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

第1部：1949年春，上海剛剛解放。資本家們惶恐不安。滬江紗廠的總經理徐義德亦是憂心忡忡。早在解放軍還未攻打上海的時候，他就想好了自己的退路。然而他終於沒有走，他放不下在滬的家產。為了自身利益，他處心積慮地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對抗著。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到來，並沒斷絕資本家的財路。經濟的不斷髮展，又膨脹了徐義德的政治野心。

為了擠進上海工商界上層聚集的“星二聚餐會”，他不惜一切手段。終於擠進“星二聚餐會”后，徐義德結識了批工商界顯要，有馬慕韓、潘信誠等。事實上，“星二聚餐會”便是這樣一些資本家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參謀部。徐義德為了擴大在“星二聚餐會”的勢力，又將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進來。朱延年是位藥品奸商，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敵視態度是十分頑固的。

第2部：進入20世紀50年代，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以長寧區委統戰部部長楊健為隊長的檢查隊進駐滬江紗廠。在檢查隊的領導下，工人們與徐義德展開鬥爭，紛紛揭發徐義德的“五毒”不法行為，控訴他在國家原棉中摻假，非法牟利，且使勞動強度增大並藉機挑撥工人關係等罪行，深受其害的女工湯阿英率先喊出了鬥爭的口號。楊健與年輕的廠黨支部書記深入開展工作，使深知徐義德底細的工程師韓雲程幡然悔悟，與徐義德徹底決裂。

在鬥爭大會上，會計勇復基也交出了徐義德的黑賬。在鬥爭運動中，徐義德消極抵抗，企圖矇混過關，但最後在發動起來的群眾和揭發出來的事實面前，他不得不認識到，除了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他別無選擇。在福佑藥店，朱延年卻頑固不化，對抗到底。在黃埔區“五反”運動坦白檢舉大會上，他的罪行被店裡的進步青年童進揭發出來，當場被捕，入獄后拒不認罪，走上了自絕於人民的死路。

“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工人們生產積極性高漲，資本家垂頭喪氣，徐義德消極抵制生產等伎倆也行不通了。

第3部：“星二聚餐會”早在“五反”運動中自行解散。運動結束后，徐義德召集馮永祥、馬慕韓、潘信誠等舉行家宴，幻想著私營企業的前景。但民主改革運動接踵而至。以楊健為隊長的民主工作隊再次進駐滬江紗廠，以廢除不合理的舊制度、提高工人階級覺悟為宗旨，展開工作。楊健與余靜配合工作，發動群眾，控訴舊社會的罪惡。

隨著民政工作的深入開展，工人群眾的覺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苦大仇深的女工湯阿英，在余靜等人的幫助下，進步很快，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了共同研究、對付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確保資本家的利益，馮永祥、馬慕韓等人成立了棉紡界聯誼會，並在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分會中謀取了重要位置。徐義德此時又故伎重演，通過馮永祥成為民建分會委員，以期得到政治資本和自我保護屏障。

第4部：隨著抗美援朝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日益鞏固，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已提到議事日程。這勢態使正準備擴大產業的徐義德大為心悸。他聽說對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化只沒收生產資料而不涉及生活資料時，甚至想逃往香港，走他當初的退路。當他了解到公私合營只是和平改造而不同於土地革命時，又改變了主意，他想先搞公私合營，擴大自己的經濟勢力，以引起政府的注意，為他在公私合營時增加資本，撈取利益和地位。

馬慕韓對公私合營的態度還是積極的，但在馮永祥、徐義德等人的勸阻和壓力下，也對政府採取了拖的政策，最終還是因怕失去表現進步的機會和影響個人前途，率先在棉紡業中走上了公私合營之路。

在馬慕韓的帶動下，上海市其他私營棉紡企業廠家，也都很快完成了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滬江紗廠也不例外，儘管徐義德並不心甘情願。工人們歡天喜地，余靜成為紗廠的公方代表，並與志同道合的楊健結為夫妻，潛藏的國民黨特務陶阿毛也被揪了出來，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了凈化。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任何人也阻擋不了。滬江紗廠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與其他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企業一樣，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組織上分配我到即將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經提出要求到新聞部門工作，當一名新聞記者。我希望採訪上海工人的生活和鬥爭。因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學讀過書，工作過一段時間；四十年代後期，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也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可以說對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對上海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能寫一部描寫上海工人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說，以反映上海的變化，而上海是中國的縮影，既可以看到她的過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來。我的要求沒有批准，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

