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占款

銀行購買外匯形成本幣投放，所購買的外匯資產構成銀行的外匯儲備。由於銀行結售匯制由銀行櫃檯結售匯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層市場體系組成，兩個市場上外匯供求都存在管制剛性。

因而外匯占款也就相應具有兩種含義:

一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中收購外匯所形成的人民幣投放;

二是統一考慮銀行櫃檯市場與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個市場的整個銀行體系(包括央行和商業銀行)收購外匯所形成的向實體經濟的人民幣資金投放。

其中前一種外匯占款屬於央行購匯行為，反映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后一種外匯占款屬於整個銀行體系(包括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購匯行為，反映在"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與兩種含義的外匯占款相對應，在嚴格的銀行結售匯制度下，中央銀行收購外匯資產形成中央銀行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而整個銀行體系收購外匯資產形成全社會的外匯儲備。全社會的外匯儲備變化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儲備資產"下的"外匯"一項。我們日常所說的外匯儲備是全社會的外匯儲備。

兩種含義的外匯占款對國內的人民幣貨幣、資金各有不同的影響。

具體表現為:

1、中央銀行購匯→形成央行所持有的外匯儲備→投放基礎貨幣;

2、整個銀行體系購匯→形成全社會外匯儲備→形成社會資金投放。

1994年匯率並軌后，外匯市場供求關係改變，由原來的供不應求轉變為 供過於求，我國外匯占款大量增加，引起了社會有關層面的關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宏觀調控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IMF貨幣結構調整的基本公式，貨幣供應量M=PSBR—GP+LP+NF，其中，PSBR代表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即財政赤字的融通，GP為向非銀行的公眾借款，LP為商業銀行對公眾的貸款，NF為國外凈資產。

也就是說，貨幣供給有兩部分來源：

一是國內銀行體系總信貸(PSBR—GP+LP)；

二是國外凈資產的改變（NF），國外凈資產是導致基礎貨幣變化的重要因素。

國外凈資產由外匯、黃金占款和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凈資產構成。其中，外匯、黃金占款是中央銀行用基礎貨幣收購的，收購外匯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稱為外匯占款。國內也有人認為外匯占款是指國外凈資產改變而產生的貨幣供給，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該定義不十分準確。

中國外匯占款的不斷增長主要緣於兩方面：

一方面是近年來我國外貿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較快，企業不斷地將外匯出售給商業銀行以換取人民幣，商業銀行又不得不將大量外匯出售給央行以換取人民幣，導致外匯占款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是由於國際熱錢的流入。隨著我國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日益加深，近年來，國際熱錢持續流入我國的資本市場（如股市、匯市），為保持匯率穩定，國家必須購買交易市場上溢出的外匯，在外匯管理局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近年來中央銀行為收購熱錢已付出上萬億元的人民幣資金。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金融資產，它的增加無異於投放基礎貨幣。外匯儲備增加越多，人民幣的發放增長越快。因為，官方儲備是由貨幣當局購買並持有的，其在貨幣當局賬目上的對 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增加了4619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2007年1：7.5的匯率比價，全年就有34642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不利於央行宏觀調控目標的順利實現。因為，當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時，為了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貨幣當局必須使用金融工具，如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等手段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而近年來，面對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來對沖外匯占款之外，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衝過多的外匯占款，顯示出對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無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外匯占款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問題，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國，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過多的外匯占款會導致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迫使政府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

外匯占款具體的關係鏈為：國際收支順差一國外凈資產增加一外匯儲備增加一外匯占款增加一基礎貨幣增加一貨幣供應量增加。應該指出的是，這個過程中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是被動的。我國外匯占款逐漸增多，並成為引人關注的問題，主要經過以下幾個過程。

首先，外匯占款問題的產生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密切相關。1994年實行與市場接軌的單一匯率制，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下調近50%，人民幣的貶值在經過短暫的J曲線效應后促進了出口的增加，當年出口增加31.9%，匯率下調，使得外匯更值錢，加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巨大的潛在順差需求的吸引，外資大量湧入，使外匯的供給大於需求，從而為外匯占款問題的產生埋下了伏筆。

