拉二世反悔了，發布敕令規定：杜馬提出的建議，必須經國務會議和沙皇的同意才能成為法律。杜馬對國家預算的監督權和立法動議權也被縮減到最低限度。在杜馬召開的前幾天，頒布了新的"根本法"，違反"十月詔書"的精神，規定沙皇仍然行使專制君主的至高權力。隨後產生的幾屆杜馬實際上成為沙皇手中的玩物。第一屆杜馬中，將近一半代表是農民。政府之所以給農民較多的名額是想讓他們起一種緩衝作用。但農民代表在杜馬會上強烈地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加之一些杜馬成員要求建立責任內閣，由於沙皇絲毫不肯讓出他的專制權力，杜馬被解散。第二屆杜馬中，社會民主黨有65名代表，左派力量加強。斯托雷平誣指社會民主黨代表從事顛覆活動又解散了這屆杜馬。第三屆杜馬選舉時，沙皇政府讓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佔了多數，實際上使這屆杜馬成為御用工具。最後一屆杜馬連經人民選舉產生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因反對戰爭也被沙皇投入監獄和流放。尼古拉二世時代的國家杜馬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立法機關。

事實證明，改革主持者實際上也是改革的障礙。只要沙皇專制政權繼續存在，就不會有人民的解放和政治民主化，俄國也不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人民從沙皇改革的現實自然會得出結論，只有推翻沙皇政權才是唯一出路。

從另一方面說，改革也為革命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從實行地方自治人們很容易想到國家的立憲政體。事實上後來的立憲民主黨人大部分就是從地方自治機關及其教育體系中成長起來的。立憲民主黨早在1905年的第二屆代表大會上就制訂了一項比較激進的綱領，要求在普選的基礎上召開立憲會議，同時還要求實行以有限賠償沒收私人莊園在內的社會改革。立憲民主黨人在戰爭期間揭露沙皇政府的腐敗無能，提出建立進步聯盟的主張，不能說對二月革命的發生沒有任何作用。國家杜馬雖然是沙皇的裝飾品，但杜馬的建立以及它與沙皇之間的鬥爭就證明沙皇專制制度並非神聖不可侵犯。事實上，在二月革命中是杜馬成員策劃和逼迫沙皇退位的。改革導致西方思想的傳入和大批知識分子的產生與成長。知識分子是1917年革命的宣傳鼓動者和革命的具體策劃者。同時，沙皇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改革使廣大農民進入了軍隊，這些被組織起來的穿著軍裝的農民就成為1917年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既然沙皇專制制度是引起革命的主要根源，那麼，二月革命已推翻了沙皇政權，轉向十月的原因在哪裡？還能 不能說沙皇專制制度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1917年二月革命是突然來臨的。當時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期，擔任俄軍總司令的尼古拉二世正在莫吉廖夫的前線大本營。他控制不了首都彼得格勒的局勢，革命迅猛發展。國家杜馬委員會乘機對他施加壓力，並派代表規勸其退位。革命比較容易地取得了勝利。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但他的影響仍然在。用列寧的話說就是"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還沒有被徹底摧毀"。3杜馬臨時委員會的代表幾乎是乞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而連臨時政府的總理及主要部長的人選也由杜馬代表報他欽定。而且作為沙皇專制政權的主要支柱的軍隊仍然原封未動。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還任命了接替他的總司令。其他如總參謀長、各戰區司令依然由沙皇的將領各任其職。正是由於有這支軍隊存在，臨時政府才得以堅持沙皇的戰爭政策。只要沙皇軍隊還存在，就時刻存在著革命失敗和君主制復辟的危險。就在1917年的8月下旬便發生了科爾尼洛夫將軍企圖以軍事力量恢復專制的事件。而正是臨時政府在前線進攻的失敗和科爾尼洛夫叛亂的被粉碎，造成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在十月武裝起義中，布爾什維克在軍隊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爭取了首都衛戍部隊和部分前線的士兵，為革命勝利創造了決定性條件。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還和沙皇的將領所領導的軍隊進行了近三年的國內戰爭。應該說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一直到內戰結束才告完成。

廣大俄國人民之所以投入1917年的革命鬥爭，是為了打倒專制沙皇獲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為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以便人民有麵包吃。但是，這些最緊迫的現實問題並沒有隨著沙皇的倒台而得以迅速解決。臨時政府實際上是在革命洪流中撿了一個政權。它沒有實力，因為一些成員同沙皇政權之間有著各種關係，而另一些成員則是靠嘩眾取寵成為不著實際的社會名流，就使政府缺乏革命政權應有的果敢與魄力。臨時政府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把農民的土地問題推到立憲會議去解決，而立憲會議的召開又遙遙無期。這樣，廣大人民群眾期望於革命的東西都未得到。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正是抓住了形勢的這一特點，繼續；和平、土地、麵包"的口號，把廣大群眾動員到自己的旗幟下，推翻了臨時政府。十月武裝起義一勝利，在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首先通過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實際上仍是完成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任務。