我們一批南下幹部乘了一列專車（當時北平和南京還沒有正式通車，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雖然挽留我們多在南京停留幾天，但我們這批幹部要隨大軍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這時，中共中央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司令部都住在丹陽。我們趕到丹陽的時候，第三野戰軍已經包圍了上海，國民黨反動軍隊成了瓮中之鱉，只等中央一聲令下，隨時就可以解放上海。華東局正在進行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要配備和訓練接管幹部。我向華東局報到以後，組織上立即找我談話，分配我到即將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隨華東局負責同志鄧小平等一同進入上海，第一天住在聖約翰大學，以後華東局負責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國民黨勵志社舊址辦公。上海解放不久，華東局決定成立統戰部，陳毅市長兼任部長。有一天下午，陳毅同志約我到市長辦公室談話，準備派我到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正在考慮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時，陳毅同志又說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過，認為我在統戰部工作很合適；並且談革命工作和文藝工作的關係，參加實際工作對文藝創作也有好處等等。他彷彿洞察我腦海里考慮的問題，不等我說出來，就主動給我解決思想上的問題。我個人不過是革命機器上的一個小小螺絲釘，這個小小的螺絲釘只要能起一點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機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別說寫文學作品了，就是看文學作品的時間也很少了，整天忙於統戰部工作，經常接觸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上海地方負責人以及各界愛國人士；一九五○年二月六日遭受美製國民黨反動派飛機轟炸，上海電力發生嚴重困難，加上原料來源減少，私營廠生產發生困難，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幫助私營廠度過了難關，我也參與其事；為了調解勞資關係，我同工會、勞動局和工人和資本家有過接觸；鎮壓反革命運動，我親自過問了幾個嚴重的典型案件，傾聽和組織被迫害者家屬血淚的控訴，依法宣布兇手的死刑；開展五反運動，作為“五反工作隊”的一個成員，我曾經參加一個私營紡織廠五反運動整個過程的工作；以後，又參加少數工廠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較大的私營廠商負責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為，一共三百零三家廠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簡稱303戶，我從頭至尾參加這一工作；私營工廠進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幾個私營廠工作，並且調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統一戰線工作。開展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等，我作為統戰部幹部，更是份內的工作。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則是在上海解放以後，統戰部和有關部門在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就著手逐步進行的。

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階層人士打交道，了解情況，研究和解決問題。接觸次數多了，了解的深了，漸漸成了朋友，一些私營廠的工會幹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們召開廠黨委會或者是工會會議和生產會議，我去了，隨時都可以列席參加。他們節假日有什麼活動，有時也邀請我參加，見了面，無話不談，從廠里的生產到他們家庭的瑣事。如果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到廠里去，一見面，他們就把這一段時間廠里發生的事情以及張家長李家短的情況一一告訴我。

我在統戰部所接觸的人和事當中，當時只是想怎樣處理問題辦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和工人群眾的脈搏一道跳動，分擔他們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憂慮，也共享勝利的喜悅。當時我參加這些工作必須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把事辦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務，也就是說，我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當事人，任務能否完成，負有直接的責任。

這時，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沒有想到文學創作。

當然，我也沒有忘記曾經想寫一部描寫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從解放初期我所接觸到的人和事，到五反運動在上海展開，特別是直接參加303戶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變。全國解放以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而所有制的改變，即將資產階級私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變化。

“一切所有制關係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歷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歷史的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種建築在階級對抗上面，即建築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佔有方式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我要反映這個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變化，這是上海的根本變化。

一九五二年春，我開始構思反映這一基本矛盾的長篇小說，即《上海的早晨》。統戰工作中所接觸到的人和事，紛至沓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我把這些素材一一記了下來，寫了比較詳細的寫作提綱，不斷修改。曾經設想寫六部，後來我放棄了這個計劃，只寫四部：第一部寫民族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第二部寫打退民族資產階級進攻，開展五反運動；第三部寫民主改革；第四部寫公私合營，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也就是改變資產階級私有制，逐步過渡到公有制，消滅私有制。

工人階級在一個國家取得政權以後，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也就是說如何改變資產階級私有制，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設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除了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外，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來改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且認為能這樣做，對無產階級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指出：“在贖買的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那就要給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錢，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蘇聯革命成功以後，列寧曾企圖用贖買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由於當時國內國外的條件，沒有能夠實現，不得不採取沒收的辦法。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採取列寧曾想實行而沒有能夠實行的贖買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從而豐富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寶庫。在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成功地實行和平的贖買的政策解決了這個問題，樹立了典範，為今後工人階級在其他國家取得政權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中國的具體情況是什麼呢？

全國解放以後，當時我國經濟十分落後，只有大約百分之十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和他的主子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佔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上海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業資產凈值是十四億多人民幣。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鬥爭中常常採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於這些，並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明確指出：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民族資產階級屬於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我們國家裡，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麼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分清是非問題，而不是分清敵我的問題。《上海的早晨》對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從解放初期開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後不久結束全書。

一九五二年夏開始動筆，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寫完第一部；因為我是業餘從事創作，沒有完整的時間寫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點鐘起床，直寫到將要上班的時候才停筆；並且我沒有倚馬可待的才能，也沒有一氣呵成的本領，我能做到的是當別人還在睡得香甜舒適的時候，便起床寫作；當別人在節日和假日休息娛樂的時候，就閉門寫作。寫完一部不急於發表，我採取“冷處理”的辦法，擱上它一、二年時間，因為在感情激動的情況下寫完一部作品，自己在當時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以為大概不錯的，隔一段時間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節的發展還要補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這時候比較冷靜，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請少數知己看看，聽聽別人的意見，然後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時間並不比寫一部作品的時間少，往往超出寫一部的時間。

第一部作品擱下的時候，我就寫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寫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製，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寫好二稿，於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為有些章節要修改，從出版社取了回來，還沒有等我改好（因為當時在山西介休東湖龍公社參加四清運動，改一章擱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將第一部改稿寫完，一九五八年在《收穫》發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節於一九六一年前後，曾在文藝刊物發表和《北京晚報》連載，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單行本。第三部沒有發表，更沒有出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變化以後，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復刊后《收穫》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載。第四部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學季刊發表。