其次，1994年匯率並軌，對人民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出於規避外匯風險、維持金融體系平穩運行的目的，我國貨幣當局實際上將人民幣釘住了美元，實行了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1999年IMF也正式將人民幣匯率列入釘住匯率類．為了維持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在外匯市場上購入外匯，同時強制結售匯制度使中央銀行只能在外匯市場上處於被動的地位，不得不購入多餘的外匯，外匯占款問題隨之產生。

再次，自2000年開始，我國外匯儲備急速增長，外匯占款問題進一步擴大．其一是隨著我國的良好經濟增長勢頭，外商投資逐漸增多，2003、2004年的投資額分別為：535.05億美元、610億美元。其二，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出口產品結構逐步優化，對外貿易順差持續增大。

最後，從2003年開始，先是以日本，其次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外集團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使國外投機資金大量湧入，以期人民幣升值獲利。這些因素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截至2005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已達7110億美元。與此同時，外匯占款大幅增長，外匯占款問題也就隨之產生了。

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依賴於適宜的政策中介目標和有效的政策工具與傳導機制。當外匯占款達到一定規模時，現有的貨幣政策體系就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1. 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1994年以前，外匯占款需要投放一部分人民幣資金，但這一部分資金 在總量和增量中所佔比重較低，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主要是控制國內信貸，即信貸規模。1994年以來，外匯占款所投放的人民幣資金在總量和增量中所佔比重大幅度提高，如果仍然採取信貸規模控制的辦法，換句話說，繼續維持現有的信貸規模，結果必然是貨幣供應的增長突破控制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信貸規模管理方式失靈，取而代之的是控制貨幣供應量。1996年我國中央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投放是否適度的觀測指標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常做法。可以認為，外匯占款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國決策層更改了貨幣中介目標。

2.貨幣政策工具

傳統的貨幣政策操作主要靠公開市場的操作、貼現率、法定準備金三大政策工具。中央銀行根據經濟的發展，靈活運用這些貨幣政策工具，保持了貨幣信貸平穩增長。八次降息，二次下降和一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取消貸款規模控制，增加再貸款和再貼現，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投入基礎貨幣等等。當然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銀行的信貸體系來實現。但由於利率沒有市場化，銀行公司化變革尚未完成，信貸體系傳導貨幣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1994年以來，外匯占款逐年增加，為了減少外匯占款對於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避免貨幣供給量大幅增加而帶來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實際匯率的升值，央行不得不採取措施沖銷外匯儲備的流入。即當外匯市場出現供求不平衡時，中央銀行買入或賣出外匯，從而相應地投放或收回基礎貨幣。1997年以前央行的對沖手段主要是收回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1997年後央行開始採用公開市場業務沖銷外匯占款，並且事實上，公開市場操作已成為我國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

但作為公開市場業務主要工具的國債，中國國債的期限較長，品種不多，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市場的交易量小，所以中央銀行利用對沖手段維持合適的貨幣供應量的餘地也越來越小。有數據為證，自2003年2月10日以來，為保持基礎貨幣的平穩增長和貨幣市場利率的相對穩定，央行在公開市場連續進行了20次的正回購操作，回籠基礎貨幣量總額達2140億元。但隨著操作次數的頻繁，央行到去年底手持的大約2863億元的國債面值，除去20次正回購佔用部分，目前國債餘額只為原來的四分之一，繼續進行正回購操作的空間已經不大，回購的力度不斷減弱。而3月末M2餘額高達19.4萬億元，同比增長18.5%；國家外匯儲備餘額3160億元，同比增長38.8%，貨幣供應量充足有餘，資金回籠的任務仍然艱巨。為確保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繼續回籠基礎貨幣，對沖快速增長的外匯占款（為支持經濟增長，2001年以來央行不斷通過外匯占款方式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央行在2002年4月22日試點的基礎上，開始正式發行央行票據，通過央行票據實施正回購的功能。可以認為，外匯占款的不斷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

