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思

生平簡歷

1867年，翟理斯通過了英國外交部的選拔考試，遠涉重洋，來到陌生的東方，成為英國駐華使館的一名翻譯學生。此後，他歷任天津、寧波、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國領事館翻譯、助理領事、代領事、副領事、領事等職，直至1893年以健康欠佳為由辭職返英，前後歷時25年，除5度返英休假之外，其餘時間均在中國度過。1897年，翟理斯全票當選為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此後35年時間（1932年翟理斯請辭劍橋大學漢學教授一職），翟理斯在教學之餘，潛心漢學。1935年於劍橋翟理斯家中病逝。

翟理斯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即語言教材、翻譯、工具書和雜論四大類。我們將對其主要著作做一簡要的介紹，並對其《中國文學史》、《華英字典》作一番較為深入的論述。

1872年，翟理斯學習漢語尚不足5年時間，就出版了第一本漢學著作—《漢言無師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t and Use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with a Vocabulary）。這是一本專門為初學漢語的外國人編撰的漢語語言教材。在當時，這本書即以實用、簡單、經濟而贏得了許多意欲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日常漢語會話的外國人的青睞。截止1822年，該書已出版了十版。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使用簡單的英語給漢語注音。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這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但是，對於那些追求實用性，一心想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一些漢語日常會話的外交人員、商人、海關人員而言，這是一種易學易記的方式，因為學習者不必專門學習漢語的發音規則，也不必學習那些紛繁複雜的部首。任何人只要一拿起這本書，就能讀出一個簡單的漢語句子，而且，中國人也很可能會聽懂他所說的話。所以，翟理斯並沒有刻意去杜撰一種新的注音體系來糊弄學生，相反，他直接使用簡單的英語來表示漢語句子的讀音。

《漢言無師自明》分為十一章，共67頁。第一章：數字；第二章：遊客；第三章：商人；第四章：一般用語；第五章：家庭主婦；第六章：運動家；第七章：在商店；第八章：買古玩；第九章：水手；第十章：語法；第十一章：辭彙。全書比重最大的一個部分是辭彙（共32頁）。翟理斯選擇的都是當時最實用的句子，同時，也是非常短的句子。而“第十章：語法”更是簡略，只涉及了三個方面：1.“名詞和形容詞沒有詞尾變化：同樣的詞可以表示單複數。”2.“代詞”。3.“動詞在所有語氣、時態（除過去式）、數和人稱中都是一樣的。過去式通常是在原來的詞後面加上‘啦’、‘過’等來表示。”

1874年，翟理斯出版了《字學舉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這是一個辨析同形異義或同形異音字的漢語學習教材。翟理斯把他認為外國學生特別容易混淆的約1300個漢字，收入了《字學舉隅》。同時，為了方便外國讀者，翟理斯還在書後附了一個索引。這樣一來，即使外國學生“不懂得某個字的發音，也可以找到這個字”，原因就在於“他只要能認得與之相似的字就行了”。比如，在該書的第一頁，翟理斯收入了“人、入、八”等字。這三個字對於中國人而言並不會構成任何困難，但對於外國學生而言，則可能是無法逾越的鴻溝。翟理斯不僅對這些字注了音，而且以上標形式說明該字的聲調。每個字的後面都標明了對應的英文。另外，學生還可以在該書附錄找到相應的漢字。

1877年，翟理斯出版了《汕頭方言手冊》（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with a vocabulary），這本書的風格與《漢言無師自通》相似，收錄了一些簡單的汕頭方言句子，還附上了辭彙，並根據英語拼音法對這些句子和辭彙注了音。