文化大革命開始，當時我在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首當其衝，給我戴上“文藝黑線人物”的帽子，那罪證便是我認識周揚等文藝界領導同志，他們被封為“文藝黑線的頭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從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這一天，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見天津市幹部和群眾代表時，姚文元批判方紀同志召開所謂“文藝黑會”，其中提到周而復包庇過方紀。周而復何許人也？任過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和宣傳部副部長，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一定性，“四人幫”的喉舌上海《文匯報》立即緊緊跟上，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還惡毒製造許多謠言，強加在我頭上。反動文痞點名批判我不久，機關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幫”把我隔離審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學雷在《人民日報》發表批判文章：《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新華社立即播發全國各省市報刊轉載。《人民日報》十分積極，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先後發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幫”在上海御用寫作班子組織寫的，可見“四人幫”是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進行的。唯一的例外，是“聞為革”寫了一篇批判文章。“聞為革”何許人也？我當時在對外文委工作，“聞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幫”組織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常常把進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殺在搖籃里。“四人幫”更有甚者，扼殺尚未出世的“胎兒”，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篇文章內容是和丁學雷一鼻孔出氣的。

“四人幫”不僅在全國批判，還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刊物上發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為這部小說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俄文、阿爾巴尼亞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們要在國際上批倒這部小說。

丁學雷何許人也？是“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的化名，他的頭子原來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個青年幹部，叫徐景賢，因為善於逢迎，精於拍馬，巧於投機，以鳴鞭為業績，成為“帽子工廠”的夥計和“鋼鐵工廠”的打手，深得張春橋、姚文元的寵愛，一躍變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號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輿論，對張春橋、姚文元亦步亦趨，唯命是從。姚文元定基調於北京，丁學雷吹喇叭於上海，南北呼應，一唱一和，十分協調，於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學雷這篇所謂評《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給作品戴上頂大帽子：“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鐵案如山。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的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他的革命歷史也是不能抹黑的。他參與領導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舉世皆知的。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賢不學有術，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衊劉少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這部小說。丁學雷的黑文邏輯混亂，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駁。但他披著毛澤東思想的外衣進行反對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罪惡活動，欺騙了不少人，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在一部分人當中還沒肅清。這就需要揭開他的畫皮，讓人們看看他醜惡無恥的嘴臉，肅清其流毒和影響。

丁學雷奉“四人幫”之命，欽賜《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狀。

一曰：美化資產階級。

讓我們來看丁學雷之流的謬論。轉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來：

滬江紗廠總經理徐義德，是周而復竭盡全力刻畫的《早晨》的主人公。這個大資本家被描寫成“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養活了工人的‘實業家’”。在周而復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是所謂“正統”的資產階級。《早晨》花了許多筆墨，極力渲染這個資本家，依靠其“個人的覺悟”，一夜之間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變化”，“痛改前非”，“保證”“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由“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轉變成“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

丁學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話：“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接著他說：“徐義德就是這樣一個以各種方式窮凶極惡地反抗我們黨的限制政策的大資本家。這個大資本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是一個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動傢伙。這樣反動的資本家，竟然能夠靠他自己的覺悟，在一夜之間完成‘偉大的歷史性變化’，豈不奇哉怪也！”

“四人幫”慣用的手法，是先把對方打成“敵人”，然後以對付敵人的方法來對付對方，這樣便順理成章，得心應手，應用自如了。實際上是把人民內部問題當做敵我矛盾來處理，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回，丁學雷更進一步，把小說中的人物徐義德，打成“反動傢伙”，接著便可以在作者頭上做文章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廠里早就準備好了。毛澤東同志在丁學雷引的一段話後面，緊接著又說：“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毛澤東同志說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須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怎麼能夠說資產階級反限制和對限制政策要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動傢伙”呢？難道說民族資產階級歡迎“限制”，決不“反抗”，才算是“正動傢伙”嗎？這成了什麼民族資產階級？真是“奇哉怪也”！

不錯，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當然，這條分清敵我的界限適用於民族資產階級。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對限制政策有過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反抗的，都封為資產階級右翼呢？甚至劃為敵人呢？不能這樣說，要看他經過反限制和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的反抗以後的態度，就徐義德來說，上海解放以後，他繼續生產；抗美援朝時，他捐獻飛機；五反運動，經過複雜的鬥爭，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為，保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從事生產；民主改革，他曾有懷疑，終於贊成；公私合營時，經過曲折的思想鬥爭，最後申請公私合營，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這難道不是中國大多數民族資產階級走過的道路嗎？當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馬慕韓，只不過是中間分子罷了。徐義德不能劃到“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里”去，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也不能划進去。為什麼？因為在民族資產階級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是極少數，如朱延年之流。葉劍英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論斷，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來的表現做了這樣的全面估計：“經過多次運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深入和發展，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兩個階級激烈、深刻的反覆搏鬥中，儘管不少人有過動搖以至反覆，但是總的看來，在民族資產階級中，在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中，大多數人是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進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頑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是極少數。”顯然徐義德不是“反動傢伙”，不是敵我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丁學雷拿他當敵我矛盾來批，大前提就錯了。