3.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

金融機構存貸比不斷上升

我國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途徑，一是再貸款，二是再貼現，三是財政借透支，四是外匯占款。改革開放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再貸款和財政借透支是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但從1995年起，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是隨著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與實施，人民銀行與財政的借透支關係中斷，財政借透支已不是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二是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投放中的比重逐漸增加。1994年以來，中國國際收支實現了雙順差。一般來說，國際收支順差，本幣必然產生升值趨勢。但是為了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央行只好大量地買進美元。但是外匯儲備的增加直接導致了外匯占款的增加。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供應的重要渠道。有數字證明，1994年以來外匯儲備的連續大幅增加使基礎貨幣投放對外匯占款的依賴性增強，1994年至1997年間，一半以上的基礎貨幣是通過外匯占款的形式投放出去的。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的急速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阻滯，1998年2月，出現了基礎貨幣減少6億元的現象。1998年5月26日，中央銀行開始恢復於1997年停止的國債回購公開市場業務，政策調整的速度滯后了一個多季度。剔除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這一因素，1998年基礎貨幣增加3323億元，比1997年少增加482億元，廣義貨幣M2增長15.3%，增幅比1997年下降2個百分點。由於外匯占款的急劇減少導致的基礎貨幣少增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通貨緊縮。1999年開始，針對1998年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增長速度迅速下降的情況，中央銀行加大了投放基礎貨幣的力度，例如1999年外匯占款增加了1013億元，而1998年外匯占款僅增加440億元。（參見下表）2000年後外匯占款穩步增加。

表11994-2002年外匯占款變動表

外匯占款

資料來源：

1、戴相龍主編：《中國貨幣政策報告（1999）》，中國金融出版社；《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2001年，第1期。

2、2001年、2002年數據來自人民銀行2001年、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可以看出外匯占款已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之一。隨著我國銀行存款的增加，再貸款的作用逐步降低，同時外匯占款相對於其他一些貨幣投放方式的重要性也處於上升中，這些其他貨幣投放方式包括調整存款準備金、貨幣市場的公開市場運作等。其中存款準備金的調整由於不能經常性地運用，而國內債券市場的規模較小和發育程度較低等也削弱了公開市場運作的有效性。所以根據以上對若干貨幣投放渠道的分析可以認為，未來我國貨幣供給中外匯占款將繼續充當主要角色。

4. 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縮短了貨幣擴張的時滯

由再貸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必須經由以下環節才能產生派生存款：再貸款 →商業銀行對企業貸款→企業借款轉為存款→創造派生存款。

在以上環節中，明顯存在商業銀行貸款決策時滯和企業借款時滯，這兩種時滯的存在必然延緩基礎貨幣轉化為M1、M2的速度。但是，由結售匯產生的外匯占款幾乎是一次性地立即轉化為企業的人民幣存款，因此這部分M0轉化為M1、M2的時滯遠低於由再貸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會導致M1、M2的迅速擴張，這樣就可以一方面通過買入外匯而投放本幣，從而擴張貨幣供給；另一方面買入外匯使得外匯匯率提高從而達到本幣相對貶值，而增強本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進而促進本國出口增長，這樣實際上達到了政策效果上的一舉兩得，這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央行的現行貨幣政策。

5.貨幣投向發生變化

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的投向具有單一性，在銀行進行結匯時，貨幣的投放是這部分外匯收入的持有者，因此在地區上主要流向外匯供求順差的地區，在行業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門。而在經濟生活中，這些出口外向型的企業資金遠遠比其他企業充裕。並且在外匯占款急劇上升的同時，央行會通過收縮再貸款等方式對沖，其他企業得到資金的可能性進一步下降，從而承擔了部分的對沖成本。這樣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改變，廣大的非外向型企業仍然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外匯占款的增加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外匯占款的增加對我國的產業結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結售匯制度的存在，隨著外匯占款的逐漸增加使得我國外向型企業較容易通過結匯獲得充裕的人民幣資金，從而這些企業的發展條件相對較為寬鬆，這對其生產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技術人員、勞動力更進一步向外向型企業轉移。這是因為內向型企業由於資金不足，開工率低，對勞動力的需求日趨減少，大量技術人員下崗，而外向型企業由於資金相對比較充裕，仍有擴大生產的勢態，這勢必促進技術人員和勞動力向外向型企業流動。

其次是大量的原材料向外貿部門轉移。外向型企業有較充裕的資金，可以在生產資料市場上處於主導地位，為其及時低價的購買原材料與機器設備創造了良好的資金環境。較低的成本又加強了外向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創造更高的利潤．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使得外向型企業得到了更長足的發展．我國外向型部門主要是外商投資企業從事的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的發展，一方面，造成我國貿易依存度過高，致使我國外貿出口缺乏持續增長的潛力；另一方面，衝擊了國內相關原料工業的發展，不利於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加工貿易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完全掌握市場和銷售渠道，嚴密控制關鍵技術，把技術和產品的開發能力大多留在境外，而中方只參與簡單的加工裝配環節。