1919年，翟理斯出版了《百個最好的漢字》（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這是一本僅72頁的小冊子，但是，翟理斯說，“我為了設計這本書的體例費盡了心思”。該書的目的在於“幫助那些有意學習中文的學生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學習中文，並不斷激發他們學習中文的熱情”。翟理斯的這本啟蒙讀物因其“價格低廉，攜帶方便”而受到了初學者的歡迎。在書中，翟理斯承諾，“只要掌握這I00個漢字，就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口語效果”。為此，翟理斯精挑細選了100個“最好的”漢字，並列出了一個相關的辭彙表。他的用意在於，“有了這些辭彙表，我們根據相關的情境造了一些新的句子。所以，學生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說漢語了，而不必事先在頭腦里裝滿了那些他可能從來都用不著的辭彙。”至於如何使用該書，翟理斯建議說，“如果可能的話，這本書最好在中國當地教師的指導下學習，這樣才能夠比較好地辨別出音調，也有益於培養正確的發音”《百個最好的漢字》與《漢言無師自明》的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主要是教授漢語書面語，而後者則主要教授漢語口語。但是，翟理斯建議讀者在使用時，可以將兩者結合起來。由於該書十分暢銷，所以，翟理斯又應邀編寫了《百個最好的漢字（二）》（The Second Hundred Best Characters），於1922年出時。出版商在新書目錄中稱：“翟理斯博士曾經將其成功學習中文的經驗系統地運用於《百個最好的漢字（一）》中。此後，他大受鼓舞，又精心挑選了100個最好的漢字。只要你掌握了翟理斯博士精心挑選編排的200個漢字，你就可以在中文口語方面取得令人稱奇的效果。”

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漢英譯作——《兩首中國詩》（Two Chinese Poems），其中收錄了韻體《三字經》和《千字文》英譯文。翟理斯談到自己翻譯這兩首詩的動機，其實並非出於什麼高尚的目的，而是因為有一位傳教士白紙黑字地指出，要把這兩首詩譯成英文韻詩幾乎是不可能的”。翟理斯的《三字經》譯文出版之後，各方面褒貶不一。有評論者指出，“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傻瓜則勇往直前”翟理斯本人也並不滿意1873年這個譯本，所以，1899年他決心重譯《三字經》，並在譯本中附上原文和詳細的註釋。1900年，翟理斯的《三字經》重譯本推出時，有一位評論者指出，翟理斯翻譯《三字經》是一種“大膽的行為”，譯者也“頗具天賦”，但是，“如果譯者能夠將精力投注於其它方面，他就不至於徒勞無獲了”。但是，翟理斯本人則認為這個“譯本還是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相對於1873年的版本而言，這本書厚了許多。原譯文才28頁，這本書則178頁。在序言部分，翟理斯簡要介紹了《三字經》在中國教育中的地位。他指出，《三字經》是中國兒童的啟蒙讀物，中國兒童在啟蒙教育階段都要把《三字經》牢記在心。翟理斯指出，對於“希望掌握中國書面語，希望養成漢語思維習慣的外人的而言，《三字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真正要想中國語言的外國學生如果模仿中國孩子的作法，也整本書背熟，就能掌握好中文。”翟理斯還指出，《三字經》作為啟蒙讀物，其地位是非常穩固的。所以，“天主教傳教和新教傳教士為了宣傳基督教，也出版了許多類似的著作。這些著作在形式上和標題上都與《三字經》非常相似.。甚至太平天國為建立一個新朝代，也發行了自己的《三字經》”，。翟理斯還指出，由於原文文字洗鍊，所以“許多外國翻譯者根本不理解《三字經》的意思”。

翟理斯《三字經》英譯文採用英漢對照的編排方式，而且每個漢字都注了音，每個音的右上角用阿拉伯數字（1-4）標明音調。注音下方的這些漢字在英語里的直譯，右邊才是真正的翻譯。翟理斯還根據許慎的《說文》對每一個漢字的結構、意思、偏旁、部首進行了分析。另外，翟理斯還對詩文中涉及的歷史、文化、典故進行了分析、介紹。如此編排，不僅方便了外國人領會《三字經》的意思，了解中國歷史文化，而且還有助於他們掌握《三字經》所包含的500個漢字。從上文冗長的漢字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翟理斯的《三字經》譯本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翻譯，而是著眼於如何學習漢語。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的《三字經》譯本更像是一本漢語學習教材。

1874年，翟理斯又翻譯了《閨訓千字文》或《女千字文》（A Thousand-Character Essay for Girls）和《洗冤錄》（Hsi Yuan Lu,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這兩篇譯文都發表於《中國評論》。1924年，翟理斯的《洗冤錄》單行本問市。《洗冤錄》被西方醫學史家譽為“偉大的文化里程碑”而翟理斯的這個譯本則被稱為“最有影響、最具權威”的英譯本。翟理斯第一次聽說《洗冤錄》是在1873年在寧波領事館供職期間。他看到《洗冤錄》之後，對中國文明又有了新的認識。之後，他將譯稿投給《中國評論》。

