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慶

林文慶（1869-1957）是個傳奇式的歷史人物，一生多姿多彩。他是一代名醫，又是勇於開拓的企業家；是雄辯滔滔的立法議員，也是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家和教育家；是忠實的新加坡國民，不知疲倦地為僑居地華人請命，又是赤誠的民族主義者，始終心繫故國，支持中國的維新變法並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我國辛亥革命史上和新加坡華人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1893年，創辦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1904年創辦英皇愛得華醫學院，被授名譽院士。他發明治療“香港腳”藥水后，取名“A·U”(廈門大學英文簡稱)。他曾任新加坡立法院華人議員、市政府委員、內務部顧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副會長。1911年代表中國先後出席倫敦“第一次世界人種代表大會”和德累斯頓“世界衛生會議”，一度還出任倫敦中國公使館的秘書。

1906年，林文慶加入同盟會，曾組織成功營救孫中山和宮崎寅藏出獄，他帶頭剪掉辮子，反對婦女纏足，反對吸食鴉片。1912年應孫中山電召回國，任孫的秘書和醫生，旋又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長(實為總長)。1916年出任外交部顧問。

林文慶創辦新加坡華人商業銀行，1920年與黃奕住等合資創建“和豐銀行”和“華僑保險公司”，成為新馬華人金融業的先驅。他還引種巴西橡膠到南洋種植成功，橡膠園獲得巨大收益，陳嘉庚就在他影響下經營橡膠園的，林文慶被陳尊為“南洋橡膠之父”，他倆也就此結下不解之緣。1921年7月，林文慶接受陳嘉庚的聘請，辭掉一切職務，到廈門大學擔任校長達16年。期間，他還兼任鼓浪嶼醫院院長，為支持廈大，將他為人診病所得、全年薪金以及夫人的私房錢獻給廈大。1937年廈大改為“國立”，林文慶返回新加坡。

1941年，在日寇的刺刀下，違心接受“華僑協會”會長的職務。戰後，他對此深感內疚，閉門謝客。1957年元月，林文慶在新加坡逝世，終年88歲。臨終遺囑將他五分之三的遺產和鼓浪嶼的別墅故居捐獻給廈門大學。

林文慶父親林天堯，當時是鴉片種植園的助理管理人員。林文慶10歲喪母，16歲喪父，是由祖父母撫養成人的。他童年入福建會館附設書院，讀四書五經。后考入官立英文學校，不久升入萊佛士書院學習。1887年，因學習成績優異，獲得英女皇獎學金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是獲得該項獎學金的第一個中國人。1892年獲得醫學內科學士和外科碩士學位。以後，香港大學又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林文慶雖受英國教育，但對漢語也有較深的造詣，並熟諳閩、粵方言。他還精通馬來語、泰米爾語、日語等，被譽為“語言天才”，這對他的行醫或開展其他社會活動，都是很有幫助的。

1893年，林文慶回到新加坡后就在市區開業行醫，並一度到“英皇愛德華七世醫學院”義務講授藥物學和治療學，榮獲該醫學院特頒給他的名譽院士學位。由於他醫術高明，辨證施治，很快就成為著名醫生。據當時報載：1894年3月14日，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親自贈送匾額給林文慶，贊他“上追二千年絕業，洞見癥結，手到春回”。這期間，他在行醫之餘，還積極熱情地研究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1897年他與新加坡著名律師宋旺相合作創辦了《海峽華人雜誌》，並與《天南新報》創辦人邱菽園組織了“好學會”，以喚起華僑對政治、時事、學術及科學的興趣，曾開設中國古典文學講座。林文慶熱心於新加坡華人社會和華人教育的改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排除眾議，勸說一些友好剪掉辮子。1898年，他發起一個剪辮子運動，在當時華僑社會中引起激烈的爭論。思想保守的認為，剪掉辮子將被視為造反，即使自己不回國，但國內的親屬難免會受連累，所以表示強烈反對，甚至加以諷刺、挖苦。但林文慶及其同志如宋旺相、陳武烈等，仍極力鼓吹。而他提倡女子教育，更是開風氣之先。1899年，他作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中華女校的創辦人之一，率先捐獻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黃端瓊也親自到女校任教，黃端瓊系老同盟會員黃乃裳之長女，受到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遊歷、考察過英、美等國。1896年與林文慶結為伉儷后，積極支持並參與丈夫的社會改革事業。為了在華僑中推廣普通話，林文慶首先在自己的家裡開辦華裔普通話學習班。後來，由於學生多起來，不得不借用“威基利俱樂部”上課。1906年，林文慶還訪問了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中華會館，勸說華僑採用華語（普通話）作為共同語言，並負責開辦了5所學校。為此，中華會館特授他金牌獎，以表彰他的卓越勞績。

林文慶興趣廣泛，涉足多方面的活動，而且多有建樹，1896年，他與陳齊賢合作試種從南美洲引進的樹膠，開辦馬來亞第一家樹膠種植園，被陳嘉庚稱為“馬來亞樹膠之父”。1919年，林文慶與爪哇糖王黃仲涵以及著名商人黃奕住等組建“華僑銀行”，並擔任主席。翌年，又與一批商界朋友集資創辦“華僑保險有限公司”，成為這一重要商業領域的開拓者之一。他先後擔任過新加坡市政局委員、立法院華人議員、內務部顧問以及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等職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為英國紅十字會籌款。鑒於他對英屬殖民地的貢獻，1918年，英皇特授予他不列顛帝國勳章。