此外，還有些外商投資企業甚至將技術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的工業轉移到我國生產，給我國的環境帶來災害性的後果．加工貿易以外商投資企業而非國有企業為經營主體的格局，造成我國原有的大工業基礎和技術基礎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這也延滯了整個加工貿易的升級和國內配套程度的提高，從而延緩了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

1.適度刺激進口需求

增加社會供給中央銀行應根據國際收支的變化動態，從及時調節外匯供求出發，建議國家適當降低關稅，並在信貸、售匯規定方面進行傾斜和導向，通過有限度地刺激進口，增加國內短缺商品的供給，減少外匯占款對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壓力，減少社會貨幣存量，平衡社會供求。

2. 合理確定外匯儲備水平

目前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是導致中國外匯占款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應合理確定一個外匯儲備水平，減輕外匯占款對貨幣供應的衝擊。外匯儲備水平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從理論上講，適量外匯儲備應結合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國際收支結構、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等因素綜合考慮。一般認為，外匯儲備應保持支付三至四個月的進口用匯額和10%左右的外匯債務償還量。據此認識，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已非不足，中央銀行應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調節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控制外匯儲備的再增，並充分運用匯率槓桿、利率槓桿、外債統計監測系統、國際收支統計申報體系等宏觀監控手段，對進出口收付匯、外資外債流出入等涉及國家外匯收支變動的趨勢進行長期分析，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同時，中央銀行應根據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加強國家外匯儲備的經營與管理，以免寶貴的外匯資源閑置。

3. 逐漸擴大持匯企業範圍和持匯比例

在目前的情況下，儘管完全以自願結匯取代強制結匯尚缺少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可以逐漸擴大持匯企業的範圍和持匯比例還外匯於民間，從而使過度向中央銀行傾斜的外匯分佈結構逐漸趨向合理。更進一步地講，作為一項政策建議，可以考慮將外匯賬戶中的留匯比例作為一項特殊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通過調節企業和銀行外匯賬戶保有外匯的比例，來控制外匯儲備的總量，從而調控外匯占款的比重，達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效果。當外匯占款增長較快引起貨幣供給壓力上升時，可以提高民間持匯比例。反之，當需要通過外匯占款增加貨幣供應量時，則可以減少民間持匯比例。通過此項改進，有利於將外匯占款調節發展成為平抑經濟波動的貨幣政策工具。

4. 加強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調控能力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穩定本幣幣值，以促進經濟發展。在外匯占款較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要在發行央行票據的基礎上，創新外匯占款的對沖工具，同時注意與其他工具搭配使用。另外要改變中央銀行成為外匯市場主要買方的格局，允許更多的金融機構和外資企業參與外匯市場，使外匯市場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和高效率的運行機制。

基礎貨幣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藉以創造存款貨幣的基礎，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的存款得以倍數擴張的源泉。從質上看，基礎貨幣具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

一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性負債，而不是中央銀行資產或非貨幣性負債，是中央銀行通過自身的資產業務供給出來的；

二是通過由中央銀行直接控制和調節的變數對它的影響，達到調節和控制供給量的目的；

三是支撐商業銀行負債的基礎，商業銀行不持有基礎貨幣，就不能創造信用；

四是在實行準備金制度下，基礎貨幣被整個銀行體系運用的結果，能產生數倍於它自身的量，從來源上看，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通過其資產業務供給出來的。

從用途上看，基礎貨幣表現為流通中的現金和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從數量上看，基礎貨幣由銀行體系的法定準備金、超額準備金、庫存現金以及銀行體系之外的社會公眾的手持現金等四部分構成。其公式為：基礎貨幣=法定準備金+超額準備金+銀行系統的庫存現金+社會公眾手持現金

事實上，在外匯占款之前，再貸款一直是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例如，上世紀90年代的部分年份，央行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占基礎貨幣增量比重甚至曾超過八成。

隨著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機制的確立，再貸款才逐漸退出。

“近年來，適應金融宏觀調控方式由直接調控轉向間接調控，再貸款所佔基礎貨幣的比重逐步下降，結構和投向發生重要變化。”張曉慧也稱，新增再貸款主要用於促進信貸結構調整，引導擴大縣域和“三農”信貸投放。