1874年《中國評論》第三期刊出的翟理斯譯本部分內容—《洗冤錄或驗屍官指南》—可以說是第一個英譯本。此稿刊發之後，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震動。直到1924年，英國皇家醫學會（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才將翟理斯的譯稿全文收入該會論文集—《皇家醫學會論文集》第17卷“醫學史”專章（S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這個譯本首先得到了醫學界人士的認可，所以，翟理斯感慨地說，《洗冤錄》在“那些我從未想到過的地方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

1877年，翟理斯翻譯出版了《佛國記》C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又稱《法顯傳》。翟理斯的這本《佛國記》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翻譯和註釋。1923年7月底，翟理斯重譯並出版了《佛國記》新譯本，新譯本的英文書名為“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 D.),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Retranslated by' N. A. Giles,With an Illustration and a Map”。1923年年底，這個譯本因其印刷精美，還獲得了“精美圖書獎”。據翟理斯本人統計，當時的西方媒體中共有32篇評論文章，其中30篇對玄奘西天取經的經歷給予了高度評價。但是，在這個譯本中，由於翟理斯指出佛教的“三位一體”觀念早於基督教的“三位一體”，並做出了“在玄奘西天取經的光芒之中，聖保羅之旅顯得微不足道了”這一斷言，所以，新譯本也引起了不少教中人士的不滿。1923年10月號的倫敦《東西方》雜誌（The East and the West）就把翟理斯的這個譯本罵得“一文不值”而且稱翟理斯的前言“毫無學術性”，“完全是胡編亂造的”翟理斯覺得很可笑的是，《阿伯丁出版物及學術雜誌》（Aberdeen Press and .Iournal）則認為這本書具有“學術性”。再者，《東西方》雜誌上的書評認為，“玄奘西天取經”純屬“憑空想象出來的”。翟理斯反駁說，如果佛教徒也把基督教徒奉為神聖之物的基督教畫像說成是“憑空想象出來的”，那麼，基督教徒會怎麼想呢？翟理斯指出，“這種有失水準的話還好是出於一本教務雜誌”。

1878年，翟理斯完成了蒲松齡《聊齋志異》的選譯工作，翟理斯翻譯了其中164則故事，迄今為止，仍然是最全的一個英譯本。此譯本1908年再版，此後一版再版，在西方很受歡迎。西方有些譯本就是完全根據翟理斯的英譯本轉譯的。

1883年，翟理斯自費印刷了一本《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這本書中，翟理斯“翻譯了不同時期中國著名散文作家的‘優雅的’散文‘片斷’，所有翻譯均為首次翻譯”。1884年，翟理斯通過他的朋友伯納德。誇里奇（Bernard Quaritch,1819-1899）出版這本書。該書裝幀精美，封面是用篆書題寫的書名—“古文選珍”，封底是一篇中文短序。1884年4月，遠東報紙《先鋒》（Pioneer）發表書評稱：“英語讀者苦苦搜尋，但都無法找到一些關於中國總體文學 (general literature）的文字，哪怕一丁點介紹性的文字也好。理雅各博士所做的巨大努力確實使獵奇者可以輕易地得到儒家經典；但是，中國大量的文學作品現在仍是一片有待開發的處女地。新近出版的《古文選珍》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從這一評論可以看出，《古文選珍》在編撰體例上採取了當時西方流行的“總體文學”這個概念，即從整體上評價一個國家的文學。從這種意思上來說，翟理斯是第一個將“總體文學”運用於中國文學的英國漢學家。

1898年10月，翟理斯又出版了一本《古今詩選》（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其中選譯了大量中國古詩。