說徐義德“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資產階級呢？解放后，徐義德擁護《共同綱領》和憲法，繼續生產和發展生產，生產出來的棉紗和紗布，難道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嗎？抗美援朝，捐獻飛機，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嗎？遵守政府法令，交納稅款，不是“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是“有害於國家的事”嗎？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也就是說既沒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那麼，黨和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礎。丁學雷表面批評小說描述徐義德“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是美化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的科學論斷。民族資產階級連“有利於國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說里描述，那它還有什麼“革命性的一面”

和“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呢？

至於丁學雷指責小說里描寫了徐義德是“養活了”工人的“實業家”也是小說美化資產階級的一條罪證，是他閉著眼睛胡說。五反運動中，在工人內部討論過誰養活誰的問題，個別工人一度有過模糊不清的認識，當時經過討論，統一認識清楚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資本家剝削工人而自肥。在小說第三部里還有專門章節描寫徐義德剝削工人起家的發展史，白紙黑字，有目共睹。說徐義德是“養活了”工人的“實業家”，不是小說和作者，而是丁學雷的發明和創造，強加在小說和作者頭上，不敢掠美，理應奉璧。

美化資產階級另一條罪證是：徐義德“依靠其個人的覺悟”，一夜之間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變化”：“痛改前非”，“保證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轉變成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這也是丁學雷閉著眼睛胡說。第二部小說幾乎是寫整個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從楊健率領“五反”工作隊進廠對徐義德交待黨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領導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各方面的力量反攻，徐義德在大量人證物證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麼能說是“依靠其個人的覺悟”呢？我十分佩服丁學雷之流編造“事實”的才能，不僅可以“無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變無”，把小說中描寫的錯綜複雜的各方面的鬥爭過程，抹殺得乾乾淨淨，獨出心裁地謚之為“個人的覺悟”，而且是“一夜之間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變化”，“痛改前非”，“保證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

……“一夜之間”是丁學雷之流的“創造發明”。小說里寫了“五反”工作隊領導工人階級和徐義德鬥爭了多少個日日夜夜，才取得滬江紗廠五反運動的勝利。而“偉大的歷史性的變化”的解釋，是丁學雷之流變的張冠李戴的戲法。小說所描寫的，是指一向騎在工人頭上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工人階級掌握了領導權，資本家在工人面前低頭認罪，保證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這個歷史性變化，而不是指資本家徐義德本人。這能算美化資產階級嗎？難道要工人階級不領導嗎？要民族資產階級不低頭認罪不痛改前非嗎？要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改造嗎？五反運動結果的事實表明小說的描寫是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丁學雷之流不敢公開反對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但千方百計地暗中反對。請聽丁學雷說：“毛主席指出：一、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兩部分：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買辦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三、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者屬於人民的範圍，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是人民的敵人。毛主席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分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這段引文里，除了第二點“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到“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這段是用黑體字以外，其餘都是老宋體，在當時凡用黑體字的表明是毛澤東同志的原文，第一和第三點分析引文雖然不是黑體字，但從行文來看，也是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馬列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要把人和事以及觀點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來分析，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發展的，應該以他比較近的觀點來分析當時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否則得不出符合歷史真實的正確結論。丁學雷之流在這裡大耍花招，把毛澤東同志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觀點，綜合在一起，做為在另一個時期另一種條件下的論據，這本身就是違背馬列主義的，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

丁學雷引述分析的第三點，是從毛澤東同志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最後部分摘來的，原文是這樣：“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當時中國共產黨處於在野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處於什麼地位？它和其他的階級關係怎樣呢？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學說解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他們反對國民黨聯俄和容納共產黨及左派分子。但是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為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國際國內條件和各階級所處的地位而得出上述的分析，即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

到了一九四○年一月，抗日戰爭正在進行，國際國內的條件起了變化，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丁學雷引述的第一點分析，是從這段文章中摘去的，引述的很不完整，特別是這段文章中最後一句，他根本不提。這段文章中最後一句是：“在這裡，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因為國際國內條件變了，階級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不提民族資產階級左翼和右翼問題，而是要和整個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並且是做為“無產階級的任務”提出來，諄諄教導不要“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

歷史發展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戰爭勝利的曙光已經在望，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露出地平線了，繪製新中國藍圖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已經召開，國際國內條件起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國內條件和階級關係起了根本性的變化，蔣家王朝即將覆滅，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馬上要誕生了，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於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這篇文章里更不提民族資產階級左翼和右翼的問題，而是把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包含在人民之中。

如果按照丁學雷引述分析的第三點的意思，他是不是說毛澤東同志把“敵人”也包含在人民之中了？當然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當中，也有人破壞社會主義改造轉化為敵人的，如朱延年，最後依法處理。這只是極少數人，並不是一“翼”。正如其他階級也有轉化為敵人的一樣，如工人階級中就出了王洪文這樣兇惡的敵人，不能因此也把工人階級劃出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的“右翼”來。丁學雷之流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科學分析。丁學雷引述分析的第二點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分析。丁學雷把三個不同時期不同的國際國內條件和不同的階級關係所做的分析，硬糅合在一起，簡直是不倫不類，做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據，當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說，更惡劣的是離開了歷史條件，把這些分析綜合起來強加在毛澤東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圖一棍子打死這部小說和作者，惡劣兩個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謂卑劣之至。