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殘暴的沙皇惡貫滿盈，猶如坐在一座火山頂上，下面是滿腔怒火的俄國人民，一旦火山爆發，舊的法律和秩序即被摧毀凈盡。嚴格說來，二月革命是無政府主義對專制主義的勝利。二月革命以後，俄國立即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之一。在沙皇專制制度下，不允許人民有任何自由與權利，人民因而缺乏自由與紀律的正確觀念，也沒有民主的素養和習慣。所以，當時自由得沒有任何秩序，沒有權威、也沒有法律和規則，完全變成一種無政府狀態。光政府就有三個，除了通常說的臨時政府和蘇維埃，上面已提到的軍隊司令部也是一個權力中心。隨著沙皇的被打倒，俄國大地上一下子黨派林立，各類組織不計其數。革命前就存在的立憲民主黨、十月黨、人民自由黨以及社會革命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和人數較少的勞動團都成為政治上最活躍的政黨，而且這些黨派又都分裂出各種派別。孟什維克就有佔主流的中派集團、左派國際主義者、統一派等，還有近於孟什維克國際派；新生活派"。社會革命黨也分裂出右派、左派和最高綱領派。在立憲民主黨中，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以後也分裂出一個社會活動家社。還有一個後來合併到布爾什維克黨的區聯派。群眾性的組織和機構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士兵委員會、前線的軍隊委員會、艦隊委員會、職工會、工廠委員會、全俄鐵路工會、郵電工會、商業工會。還有全俄合作總社、全俄地方自治機關聯合會以及臨時政府根據普選制選出的市杜馬。沙皇時代的杜馬臨時委員會也還在活動。還有一些金融寡頭和工業貴族、地主的組織，還有教授、新聞記者的組織，軍官聯合會，哥薩克軍隊委員會，聖喬治武士團等等。

眾多的黨派和組織代表了眾多的政見和主張。正像我們從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中看到的，俄國到處是人群，到處是機構，到處在開會，到處在進行無休止的討論和爭論，到處可以聽到不同的消息和看到各種傳單和宣傳物。4政黨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而過多的政黨和組織，又沒有一個共同遵守的法規，就變成為無序的民主、極端的民主，變成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無法集中的無政府狀態。臨時政府沒有實際力量也沒有任何權威，在不斷的群眾遊行示威和反對聲中，多次發生危機，不斷改組。蘇維埃的領導人經常搖擺不定，無所作為。除了布爾什維克黨，其他政黨大都形不成統一的意志。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正是利用了這種混亂局面，利用了當時的民主條件和無政府狀態，發揮了自己隊伍的長處，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得了政權。

關於1917年俄國革命的後果

1917年革命是俄國歷史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重大轉折。革命結束了長達300年的沙皇統治，使沙皇主導的通過普魯士式的道路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告一段落。革命也使立憲民主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等在俄國建立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嘗試終於失敗。1917年的革命開創了一個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在俄國實踐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在沙皇俄國的基地上建立了多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進程。

俄國的社會主義並 非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產物，而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克黨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為俄國人民所作出的一種選擇。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就是：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先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各種矛盾充分暴露出來，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已走投無路，社會主義因而成為很有影響的思潮。俄國在19世紀處在一個大轉折的時期，全國一直在激烈的爭論和探索國家的走向。由於俄國存在著具有公有制特徵的農村公社，甚至連馬克思在1881年回答查蘇里奇的提問時也設想"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5在二月革命后，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新秩序未能建立起來，國家出現了一種嚴重的無序狀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極端嚴重的社會經濟災難使國家頻臨崩潰的邊緣。由亂而治，由無序走向新的有序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早在建黨初期，列寧就明確地提出，社會民主黨爭取達到的最終目的--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組織社會主義。他批判俄國的經濟派等的"自發論"，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他反覆強調，工人階級不會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意識。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資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列寧強調，要革命首先要有一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有明確政治綱領和嚴密組織紀律的黨。列寧有一句名言："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的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6 二月革命以後，列寧立即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7他在《四月提綱》里明確地說："俄國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級手；。他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未來革命政權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在當時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列寧的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論述蘇維埃政權與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根本區別時列寧特別指出：這個政權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而不是依靠由議會預先討論並通過的法律。後來，他又進一步說："這種政權就是專政，就是說，它不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數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專政的工具。"8