1923年，《古文選珍》第二版出版。第二版《古文選珍》是在修訂、增補第一版的《古文選珍》和《古今詩選》的基礎上完成的。新版的《古文選珍》分為兩卷：散文卷和詩歌卷。《古文選珍》基本上按照中國歷史朝代進行劃分，散文卷節譯了老子、孔子、屈原、莊子、沐玉、孟子、荀子、韓非子、司馬遷、漢文帝、晃錯、漢武帝、王充、法顯、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司馬光、蘇東坡、王安石、岳飛、文天祥、曹香芹、蒲松齡、袁枚、曾國藩、譚嗣同、袁世凱、梁啟超等89個作家的186篇作品。雖然此卷冠以散文卷，但是，其中也收入了不少詩人的作品，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不過，在翻譯《琵琶行》時，翟理斯所採取的是散文體而非韻體。詩歌卷翻譯了屈原、宋玉、曹植、陶淵明、賀知章、陳子昂、李白、王昌齡、張九齡、韓愈、元鎮、李商隱、歐陽修、黃庭堅、蘇東坡、陸遊、蒲松齡、秋瑾等人的詩歌。

這本書一個特點是選取的作品多，題材極其豐富，或傷感、或激昂，或抒懷，或寫景，長短不一，所以“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隨手翻翻，讀上十來分鐘，想必他一定能夠找到一些足以讓他思考1個小時的內容”翟理斯的《古文選珍》散文卷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是，每一個作者的姓名下方都有一個簡單扼要的生平介紹。這些生平讀起來也是非常生動有趣的，評論者指出，“《古文選珍》將消除我們對中國的錯誤看法，我們曾經以為中國僅僅是一個商人的國度，是一個沒有宗教、沒有藝術的國度，但我們錯了。”

1889年1月，《莊子：神秘主義者、倫理學家、社會改革家》（ChuangTz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出版，該書翻譯工作歷時整整兩年時間。相對於老子而言，西方學者對於莊子的研究並不多。翟理斯的《莊子》譯本分為三大部分：引言、莊子哲學札記、譯文。在引言中，翟理斯稱，在翻譯時，他會根據“中國的傳統作法，將我自己的評論也夾雜在譯文之中。我希望這樣能夠幫助大家理解莊子引用的典故，以及莊子所傳達的微妙的，時常又是隱晦的意思”。《莊子》譯本出版后，引起了極大的關注。翟理斯通過自己的傳神妙筆，將莊子哲學之精華傳遞給英國讀者，讓他們感受到了中國哲學的神秘魅力。評論者認為，在翟理斯的筆下，莊子的“形象和智慧都充滿了魅力”，這對於“西方了解中國與中國人是很有幫助的”。

1925年，出版《中國笑話選》（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book）。歐洲人“認為中國人性情比較鬱悶，說中國人好比是斯芬克斯，沒有笑的能力”，翟理斯為了消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他覺得很有必要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幽默。在該書序言部分，翟理斯指出，“本書的宗旨在於展示中國人智慧與幽默的一面……除此之外，這些笑話還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社會生活，反映中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行為、語言和思想”。這本書共翻譯了清代遊戲人生所著的《笑林廣記》中的笑話242則。翟理斯在選譯《笑林廣記》時將所謂的“不入流的”笑話剔除得一乾二淨，並根據英國讀者的品味對文字進行了修飾，讀之令人捧腹。

1905年，出版了《中國繪畫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這本著作譯介了自遠古時期直至明末（1644年）的中國藝術評論家、畫家的著作和作品，如閻立本、張孝師、吳道員、趙大年、王世貞、王羲之等等。翟理斯稱“就任何一種歐洲語言而言，這都是第一本中國繪畫史”。翟理斯說，歐洲人偶爾會提及中國繪畫，但是，他們往往是一種“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畫，翟理斯回顧了歐洲對中國繪畫理論的譯介情況，指出這是第一本此類的著作，第一次大量譯介了中國畫家、畫評家的大量權威作品。該書還配有12幅完整的中國畫，這些畫的挑選和評論工作是由當時供職於大英博物館的著名詩人、藝術評論家Lawrence Binyon提供的。“在英國、美國和歐洲大陸，這本著作大受歡迎”。1918年，翟理斯新增了十幾張中國畫，增加了40頁，與第一版美編再度合作推出了該書第二版。但是，《新中國評論》的評論文章指出，“這部作品並非一部關於繪畫的作品，翟理斯教授並不具備中國藝術的批評能力，這一點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出。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他在本書中所起的作用僅僅是一名熟練的翻譯，他為我們翻譯了從大量關於中國繪畫的著作，尤其是關於中國畫家的著作，並從中選出了大量有趣的、瑣碎的故事和批評”而且“這些軼聞趣事有些是根本沒用的、毫無意義的，有些批評是非常幼稚的”。但書評者對該書美編所做的批評評價很高，而且指出，“如果這些畫是彩色的，那就太好了”。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作為一名翻譯家，翟理斯由於涉獵範圍過廣，在從事某些內容的翻譯時，難免力不從心，難免與專業人士會有一定的差距。