林文慶早年在英國就結識了孫中山。1900年，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到新加坡，為孫中山與康有為的合作進行活動，被當地政府拘捕。孫中山特由西貢趕到新加坡營救，經林文慶代向英當局疏通，使宮崎寅藏很快獲釋出境。義和團運動后，資本主義列強搬出德皇威廉二世所捏造的所謂“黃禍”論，作為侵略中國的口實，林文慶在《新加坡自由報》發表文章，針鋒相對地提出“白禍”，並以資本主義列國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災難，說明“白禍”比“黃禍”更為可怕。他援引英人托瑪斯·傑克遜的話：“條約只有平等，才能持久”，指出當外來者（指教會與洋行）終止享有特權，中國人民對他們的仇恨也就隨之過去，從而也就不會再有排外的暴動。

1906年2月，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入會，成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會員。

1911年，林文慶到歐洲遊歷考察了9個月，對幾個主要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狀況進行考察、研究；並作為中國代表，先後出席了在倫敦召開的世界人種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在德國德累斯頓召開的衛生會議。在倫敦時，一度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

1912年初，林文慶應孫中山的聘請，到南京擔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同時兼任孫中山的保健醫生。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政府北遷，林文慶返回新加坡，繼續從事醫務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動。

1921年4月，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鄧萃英上任不久即辭職，陳嘉庚遂聘請林文慶當校長。廈大開學后，林文慶親自對學生進行英語口試，並將口試情況通報全省各公、私中學，對推動福建省外語教學起了積極作用。一直到1937年廈大改為國立，林文慶才辭職回新加坡。他在廈大任職16年，在廈門島上荒涼的一角，建立起一座規模宏大的學府，校內設施，院系組織、課程設置以及教授的延聘，都參照歐美大學而改進，使廈大成為全國聞名的立案私立大學。林文慶對廈門大學的貢獻是有爭議的。也是在他的任內，發生了師生出走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學的事件，這在中國大學發展史上也算是重要的大事。因為和有些教授不和，魯迅、林語堂的離走都與他的辦學管理有關。在魯迅文集中甚至把他稱為反動校長。過去廈門大學校史對他都很少提及，只是到了21世紀，才逐漸客觀承認他的業績，並在校園內修建了文慶亭對他表示紀念。1934年，陳嘉庚經營的企業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下宣告破產，廈門大學也瀕於關閉，林文慶毅然和陳嘉庚分憂，隻身南渡，為大學籌募經費，共得20萬元，使廈大渡過難關。他用《大學》中的“止於至善”四個字作為廈大的校訓，以培養學生“人人為仁人君子”。學校經常組織尊孔、祭孔活動，孔子的生日被列為重要節日，全校放假，“以示恭祝”。1926年，廈大成立國學研究院，林文慶親自兼任院長，自稱“對於國學，提倡不遺餘力”。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務之外，還從事儒家倫理的研究以及其它多方面的著述活動。他喜愛屈原的《離騷》，曾熟讀《離騷》，並於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由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序出版。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編。他的主要著作有《從內部發生的中國危機》《東方生活的悲劇》和《新的中國》等。

林文慶又是英國愛丁堡皇家醫學會會員，英國醫學會馬來亞分會會員，比利時根脫醫學會通訊會員，日本京都醫學會會員。

1937年，林文慶自廈大辭職回到新加坡。因年事已高，他沒有出任公職，不復昔日之活躍。但他德高望重，經常應邀出席一些宗教、藝術、教育等活動，曾多次接受記者訪問，暢談時局問題，並在廣播電台作講演，人們再度聽到他談儒說孔，以及為正義、和平發出的呼聲。他揭露日軍在中國的暴行，指出日軍除以暴力施虐、破壞文化機關和醫院之外，還助長許多社會弊害，諸如娼妓、賭博和鴉片等，他呼籲華僑盡一己之力，幫助祖國，拯救同胞；也鼓勵華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支持英國的反侵略戰爭。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林文慶已是72歲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軍佔領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會上有名望的領袖人物來為其服務，而當時公認的華僑領袖如陳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銷聲匿跡。於是年逾古稀的林文慶在劫難逃，被迫出面組織了“華僑協會”，並籌集5000萬元的“奉納金”獻給日軍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作為願對日本的軍事統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種表示。林文慶被迫無奈，受盡煎熬。但他也利用“協會”及其“會長”身份，營救了一些愛國華僑。如“南僑總會”財政李振殿被日本憲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慶簽具保證書而獲釋的。據當時在“華僑協會”當秘書的陳育嵩回憶，當李振殿被保釋出來時，日憲兵隊長水摩指著林文慶對他說：“呶！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謝！”李當即跪下去，林文慶不知所措，兩位歷盡滄桑的老人，相對無言，老淚橫流。又如古晉僑領黃慶昌等被日本水上憲兵拘捕，也是由“華僑協會”出面保釋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當局豁免對他的譴責。

徠林文慶從此不聞世事，縱酒豪飲，“一杯在手，人間何世”。他就這樣排遣時光，默默地度過余年。他於1957年1月1日逝世。但世人並沒有忘記他，殯葬之日，新加坡政要均親臨弔唁，各族人民前往執紼者不計其數，形成萬人空巷的盛況。

他的主要著作有英譯《離騷》《從內部發生的中國危機》《儒教觀點看世界大戰》，編輯英文周刊《民族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