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魯

此宋伯魯家族世系簡譜內容來源於《清代朱捲成》（顧廷龍主編）第375冊陝西光緒五年己卯科優貢-宋伯魯履歷。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宋以優貢中舉，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七年(1891年)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二十年(1894年)任山東鄉試副考官，奉命典試山東；二十二年(1896年)任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掌印御史。宋進入仕途后，更關心國計民生。任山東鄉試副考官時，職責是“奉命典試”，但他抽時間對山東黃河泛濫情況進行了翔實考察，後向清廷上《條陳治河疏》，陳述黃河決口給百姓帶來家毀人亡的難，揭露當地官員在治理黃河過程中的營私舞弊行為，提出了解決營私舞弊的措施。他還先後上過多本奏摺，要求清廷關心百姓疾苦，廓清吏治，就連權宦李蓮英庇護其侄李萇才行兇的罪行，他也敢上《劾太監尋釁疏》，力主正義。陝西維新派人士劉古愚為振興民族工業，擬集股20萬兩白銀，創辦陝西保富織布局。宋支持這一倡議，擬與同鄉好友李岳瑞從豫豐銀行借出20萬兩白銀作創辦經費。此舉因刑部侍郎趙舒翹不肯作保而擱淺。

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三日，康有為等在北京創建粵學會。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宋與李岳瑞等亦發起成立關西學會。三月二十日，康有為等人以關西學會為基礎，成立“保國會”，宋積極參與其事，且列名“保國會”中。半年內，由康有為起草，以宋伯魯名義向皇帝上書的奏章就有十份，對康、梁領導的維新變法給予堅決支持，並同敵視、反對變法的頑固勢力作堅決鬥爭。當光緒帝下令在“舉行經濟特科之外，更舉經濟常科，試時務、策論及政治、法律、財政、外交、物理各專門之學”，“以開民智而救八股之害”時，他連上兩折，痛斥八股之危害。奏摺交禮部議處時，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騤極力反對。宋與楊深秀聯名上疏光緒帝痛斥許應騤，此即維新運動中有影響的《請將守舊禮臣立賜降斥疏》。經過一番較量，許應騤被撤職，作為推行新政重要步驟的廢除八股取仕的詔書，衝破重重阻力終於公布。此後，宋又連上《請選通達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請選通才以資顧問疏》《各省舉辦鐵路礦務官不如商折》等一系列奏摺，成為康梁維新運動的重要骨幹之一。光緒帝被囚后，宋被清廷下令革職拿問。他得李岳瑞密報，先避於義大利使館，旋攜眷匿居上海三年余，期間一度赴日本。面對國事日非的局面，他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寫成《己亥談時》一書，對變法改革的意義給予很高評價。他在《論成法不可拘》一文中指出：歐洲各國舍舊圖新，勇往直前，故能富強。日本變法，亦雄視東亞。惟獨中國不肯改弦更張，這是至今貧弱的根本原因。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大聲疾呼：“吾願愛國者，熟計長思之。”

二十八年六月初一(1902年7月5日)，因生計困難，攜眷回陝，受門生故舊歡迎。陝西按察使樊增祥有親戚傅某為官時受宋彈劾，乘機報復，遂串通陝西巡撫升允於六月十八日(7月22日) 電奏清廷，指控宋“受業康門，甘為鷹犬，其罪在康有為之下、楊深秀之上”，宋遂被囚禁，三年後獲釋出獄。伊犁將軍長庚因慕其名，請赴新疆參與治理機宜。宋隨長庚行至迪化(今烏魯木齊)，被藩司王樹楠懇留，主持新疆通志局，纂修新疆省志。三十四年(1908年)寫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脈志》各四卷。宣統元年(1909年)長庚調任陝甘總督，宋又隨長庚東返。嗣後，見長庚因循守舊，難以施展抱負，辛亥年夏返回故鄉。

1911年10月西安反清起義成功后，秦隴復漢軍兵馬都督張雲山派專人赴禮泉請宋參與軍機大事，委其為兵馬都督府參謀官。時逢陝西革命軍受清軍從河南、甘肅兩面夾攻，軍政府內部矛盾迭起，宋為調解矛盾，做了大量工作。

1912年3月，袁世凱把持的北京政府將陝西駐軍縮編為兩個師，張雲山任第一師師長，宋任第一師參謀官。同月，張玉昆、黃桂森、俞嗣如等人籌組的政治研究會成立，宋被舉為會長。12月，應梁啟超電邀赴京，經國務總理熊希齡推薦，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高等顧問。后察覺袁世凱陰謀稱帝，遂再返陝西。1918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

對陝西地方事業儘力頗多。1923年秋，康有為來陝，因換卧龍寺所藏宋版磧砂藏經事，鬧得滿城風雨。宋以老相識規勸康留下藏經，康卻大為惱怒，不歡而散。1927年春，駐紮西安東關八仙庵的馮玉祥部，有人隨意亂翻甚至竊取該庵藏書和文物，監院道人請求宋設法制止。宋遂致函馮玉祥，馮當即下令八仙庵駐軍撤出。同年陝西關中大旱，餓殍遍野，宋從朱子橋(慶瀾)等軍界人士處募款數萬元，命門生散賑，每晚親自過問賑濟情況。曾任陝西省通志局(館)總纂、館長，主持續修陝西通志，親自製訂大綱，選定修纂人員，嚴審各卷書稿，歷時十餘年，宋1932年8月7日歿后始成。

宋對詩文、書法、繪畫有很深造詣，著作達20餘種，已刊印的有《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脈志》《西轅瑣記》《海棠仙館詩集》《焚余草》《己亥談時》《知唐桑艾錄》等。相關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