徠1911年，編譯出版《中國神話故事》（Chinese Fairy Tales) ，列入“高恩國際圖書館”（Govan's International Library）書系出版。此書的神話故事取材廣泛，其中也不乏我們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如其中的“石猴”（The Stone Monkey）譯自《西遊記》。但是，翟理斯認為《西遊記》既是一部“著名的作品”，也是一部“低級的作品”。

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出版《語學舉隅：官話習語口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6。這本小書彙集了一些結構特殊的中國習語，當時，“這些內容尚未引起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學者們的注意”。

1878年，出版《關於遠東問題的參照辭彙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翟理斯於“三年半”前就開始從“日常交談和報刊雜誌”中收集遠東地區時興的“術語、書目、理語、短語”。這些內容全部按字母表順序排列，每一個條目之下還有一個簡短的解釋，有些是歷史性的說明，有些則是詞源的說明。“這本書為我們了解遠東問題提供了一個捷徑。這本書一定會受到那些既沒有機會來遠東，也沒有相關書籍了解遠東信息的人們的歡迎”。

1892年1月，開始出版《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第一卷，11月，三卷全部出齊。這本字典“被認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

1897年，出版《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一卷，1898年出版第二卷。這本辭典共xii+1022頁，其中收錄了中國傑出政治家、軍事家、詩人、歷史學家的傳記2579條。傅尚霖認為，《古今姓氏族譜》是一部“開拓性的作品，這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姓氏族譜》比中國近代第一部人物傳記辭典早十年。而且，他（翟理斯）是在材料奇缺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完成這本辭典的編撰的。”法蘭西學院〔the French Academy〕還因此向翟理斯頒發了人們夢寐以求的“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

1898年，翟理斯任劍橋第二任漢學教授兼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書庫負責人之後整理出版《劍橋大學圖書館威妥瑪文庫漢、滿文書目錄》（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此後，由於藏書日益增多，所以，翟理斯又於1915年編寫出版了《劍橋大學圖書館威氏文庫漢、滿文書續編目錄》（A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這兩本目錄不僅方便了後世學者，提高了劍橋大學圖書館漢籍的利用率，而且在目錄編寫方法上也超過了當時西方通用的一些編目法。傅尚霖指出，翟理斯的這兩本目錄是根據“中國古典分類法對威妥瑪藏書進行的系統編目。道格思也對大英博物館的藏書進行了編目，但翟理斯的編目比道格思的目錄高明多了，道格思目錄是無法與之比擬的”。

1875年，翟理斯出版了《中國札記》（Chinese Sketches）。這本書彙集了翟理斯歷年來發表的報刊文章，其中相當一部分曾在《華洋通聞》（Celestial Empire）上發表，另外也收入一些新文章。內容涉及中國社會生活和習俗的方方面面面，如婦女的地位、文學、醫學、當鋪、占卜、賭博、和尚、文字、迷信、新年、鴉片、風水、基督教、反基督的打油詩等等。當時西方人普遍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不道德的、墮落的民族，他們非常不誠實、非常殘忍、完全墮落。鴉片——一種比杜松子酒更為可怕的災禍一一正在他們中間泛濫。只有強有力地推行基督教才能避免中華帝國迅速地走向徹底的滅亡”。但是，翟理斯則指出，“在中國8年的經歷則告訴我，中國人是一個勤勞、清醒、樂天的民族，在西方人的財富與文化、惡習與災難面對，中國人處於一個居中的位置。”

總的說來，翟理斯的這本《中國札記》對於改變西方人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77年，出版《從汕頭到廣州》（From Swatow to Canton (Overland）。寫作本書時，翟理斯任英國駐汕頭領事館代領事，受上級委派，他從陸路取道潮州府和嘉應州，前往惠州府，敦促中國政府就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1846-1875）公布雲南公告（Yunnan Proclamation）。為此，翟理斯在“如畫的風景中度過了愉快的一個月—除了中國人和客家人之外，與其他人完全隔絕”。這本書就是翟理斯的旅途見聞錄。書中有些對基督教的不敬之辭，引起了部分教中人士的不滿。