丁學雷不單是理論上荒謬，他所舉的例子也可笑到驚人的程度。舉的例子是馬慕韓。丁學雷是這樣寫的：

周而復替馬慕韓之流掛上一塊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招牌，是想把資產階級打扮成劉少奇所說的“紅色資本家”。在周而復的筆下，這種“紅色資本家”，“革命”得很，不僅沒有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而且比工人階級還要高明。

按照丁學雷的說法，作者真的“美化資產階級”，罪該萬死，難逃法網了。且不論小說里明明描寫馬慕韓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也好，學習《共同綱領》也好，都是為了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共產黨和政府進行合法鬥爭，至於組織星二聚餐會，他經營的工廠五毒俱全，違法所得數百億等等，更是他具有兩面性的具體表現。

讓我們來看丁學雷是怎麼分析的：

馬慕韓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擔任一名角色的，是這個“紅色小開”；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裡大搞五毒的，也是這個“紅色小開”，組織裴多菲俱樂部式的星二聚餐會，狂叫資產階級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的，還是這個“紅色小開”。馬慕韓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過：

“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辦廠，就是學共產黨的那一套，要跟時代走，向前看，我們的前途就更大。”

前一個丁學雷批評周而復不寫馬慕韓這個資產階級分子的兩面性，后一個丁學雷舉的例子，卻說明馬慕韓的的確確有兩面性，后一個丁學雷打前一個丁學雷的耳光，清脆響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說只寫民族資產階級“妥協性的一面”和“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不寫它的兩面性，既違背毛澤東同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科學分析，也失去黨和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基礎，更不符合歷史的真實，那倒真的應該受到批評的。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時候，寫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一面”和“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的地方，如說“徐義德”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動。

二曰：污衊工人階級。

在丁學雷奉“四人幫”之命欽賜這條罪狀里，同樣用的“無中生有”法和“有中變無”

法。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基本矛盾中，工人階級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的作用。工人階級是統治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階級。

你說工人階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嗎？周而復卻把工人寫成是資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義德之流牽著鼻子走。

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明目張膽地把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的工人階級寫成愚昧、落後、自私、膽小怕事、只知乞求資本家“恩賜”的“烏合之眾”。他用一面修正主義的哈哈鏡，隨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醜化得不成樣子。

丁學雷主要舉了湯阿英的例子來證明他的論斷。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一文中說，“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滬江紗廠內部階級鬥爭證明毛澤東同志論斷正確。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靜為首的黨支部，黨員很少，力量不大，鬥爭經驗不豐富，對付老奸巨猾的徐義德的反限制，在生產上偷工減料方面，在偷稅漏稅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等，雖有鬥爭，但不是那麼有力，對徐義德的陰謀詭計也不是及時察覺，這不只是個別廠的情況，其他廠商也有類似情況，否則民族資產階級怎麼能猖狂進攻？也不需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五反運動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察覺了這一情況，號召開展五反運動，這才打退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正如上述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樣。毛澤東同志還說，“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丁學雷之流就是帶主觀性研究問題，“隨心所欲地”看問題。

丁學雷大肆筆伐小說中描寫工人湯阿英階級覺悟的過程，也就是她成長的過程，編製了幾頂帽子給她和工人戴上，什麼“愚昧、落後、自私、膽小怕事，只知乞求資本家‘恩賜’的‘烏合之眾’。”他隨心所欲地把小說歪曲醜化得不成樣子。

湯阿英是貧農的女兒，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當工人，從貧農轉為工人，對工廠的鬥爭她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有什麼大驚小怪呢？湯阿英不是什麼“中間人物”，如果她從貧農一到工廠，便成為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的先進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廠工作較久的工人，他們身上不可能沒有舊社會的影響。他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們身上不是沒有缺點，因此他們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教導我們說，“工人階級要在階級鬥爭中和向自然界的鬥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不能停止。”

這裡分明指出工人階級在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斷學習”，三要“克服自己的缺點”，而且要“永遠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就指出：“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

小說里描寫工人改造過程，也就是成長的過程，主要寫了湯阿英的成長過程，為什麼不可以，犯了“四人幫”的什麼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這是主觀唯心主義。丁學雷之流不但帶主觀性研究問題，而且帶片面性研究問題，不知道全面的看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工人階級的主要特點是完全正確的，同時，毛澤東同志也指出工人階級有缺點，還有許多人保留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丁學雷他們慣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閹割毛澤東思想，不是全面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要“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丁學雷之流狂吠這樣的文藝是“污衊工人階級”！

這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又是什麼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義路線。