在1917年6月初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蘇維埃的領導人之一、著名的孟什維克策烈鐵里在發言中說，俄國沒有一個政黨會表示決心要掌握全部政權，列寧立即插話反駁說：“有有這樣的政黨”， "布爾什維克準備奪取全部政權。"9到1917年的10月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后，全部政權就落到布爾什維克黨的手中。

按照當時公開宣布的文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權叫做蘇維埃政權。領導起義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把政權交給了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工農政府的決定》說："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成立工農臨時政府管理國家，臨時政府定名為人民委員會"。行政權屬於人民委員會，"監督和撤換各人民委員的權利，屬於全俄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 10根據這個決定，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正式政府似乎還要由立憲會議產生。這屆政府，由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拒絕參加，是由清一色的布希爾維克組成的。不久，列寧就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質問而作的發言中直接了當地說："政權屬於我們黨。"11蘇維埃政權為什麼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權呢？列寧在1917年11月5～6日寫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宣言--告全體黨員及俄國一切勞動階級》中做了這樣的解釋："在俄國，已經爭得了蘇維埃政權，因此，政府由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裡轉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裡，無須經過任何革命，只要通過蘇維埃的決議、蘇維埃的改選，就可以實現。在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佔了多數。因此，只有這個黨組織的政府才是蘇維埃政權；。12從這一解釋看，蘇維埃政權仍是多黨政權，只是政府是由在蘇維埃中佔多數的黨組成。事實上，從蘇維埃政權一建立，蘇維埃的領導人就是由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決定的。在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黨用暴力驅散了立憲會議以後，其他政黨就逐步被排除出蘇維埃，不只是立憲民主黨、十月黨，而且就連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不久都被宣布為反革命政黨。在蘇維埃年代，實際上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也就是後來正式改名的共產黨是唯一合法的政黨，蘇維埃政權也就是一黨政權。在蘇維埃年代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季諾維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雖然季諾維也夫的這句話後來受到斯大林的批判，但這句話的確道出了問題的實質。

在1923年初，列寧在其最後的幾篇文章和信件中解釋了俄國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他承認："我國的文明程度還夠不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毫無出路的情況下，工農奪取了政權，這就使俄國走上與西歐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俄國的政治革命和社會變革先於文化變革、文化革命"，也就是先奪取政權，"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13，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

建立布爾什維克黨的一黨政權，利用這個政權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1917年俄國革命後果的第一個方面。

怎樣利用無產階級的政權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呢？在號召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四月提綱》中，列寧只是提出："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由當地僱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 "立即把全國所有銀行合併成一個國家銀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進行監督"。在這裡，列寧明確指出："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14在1917年6月初列寧宣布"布爾什維克準備奪取全部政權"的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列寧在解釋自己黨的綱領時也只談到，公布資本家利潤、逮捕50～100個最大的百萬富翁等。比較詳細地論述布爾什維克黨的社會主義綱領和政策，是列寧在1917年9月寫的《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兩本小冊子。這時已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前一個月，當時國內的經濟生活已到了徹底崩潰的邊緣，列寧在自己的小冊子中充分論證了只有採取社會主義措施和步驟才是唯一出路。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實行"國家監督"：把所有銀行合併為一，由國家監督它的業務，或實行銀行國有化；把各個辛迪加即資本家的最大壟斷組織收歸國有；取消商業秘密；強迫工業家、商人以及一般企業主辛迪加化；強迫人民聯合在各種消費合作社中，或獎勵這種聯合併且對它們實行監督，調節消費；實行糧食壟斷、麵包配給制和普遍義務勞動制。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勞動手冊，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列寧稱這種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進行計算和監督的制度為"社會主義的實質"。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初期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基本上就是這些方面的具體化和進一步發展。

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前，世界上還沒有社會主義實踐的先例。俄國又是一個資本主義未得到充分發展的農民仍占人口多數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建設，顯然存在著極大的困難。

建立由國家壟斷的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是1917年俄國革命後果的第二個方面。

關於俄羅斯帝國這一歷史遺產，列寧本來是持否定的態度。列寧譴責"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在俄國那樣，國內大多數居民是受壓迫的。大俄羅斯人只佔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他一切民族被當作異族看待，沒有任何權利。"15他決心用瓦解帝國來換取革命勝利。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列寧就提出"民族自決權"的理論，作為瓦解俄羅斯帝國的強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列寧又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著名口號。他指出，大俄羅斯人"保衛祖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戰爭中遭受失敗，這對9/10的大俄羅斯居民危害最小。在1917年的革命中和革命后，列寧支持或承認了芬蘭、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他甚至也承認了烏克蘭的獨立。不過，列寧的"民族自決"是針對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的。至於到了社會主義，他認為民族有了融合的基礎。所以，在1922年底，在列寧思想和原則的指導下，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外高加索的喬治亞、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等6個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沙皇俄國的基地上建立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是1917年俄國革命後果的第三個方面。