1878年10月，翟理斯在擔任英國駐廈門領事館代理領事期間出版了《鼓浪嶼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翟理斯自稱此書“毫無價值”，因為它的內容無非就是“一些熱門景點的評論”而已，然後就是“一份居民名單”。但是，該書第一版很快就告罄了。有些外國僑民甚至“把它當成是聖誕卡寄給了自己的英國朋友”。但有趣的是，翟理斯對於鼓浪嶼日光岩上的石刻“鼓浪洞天、鷺江第一”幾個字的翻譯，卻成了廈門景觀石刻的最早英譯文。

I879年9月，出版《論衛三畏博士的<；漢英拼音字典>；的某些翻譯及誤譯》（On Some Translat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Dr Williams’Syllabic Dictionary）一書。早在1874年，翟理斯曾發表書評，指出了衛三畏博士的《漢英拼音字典》中的許多“荒唐的錯誤，還有一些刪節過多的地方，”在書中，翟理斯列出了300來個錯誤的翻譯，並著重批評了衛三畏的注音法了，認為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沒有採用當時通用的注音法。

1880年，出版《中國共濟會》（Freemasonry in China）一書。多年來，翟理斯一直是共濟會的一個成員。到中國之後，他又成了廈門共濟會分會主帥（Worship Master），香港大區分會太保（Senior Warden），而且還是福州共濟會分會第一任主帥。由於自1870年以來，不少人一直問翟理斯同一個問題，“中國是否有共濟會?”本書是翟理斯在共濟會中的演講集，也是翟理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翟理斯指出，“雖然中國類似的秘密社團由來已久，但是，我們所理解的共濟中國並沒有”’。

1882年，《歷史上的中國及其它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這本書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1.朝代概述。共分為六個章節，簡要地向英語讀者展示了中國三千年的歷史。翟理斯說他在寫作這些章節時，“已經盡量壓縮和刪節，因為儘管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是，英國大眾對中國事務，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並不感興趣”。在敘述中國歷史時，翟理斯還夾雜介紹了中國文學，並節譯了部分內容。2.法律概述。簡要介紹了大清律例，並翻譯了12個真實的案例。3.其它概述。主要論及中國教育、漢語書面語、中國之火葬、中國扇子、催眠術、占卜寫板、招魂說、圍棋、中國姓、中國共濟會。

1902年，出版《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一書。1902年，翟理斯作為哥倫比亞大學首任天龍（Dean Lung）漢學講座基金設立慶典嘉賓，在哥倫比亞大學開了六場講座。此書即為翟理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六場講座演講稿。翟理斯指出，“這些講座並不是開給高級學者聽的，這些講座的目的僅僅是引起人們的關注、激發人們的興趣而已……”。這六個講座分別為：1.中國語言；2.一個中文書庫（即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書庫）；3.民主中國：4.中國和古希臘：5.道教：6.某些中國禮節與習俗。1912年，翟理斯寫了六篇關於中國日常話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屬於兒童讀物之列。這些文章是附圖出版的，題目也是《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這些文章在3月至8月間刊於《聖喬治雜誌》（St George 's Magazine) o翟理斯把這些文章彙編在一起，題為《嬰兒中國》（Baby China）。

1905年，出版《中國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該書是康斯特布爾出版公司（Constable Co.）推出的《宗教：古代與現代》（Religions：Ancient and Modern）叢書的一種。該書分為五章：1.古代信仰；2.儒教；3.道教；4.唯物主義；5.佛教及其它宗教。翟理斯主要採取的是名詞解釋的寫作方式，即先給出與該宗教有關的術語或關鍵詞，然後加以解釋，從而使各大宗教的概念及主旨都能夠得到較好的說明。評論稱，“此書目的不在於批評，而在於以最簡略的方式勾勒中國宗教的特色”。在論述道教時，翟理斯仍然保持了他一貫的觀點：現有文獻不足以證明老子確有其人，《道德經》中真實的部分非常有限。