這條罪狀好大！所謂“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之一是“五反”檢查隊長楊健“死保徐義德，扼殺革命的群眾運動”。丁學雷之流舉例子是楊健用“扼殺革命的群眾運動”來“死保徐義德”，什麼“革命的群眾運動”呢？“五反”檢查隊進廠以後，徐義德用停薪、停伙、停工來破壞五反運動，少數工人提出來，徐義德不開伙，動員全廠工人到徐義德家裡去吃大鍋飯。徐義德用三停來破壞五反運動，當然是錯誤的，是對抗“五反”，應該和他鬥爭。怎麼可以動員全廠工人去他家吃大鍋飯呢？第一，全廠工人怎麼可以隨便闖進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這個大鍋飯怎麼開法？第三，退一步說，即使開了一天大鍋飯，廠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廠工人一直在徐義德家裡吃下去？第四，當時黨和政府號召“五反”、生產兩不誤，全廠工人到徐義德家裡吃三頓飯，一來一往，工廠必須停工，這對誰有利？這算什麼“革命的群眾運動？”楊健當時對工人群眾說：“這麼一來，我們就理虧了，……我們不能用違法對待違法。”徐義德三停是違法，全廠工人闖到徐義德家裡吃大鍋飯，當時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政府所頒布的法律條文有這樣規定嗎？這不是什麼“革命行動”，楊健勸阻有什麼不對？怎麼談到“扼殺”？更談不到“死保徐義德”！倒是丁學雷之流“死保”他所謂的“革命行動”，“扼殺”黨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謂“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之二是“身為‘五反’檢查隊隊長的楊健進廠以後，馬上就定下一個調子：‘我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就要改造徐義德，只要徐義德徹底坦白，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就完全勝利了。’總之，資本家決定一切，徐義德的‘徹底坦白’，既決定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決定滬江紗廠五反運動的成敗。於是，一不放手發動群眾，二不組織階級隊伍，三不要開展階級鬥爭，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勸說來‘啟發’資本家個人覺悟。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對象資產階級身上，這算什麼革命！”

任何看過小說的讀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楊健進廠向徐義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後，取走了滬江紗廠的賬冊，就召開黨支部擴大會議，成立新的黨支部，他任書記，並成立各個工作組，放手發動群眾，各個車間也成立“五反”機構，領導運動，積極投入對徐義德鬥爭。

而丁學雷之流卻說不放手發動群眾，不組織階級隊伍，不要開展階級鬥爭，這不是閉著眼睛胡說是什麼？他無視小說中上述三個方面的描寫，硬說楊健在五反運動中只有“三依靠”：

一依靠馬慕韓的“自覺革命”為徐義德“坦白交待”樹立了“榜樣”；二依靠資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話；三依靠徐義德的心腹工程師韓雲程、會計主任勇復基、工務主任郭鵬“歸”

了工人階級的“隊”，衝垮了他的“防堤”。

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五反運動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在這個鬥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於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做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楊健依靠工人階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已經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為的資產階級（如馬慕韓等），資本家的家屬（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術財會人員（如韓雲程、勇復基和郭鵬等），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孤立徐義德，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難道說只依靠工人階級、不團結那些人，不孤立徐義德，不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才算是革命嗎？“這算什麼革命”？這樣的“革命”，五反運動能取得勝利嗎？

楊健是說過：“我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就要改造徐義德，只要徐義德徹底坦白，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就完全勝利了。”在黨和工人階級領導下，根據黨的政策方針，要徐義德徹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為，這樣，滬江紗廠的五反運動不是完全勝利，難道是完全“失敗”了嗎？怎麼是“資本家決定一切”？小說所寫的滬江紗廠整個五反運動明明是以楊健為首的黨支部和工人決定一切，而不是徐義德決定一切。

所謂“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之三是：“五反工作總結大會剛結束，楊健馬上向這個吸血鬼獻媚討好，迫不及待地要徐義德多花點兒精力考慮考慮廠里的生產問題……”

在五反運動中，黨和政府號召“五反”生產兩不誤，五反運動以後，要徐義德“多花點兒精力考慮考慮廠里的生產問題”，有什麼錯誤呢？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滅投機商業，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經營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在國家劃定的範圍內，發展私人工業（只要資本家願意和合乎《共同綱領》），逐步縮小私人商業……”五反運動，只是清除私營工商業者的“五毒”，並不沒收資本家的企業，既然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滬江紗廠仍然屬於徐義德所有，不要團結徐義德搞好生產才算革命嗎？“這算什麼革命”？毛澤東同志指示很明確，不僅要搞好生產，而且要“在國家劃定的範圍內，發展私人工業”，到了丁學雷的眼裡，就變成“鼓吹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證。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這三條罪證連一個也站不住腳。丁學雷最“左”的言辭掩蓋不了右的實質。丁學雷之流捏造的罪證，在事實面前碰得粉碎。什麼“美化資產階級”、“污衊工人階級”和“鼓吹修正主義路線”這三頂大帽子只好奉還給“帽子工廠”。

丁學雷這位“帽子工廠”的小夥計，對於羅織罪名，鍛煉成案是頗有研究的，不愧為“四人幫”的忠實奴才。他信口雌黃，作者沒有寫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說已經描寫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經“四人幫”“聖裁”、“欽定”，作者當時雖滿身是口，也不得辯解。如果讀者為小說講兩句真話，“四人幫”便“速行嚴密訊鞫，務得確情，按律問擬，毋得稍有漏網。”（乾隆：《王肇基是瘋人諭》）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偉川同志，他寫了一篇為《上海的早晨》辯護的文章，下獄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慢慢才恢復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幫”的鬥爭，受到人們的欽佩，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東生同志，為此事寫了一篇《為黨的政策而鬥爭》的報告文學，敘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為附錄，印在後面。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真正要復辟資本主義的不是別人，而是丁學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幫”。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學雷之流必欲置小說和作者於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為突破口，攻擊的鋒芒是對著陳毅副總理、周恩來總理、劉少奇主席和毛澤東主席，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幫”扼殺〈上海的早晨〉的陰謀》一文中有所論述，在這裡就不贅言了。