在俄國實踐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列寧在世時進行了一定的探索。開始，他試圖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實踐證明，這條道路走不通。1921年以後又實行新經濟政策：放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嚴格控制，恢復市場，允許農民經濟比較自由的發展，允許個體經濟和部分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在國營企業里也實行經濟核算制，讓蘇維埃經濟同農民經濟按照自由工商業的原則在市場上結合和交換。後來，列寧又強調，要進行文化革命，要實行合作制，要改善蘇維埃國家的政治制度，吸收工農代表參加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發揮技術專家在國家管理部門的作用，反對個人專權，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行政手段，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列寧在最後所設想的是至少在幾十年中要形成一種多種經濟並存、發展商品經濟、實行民主管理、各民族真正平等、人民群眾能夠對國家機關及其最高領導進行有效監督的體制。

在列寧之後，經過20年代的黨內大爭論和大鬥爭，斯大林利用了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和手中的"無限權力"，翻雲覆雨，縱橫捭闔，戰勝了所有對手，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和他為蘇聯社會主義所作的選擇因而也取得勝利。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最後是在斯大林時期定型。1917年俄國革命的後果與原因之間的相悖現象在這以後更加明顯了。

不能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體制同列寧奠定的基礎無關。斯大林把列寧時代形成的基本制度推向極端，變成了有斯大林時代特點的新制度。列寧建立了布爾什維克黨執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在季諾維也夫的口中，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是共產黨的專政，而在斯大林的實踐中，共產黨專政就是總書記個人的獨裁和專政。列寧強調蘇維埃主要依靠暴力，斯大林就提出不斷地開展和加強階級鬥爭，最大限度地加強國家權力機關，濫施暴力，不僅把所有政治對手和有不同意見的人打倒在地，從肉體上消滅，造成了千百萬冤假錯案，而且把全國人民也置於強大權力機關的束縛之下。列寧提出用蘇維埃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強調"國家監督"，斯大林則把整個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與政權緊密結合為一體，建立了一種以國家所有為基礎、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和行政管理、由國家統一分配消費資料、全國人民都為國家服務和依附於國家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

認真分析起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同列寧至少有以下的不同。

一、列寧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始終把俄國的革命和建設放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進程中去思考。在1905年他就提出，俄國的革命將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序幕，革命能否勝利取決於能否真正成為世界革命的序幕。1917年，他堅信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將是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十月革命勝利后，他多次說過，俄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的援助就沒有最後勝利的保障。他寄希望於歐洲無產階級的革命。即使到1923年初，他還要求一定要把俄國的工人政權堅持到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斯大林則是"一國社會主義"論。他認為，在其他國家於相當長的時期內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在俄國這個技術上經濟上落後的國家裡，沒有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單靠俄國的自身力量就能夠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使本來同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聯繫在一起的社會主義變成同一個國家聯繫在一起。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被局限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而這個國家又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就必然使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帶上濃厚的俄國國家和民族的色彩。斯大林把資本主義的武裝干涉看作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唯一障礙和舊制度復辟的主要危險，這就必然把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高目標定在加強國防和準備反擊侵略上，實際上就只能走上軍事強國主義道路。

二、列寧要瓦解壓迫占人口半數以上的非俄羅斯民族居民的俄羅斯帝國，在國內建立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社會主義聯盟國家，在外交上承認已取得獨立的國家，廢除沙皇政府同其他國家和民族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是說，列寧要同沙皇帝國徹底決裂，結束沙皇俄國的侵略和擴張的傳統。斯大林則繼承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衣缽，他不僅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變成了一個完全由總書記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共產黨中央集權的仍然實行大俄羅斯主義的極權國家，加入聯盟的各共和國失去應有自主權，而且把已經取得獨立國家地位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重新併入蘇聯，還同希特勒德國又一次瓜分了波蘭，奪取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乘機攫取了德國、日本、芬蘭和中國的部分領土。斯大林還把他的強權擴展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實際是在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恢復了帝國。