新增外匯占款增長乏力，再貸款能否接替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

上述未透露姓名的分析師表示，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不太可能再走再貸款的路徑，這不是當下的主流做法。再貸款也與實際經濟活動較少直接聯繫，是一種純信用性的合約，並帶有一定的信貸分配色彩。

一般而言，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渠道主要有四條：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國債，這也是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最常用的渠道；向金融機構發放再貸款，包括向金融機構再貼現和向貨幣市場拆入資金；購買黃金(1602.20,-0.20,-0.01%)增加黃金儲備；購買外匯，增加外匯儲備。

一位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可能成為央行今後投放基礎貨幣的一個重要渠道。

而現行的《商業銀行法》也規定，貨幣政策工具中，央行可以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其他政府債券和金融債券及外匯。

上述分析師還提醒，買賣國債吞吐基礎貨幣，需要一個有足夠深度和廣度的國債二級市場，否則空間不夠，大規模的購買國債將引發利率飆升，推高國債發行成本。

基礎貨幣由現金和存款準備金兩部分構成，其增減變化，通常取決於以下四個因素：

（1）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債權的變動。這是影響基礎貨幣的最主要因素。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的這一債權增加，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再貼現或再貸款資產增加，同時也說明通過商業銀行注入流通的基礎貨幣增加，這必然引起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增加，使貨幣供給量得以多倍擴張。相反，如果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債權減少，就會使貨幣供應量大幅收縮。通常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對這部分債權有較強的控制力。

（2）國外凈資產數額。國外凈資產由外匯、黃金占款和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凈資產構成。其中外匯、黃金占款是中央銀行用基礎貨幣來收購的。一般情況下，若中央銀行不把穩定匯率作為政策目標的話，則對通過該項資產業務投放的基礎貨幣有較大的主動權；否則，中央銀行就會因為要維持匯率的穩定而被動進入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平抑匯率，這樣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對中央銀行的外匯占款有很大影響，造成通過該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具有相當的被動性。

（3）對政府債權凈額。中央銀行對政府債權凈額增加通常由兩條渠道形成：

一是直接認購政府債券；二是貸款給財政以彌補財政赤字。無論哪條渠道都意味著中央銀行通過財政部門把基礎貨幣注人了流通領域。例如，我國1995年的財政借款存量為1600多億元，對近幾年的基礎貨幣量產生了一定影響。

（4）其他項目(凈額)。這主要是指固定資產的增減變化以及中央銀行在資金清算過程中應收應付款的增減變化。它們都會對基礎貨幣量產生影響

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但是主要還是由於國際雙順差的不斷擴大造成的巨額外匯占款以及央行對此採取的干預措施，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內生性擴張和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結構性失衡。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為了防止外匯外逃，央行公開收購外匯導致人民幣貨幣政策失去主動性。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量嚴重超過了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所需，從而產生持續的通脹壓力。

外匯占款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對物價指數產生影響：

1、在商品市場中，市場中的交易貨幣量增加，導致通貨膨脹。

2、在貨幣市場方面，隨著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市場利率下降，鼓勵了居民和企業將儲蓄轉為消費，引起物價上升，轉向通貨膨脹。

3、在資金市場上，由於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引起利率下降，證券價格隨之上升，從而資金就會轉向實物資產投資，則相應的勞動需求增加，工人工資增加，進而轉化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中國面對的通貨膨脹問題是實行新的匯率制度後幾年，這是因為外匯占款導致的通貨膨脹是存在時滯應的，央行在外匯占款大量增加的年份，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出售國債的方法回籠一定量的通過外匯占款發行的貨幣，以達到控制貨幣供給量的目的，但隨著國債到期日的來臨，這種物價上漲的壓力就會被釋放出來，這就是外匯占款導致的通貨膨脹的時滯效應。外匯占款對經濟的影響卻不止引起通貨膨脹這麼簡單，還會導致貨幣政策的畸形和貨幣投放的區域性和結構性失衡。央行通過發行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來降低外匯占款對流動性的影響，會導致市場利率的上升和商業銀行可貸資金的減少。商業銀行面對有限的資源，都傾向於物流、貿易、來料加工等這些風險低資金回收周期短的行業。但是對於需要重點發展的機械重工業企業就會惜貸，由此造成貨幣投放的結構性失衡。