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結束了“萬馬齊喑”的局面，迎來了文藝的春天。小說和作者都經歷了曲折的過程，真理終於戰勝了謬誤，《上海的早晨》又和讀者見面了。

這部小說從構思執筆，到寫完改好第四部最後一行，經歷了二十七個春秋。當然，這二十七年當中，因為客觀原因，將近十年沒有執筆。花的時間不能說少，總算完成了，我感到經過漫長征途到達終

點的愉快。

現在，新的長征又開始了。

“四人幫”及其奴才們給億萬人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他們的流毒和影響遠未肅清，特別是在文藝界，需要我們繼續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戲為六絕句》）我們要用更加辛勤的勞動和更多更好的作品來迎接萬紫千紅的文藝的春天，為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一份力量！

徐義德

小說中的資本家代表。全中國解放初期，他就已經準備好了3條應付的防線：上海——香港——紐約。布置周密，進退咸宜。他在給花紗布公司化紡的棉紗里，摻入10—15%的“黃花衣”（一種次棉紗），非法牟取利潤，他參加“星二聚”餐會，”密謀與紡管局對抗；他派遣走狗陶阿毛打入工會，從事一系列的破壞活動。但是，在黨和政府的教育下，在日益提高覺悟的廣大工人面前，徐義德也時時感到一陣陣靈魂的震顫，表現出受到強大壓力后的某種覺醒。在“五反”運動中，他坦白自己的罪行，給自己提出幾條愛國守法的保證，在公私合營時，他經過反覆思考，決定申請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湯阿英

小說中的工人代表。她因為在舊社會，父親欠了無力償還的高利貸，她被壓榨、被凌辱后逃到城市工廠。她雖然沒有在深山“變成鬼"，但湯阿英在工廠中仍然要忍受非人的剝削和壓榨。後來，在余靜等人的幫助下，進步很快，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朱延年

小說中的資本家，福佑藥房的經理。上海解放后，他與徐義德等人一樣，以為在中國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溫和政策下可以大撈一把，便向徐義德透支五千萬元，重新開張他那在解放前倒閉的福佑藥店。他用假藥來非法牟利，只要自己發財，完全不顧別人死活。他具有腐蝕幹部的全套經驗，開始時用吹噓自己的所謂“政治資本”以騙取信任，以後就把賄賂、美人計等伎倆，全部施展出來。在把不堅定的幹部拉下水之後，他就更加肆無忌憚的牟取非法利潤。他自己無恥地把他的福佑藥房稱為“幹部思想改造所”，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不法資本家。

馬慕韓

小說中的資本家，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委員、工商聯的執行委員，市政協的委員，是資產階級當中的比較進步的人物。他從復旦大學畢業出來兩年後就繼承了父親的一筆十萬紗綻的現代化的紗廠的遺產。他辦廠的目的和別人不同，是為了跨上政治舞台，他的一切活動都是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服務的。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的教育下，他比一般資本家進步快一點。空閑的時間，他回到家裡就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是，他的“擁護政府的號召和措施”又“有一定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會在會上站起來代表工商界發言”，他的學習黨的政策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便於同政府和工人進行合法的鬥爭”。

潘信誠

小說中的棉紡業前輩，老成持重。舊社會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壓迫使他深受其害，他對中國共產黨趕走帝國主義列強是稱讚的，但對待中國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懷不滿。

余靜

小說中的工人，楊健的妻子。她在與資產階級鬥爭中逐漸成熟，公私合營改造成功后，她成為紗廠的公方代表，並與楊健結為夫妻。

楊健

小說中的長寧區委統戰部部長隊長。他帶領檢查隊進駐滬江紗廠。在檢查隊的領導下，他與徐義德展開鬥爭，最終揭發徐義德的“五毒”不法行為，公私合營的社會改造成功后，他與余靜結為夫妻。