三、列寧基本上是一個西方派。他比較全面地學習和領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從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參加俄國問題大討論，批判舊俄國的歷史傳統，揭露沙皇制度。他批判民粹派試圖繞過資本主義在俄國村社的基礎上建立農民社會主義的主張，他也反對托爾斯泰的非暴力運動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他熟悉西方國家的歷史，僑居國外多年，深受歐洲民主制度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和熏陶，儘管他是個集中主義者，但在黨派鬥爭中一般是按照一定的規則行事。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往往以法國大革命為鑒戒。在經濟建設上他也多以西方國家的經驗為基礎。他主張公有制但並不留戀俄國的村社制度。對於小農，他主張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合作社。斯大林則更多地繼承了俄國的歷史傳統。他欣賞彼得大帝的用野蠻的手段對付野蠻。他甚至崇拜伊凡四世的殘暴。他也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勿寧說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是俄國式的。他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二者必居其一"的兩極思維，他不懂也不用辯證法，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反革命、正確與錯誤都完全對立起來絕對化。他把沙皇俄國時代束縛農民的村社制度以及使全國人都處於對國家和政府的依附地位甚至對政治犯實行苦役和流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下來。所以，斯大林是一個十足的斯拉夫派。

筆者之所以認為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之間存在著相悖現象，主要是從大的歷史發展進程和趨勢上來說的。因為經過7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終於解體了，蘇聯社會主義並沒有達到國家完全現代化的目標。儘管這樣，筆者並不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在實踐社會主義的幾十年裡，俄國經濟和社會都有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主要表利用蘇維埃政權的力量實現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完成了一次產業革命，同時大大促進了國家的城市化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使國家的國防力量達到空前的高度。但是，也不否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又影響了國家民主化和社會文明化的進程，阻礙了現代化的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經濟上的畸形體制也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

分析了1917年俄國革命原因與後果之間的相悖現象以後，應該從中引出哪些經驗和教訓呢?

第一，要正確地對待政權問題。列寧強調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奪取政權的重要意義，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他抓住1917年俄國的特殊機遇，奪得了政權，並利用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在比較落後的俄國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實踐。在十月革命以後的一個時期中，蘇聯成為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學習榜樣，而社會民主黨人則被視為缺乏革命意識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遷，特別是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得而復失、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途夭折的實際教訓，使人們不得不思考，政權也並非萬應靈丹，蘇聯共產黨恰恰是把政權力量用過了頭而走向了反面。還應該正確地、全面地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理論的兩層含義。任何事情都有個客觀條件的問題。恩格斯說過：工人階級最大的歷史災難莫過於在還沒有準備好以前就奪取政權。政權和其他東西一樣也有兩重性。它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可能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掌握政權以後時刻都要正確使用，決不能以為有了政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革命對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應該主要表對生產者、對人的解放上。作為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首先要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和充分的公民權利。要達此目的，就要建立民主產生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法律程序。政府應根據各階層的普選代表組成的立法會議討論和通過的法律產生，而且依法治國，還要有健全的監督機制。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避免個別人用不正當手段篡奪它，也才可以避免因領導人的才智、信仰、品格等因素造成歷史的逆轉。

第二，要使國家在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和社會結構等方面協調發展。對人類歷史用不同的方法打開段落進行研究是人類認識上的大進步。馬克思以社會生產方式來劃分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科學方法。但任何方法都只表現自己的特點，不應該是排他的。比如，關於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現代化的概念，就逐漸為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所認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共同追求的目標。現代化就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經濟結構、科學技術水平和社會關係等多方面的內容，而且完全是一個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的過程。俄國的改革、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共同缺點都是沒有解決政治民主化和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的問題，特別是政治民主化拖了後腿，造成沙皇政權垮台又使蘇聯解體。所以，要較快地實現現代化，體制現代化是關鍵，一定要使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

第三，要形成先進的社會意識，摒棄救世主哲學。這裡所說的社會意識不只指通常所理解的指導思想，而是作為維護人類生存、維繫社會關係、體現人的價值和行為準則、作為社會公德的思想原則。馬克思主義承認，歷史是人創造的，是人有意識創造的，肯定意識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作用。馬克思主義也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所以，人民群眾從實際中形成的社會意識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流。認為先進的社會思想只能由少數先哲創造並從外部灌輸給人民，這實際上仍然是一種救世主哲學。恩格斯就曾經說過，那些否定意識作用的恰恰把個別人的意識強調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沙皇俄國只有統治者的國家意識，沒有形成人人都遵循的社會意識，俄國就只有特權而沒有公民社會。革命后，新的權威崇拜代替了舊的權威。領導的思想變成社會的思想。千百萬人的命運由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決定。這就必然造成權力意志、個人崇拜，給國家的發展、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彌補的負面影響。因此，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摒棄救世主哲學，也是蘇聯70年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