外匯占款近4年來首降

■外匯占款當月餘額及環比增減（億元）

數據10月負增長

人民銀行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10月份中國外匯占款負增長248.92億元，為2008年1月份至今近4年來的首次負增長。這增加了流動性緊張局面，或加速貨幣政策調整，下調存準的可能性加大。

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中國外匯占款總額為254869.31億元，而9月末為255118.23億元。

此前，3月份中國新增外匯占款達4079億元，創出今年迄今為止月度外匯占款增量的高點；今年8月，新增外匯占款曾從7月份的2195.64億元大幅增加至3769.4億元，但9月份的新增額降至2472.63億元。

外匯占款是央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外匯占款的增多，將直接增加基礎貨幣量，並通過貨幣乘數效應，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經濟學家一般以外匯占款與貿易順差和實際使用外資間的差額作為衡量熱錢入境規模的主要參數。

探因

1.洋錢在華

2.與人民幣貶值預期有關

3.是美元流動性緊張的體現

利得財富研究中心宏觀分析師杜征征表示，10月避險情緒有所回落，美元指數從近80的高點回落至76左右，但對歐債危機未來預期的情緒並沒有實質性回落，因此部分資金從中國撤出，迴流本國。此外，國內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行，緊縮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漸顯現；國內房地產市場的拐點或將到來等，都可能引發了資金的流出。

金融問題專家、京華智庫研究員趙慶明分析這與國際上看空中國經濟，尤其是9月末香港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NDF）報價出現逆轉等因素有關。但趙慶明認為，外匯占款減少未必全是熱錢流出，“貿易項下外匯凈收入減少、對外直接投資增加、其他項下流入減少或流出增加等都是可能性的因素。”

2.與人民幣貶值預期有關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這與近一段時間的國際資本看空、做空中國以及人民幣貶值預期有關。因對中國經濟增長“硬著陸”、地方債風險的擔憂，國際資本可能正流向信託網尋求避險，而人民幣在海外市場的貶值預期使得一些投機資本逃離中國。

3.是美元流動性緊張的體現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京華智庫研究員丁志傑指出，從9月底至10月初，歐美債務危機蔓延，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全球資金迴流美元和美元資產的趨勢明顯。可以看出，美元開盤后，盤中總是沖高，這意味著全球對美元的需求量很大。而對於中國的企業來說，為了平倉手上到期的美元頭寸也需要大量美元，因此，從10月來看，央行在市場上很可能是凈投放外匯。此次外匯占款負增長是美元流動性緊張的體現。

影響

貨幣總投放量受影響有限

魯政委表示，“此次外匯占款規模只下降了200多億元，與之前幾乎每月都增加兩三千億相比，根本不算什麼，不會對貨幣總投放量構成較大影響。”

同時，外匯占款只是形成貨幣投放的因素之一，應該關注的是財政存款的年底集中支出，這對貨幣供應也可能構成壓力。

貨幣政策獲更大調整空間

魯政委認為，總體看，貨幣條件並不會因為外匯占款的減少而發生大的變化，年底前不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年內仍是諸如略微增加信貸額度、調整動態差別準備金率參數、減少公開市場回籠量為主的“微調”。

杜征征指出，由於當前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防通脹、對沖多餘流動性以及防止系統性風險的出現，外匯占款的負增長，給予了貨幣政策更多的操作空間，預計定向放鬆仍會持續一段時間。

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宏觀經濟研究員付兵濤表示，目前下調存款準備金的可能性已經比較大，但新增外匯占款轉負不足以支持存款準備金率馬上下調。央行會繼續對貨幣政策進行微調，通過公開市場凈投放等方式緩解流動性壓力。

流動性壓力凸顯

據WIND統計，11月份票據正回購到期資金3250億元，加之12月公開市場到期量會進入“冷冬”，僅有250億到期量，公開市場在短期內很難繼續維持凈投放。在這種情況下，外匯占款出現超預期下滑，加之中小銀行還面臨補繳保證金存款準備金，流動性壓力將會凸顯。

趙慶明指出，其實央行外匯占款少增、不增甚至凈減少，從央行貨幣政策操作角度看是求之不得的事。過去幾年央行發行創造性地推出和發行央票、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主要是為了對沖外匯占款，保持流動性的相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