1949年春，上海剛剛解放。資本家們惶恐不安。滬江紗廠的總經理徐義德亦是優心忡忡。早在解放軍還未攻打上海的時候，這位人稱“鐵算盤”的徐義德就想好了上海呆不住便去香港、乃至去紐約的退路。上海的解放使他動了去香港經營產業的念頭。他用在上海解放前夕運到香港的六千紗錠，在香港開辦了新廠，又將現有棉紗偷運出滬，換外幣存到香港、紐約的銀行，並把兒子送到香港讀書。然而他終於沒有走，他放不下在滬的家產。為了自身利益，他處心積慮地與共產黨和人民政權對抗著。一方面，他讓心腹——滬江紗廠的副廠長梅佐賢，收買了國民黨潛伏特務陶阿毛，打進工會，為他通風報信，應付共產黨；另一方面，又通過梅佐賢賄賂稅局駐廠幹部，竊取國家經濟情報，牟取暴利，在生產上，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大發不法之財。不僅自己與交際花、棉紡工會委員、工商業巨頭史步雲的表妹江菊霞無恥勾搭，甚至還利用自己年輕漂亮的三姨太做誘餌，緊緊抓住工商界紅人馮永祥。擠進“星二聚餐會”后，徐義德結識了一批工商界顯要，有馬慕韓、潘信誠等。馬慕韓剛從大學畢業，繼承父親的財產，成為一個大紗廠的擁有者。他年輕氣盛有遠大的個人抱負；他有一定進步思想，但更有自私的本質。潘信誠是棉紡業前輩，老成持重。舊社會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壓迫使他深受其害，對共產黨趕走帝國主義列強，他是稱讚的，但對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懷不滿。事實上，“星二聚餐會”便是這樣一些資本家對付共產黨的參謀部。徐義德為了擴大在“星二聚餐會”的勢力，又將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進來。朱延年是位藥品投機商，上海解放后，他與徐義德等人一樣，以為在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溫和政策下可以大撈一把，便向徐義德透支五千萬元，重新開張他那在解放前倒閉的福佑藥店。他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敵視態度是十分頑固的。他惟利是圖，虛偽奸惡，他以威逼利誘等手段，將從蘇北來購葯的張科長拉下水，騙取錢款后拖延付葯；他還配製假947葯，甚至將過期失效藥品賣給抗美援朝的志願軍。他與劉蕙蕙結婚，是為了她的錢財，福佑垮台後，便將她拋棄。他比徐義德等資本家有著更為險惡的本質。

《上海的早晨》是一部全景式書寫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長篇小說。小說以民族資本家徐義德為主人公，真實地反映出1950年代前期各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通過描寫紗廠工人湯阿英逃離農村進上海當工人和仍在農村的父親、弟弟一家人的悲歡離合，反映了工人與農民的血肉聯繫；通過地主朱慕堂與資本家徐義德、朱延年的親戚關係 , 反映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血緣關係。小說從階級關係、階級，鬥爭以及資本主義私有工商業的局限性等方面揭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展示了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

《上海的早晨》中出現了大量城市景觀的描寫和日常生活的描述，小說中現代的上海主要是靠物質的堆積性描述呈現出來的，這種描寫並非是為了表現城市生活的豐富多彩，而是為了渲染城市這個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的大染缸。日常生活的描寫也只是側重表現出資產階級生活的奢靡與混亂。小說中城市景觀與反面人物角色往往是被捆綁在一起的。

小說描寫的城市人主要是資本家和工人。從小說中可以看到大量對豪華布景事無巨細的客觀描述，對資本家衣著用度的渲染，這些資本家群體的基本面貌是相似的，主要特徵都是鑽營投機、自私自利，在“三反五反”中都表現出觀望、猶疑、擔憂甚至恐懼的態度。作者對城市資產階級本質特徵的塑造仍延續以往所塑造的地主階級的為富不仁、殘暴、自私等模式化特徵。

小說在城市空間展示和城市人物群體的塑造上的確具有豐富性。龐雜的資產階級人物群體被作為塑造主體，城市意象的密集呈現，城市空間的突破，日常生活的回歸等，但小說雖以城市為背景，以資產階級為塑造主體，但是作品的書寫其實是缺少城市意識的，依然沿用的是鄉村意識。

衍生作品

1988年11月下旬，改編自小說的同名電視劇《上海的早晨》在上海電視台正式播出。

作家、文學教授王西彥：《上海的早晨》所描寫的是一個巨大的題材反映的生活面很廣泛。出現的人物也很多，而且包括各階層。作者在人物刻畫上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達到了一定的成就，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談的那樣。不過，使我們感到不足的是，在這些人物身上，總得缺少屬於個人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體現了一定的階級共性，每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卻不夠鮮明、突出。

作家閻綱：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刻畫出代表資產階級人物一一徐義德的鮮明形象，真實生動，富於生活氣息。作者對於坦白的前後處於各種複雜關係中徐義德矛盾的心情，描寫得十分細緻，顯示出老作家的創作才能。而通過這個人物，我們具體地看到了一些大資本家的生活特點。

周而復（1914～2004）現、當代作家。原名周祖式，筆名吳疑、荀寰等。原籍安徽旌德，生於南京。1933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后創作詩和小說，合編《文學叢報》和《小說家》月刊。1938年大學畢業后在延安、重慶等地作文藝和編輯工作。1946年任新華社特派員赴華北、東北等地採訪。同年去香港，主編《北方文叢》、編輯《小說》月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他的創作成就是在小說方面，反映了中國不同時期的現實生活。長篇小說《白求恩大夫》以充沛的激情刻畫了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形象，生動感人。

代表作《上海的早晨》（4部）以改造民族工商業者為題材，塑造了各具個性的資本家形象，規模宏大，構思嚴謹，在國內外都有較大影響。

他還著有小說集《春荒》、《高原短曲》、《山谷里的春天》，中篇小說《西流水的孩子們》，長篇小說《燕宿崖》，以抗日為題村的6部系列長篇《長城萬里圖》，散文報告集《諾爾曼·白求恩斷片》、《晉察冀行》，詩集《夜行集》，散文集《殲滅》、《北望樓雜文》、《懷念集》，評論集《新的起點》、《文學的探索》等。后出國，長居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