1906年，出版《耀山筆記》（Adversaria Sinica）。《耀山筆記》收錄的文章大多為學術爭鳴性質的文章，文章涉及面非常廣，包括王母、孝、老子和《道德經》、口技、中國足球、馬球、指南針、鴉片、酗酒、裹腳、漫畫、溺嬰等諸多內容。既有刨根結底，追本溯源類的考證文章，也有針砭時弊，嬉笑怒罵類的雜文。這些文章可讀性很強，翟理斯好鬥的特性躍然紙上，讀來饒有趣味。當然由於涉及的內容過於廣泛，同時，也由於資料有所欠缺，或沒有中國助手的幫助，或急於想將個人發現公諸於眾，翟理斯的《翟山筆記》也難免有考證不全的地方，所下的結論也難免有些簡單武斷。

1911年，出版《中國之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列入威廉斯一諾加特公司（Williams and Norgate）的“家庭大學圖書館”（The HomeUniversity Library) 書系。在該書序言部分，翟理斯明確說明了寫作該書的目的：“《中國之文明》一書的主旨在於粗略勾勒中國文明史”。其目標讀者群是“對中國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的讀者”，翟理斯希望藉此“引起讀者對中國文明的廣泛興趣，從而對它進行更全面、更系統的研究”。全書共分為12個部分，1.封建時代；2.法律與政治；3.宗教與迷信；4.公元200年至1200年；5.婦女與兒童：6.文學與教育：7，哲學與運動：8，娛樂；9.元朝，1260-1368； 10.明清時期，1368-1911； 11.中國人與外國人；12.展望未來。在這本書的最後，翟理斯寫道：“如果滿清統治者能夠把握眼下的機會，那麼就算是舉國上下動蕩不安，他們完全有可能繼續昔日的榮耀，這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極其有利的。但是，如果他們錯過了這次機會，那麼很可能中華帝國要面臨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中國就會再度成為一個熔爐，經過這個熔爐的礪煉之後，中國會像以往所有時候一樣，變得更為聖潔、更為強大”。由於此文發表於辛亥革命前夕，這段話使翟理斯一躍成為“倫敦報人筆下的先知”。

1912年，撰寫《中國和滿人》（China and the Manchus) 一書，列入“劍橋科學與文學文叢”（The Cambridge Manual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出版。這本書其實是一本清朝史，從女真和契丹一直寫到孫中山。除了前兩章之外，此書主要以清代歷任帝王為章節名。這本書的奇特之處是它的封面：一張古代女真韃靼圖，選自劍橋大學圖書館館藏明刊孤本《異域圖志》。

1924年，出版《中國之動蕩：狂想曲》（Chaos in China - A Rhapsody）一書。翟理斯對當時中國的動蕩局勢進行了思考，並對儒家經典和道德為當代人所忽視而深表遺憾。另外，鑒於庚子賠款應該如何使用這個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所以，翟理斯在書中還提出了一份庚子賠款（the Boxer Indemnity）使用計劃書。

此後，由於年事漸高，翟理斯也日漸疏於著述，只有若干篇雜文行世。1928年10月，當《中國電訊報》（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向他約稿時，他只能用“一張圖”’來代替了。他準備將晚年的時光用在“更重要的工作”上，如（華英字典）（第三版）的修訂工作等，他還準備為自己的中國藏書編一個目錄。與此同時，他把自己座落於劍橋塞爾溫花園（Selwyn Gardens Cambridge) 10號的家裝點得如同中國文人的書齋一般，盡情地徜徉於日漸遠去的中國記憶中。琴、棋、書、畫――中國文人必不可缺的所有陳設，在翟理斯的家中應有盡有，牆上還掛有“一些佛教的畫像和一個從汕頭附近的蓮花山的一座廟宇里買來的鑼”。他就在自己營造的中國氛圍中，安享著晚年，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中國文學的傳播過程中，翟氏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它第一次以文學史的形式，向英國讀者展現了中國文學的悠久發展過程中的概貌——雖然尚有欠缺與謬誤，但它無異向英國讀者指點與呈現了一個富於異國風味的文學長廊。這本著作1901年由倫敦的威廉？海涅曼公司出版，作者在序言中不無自豪地說：“在任何一種語言中，包括中文，這本著作是最早為中國文學寫史的嘗試。”書中譯介諸如“詩經”、“楚辭”、“左傳”和“聊齋志異”、“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等許多經典作品。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是19世紀以來英國譯介中國文學的第一個傑出成果，翟理斯著手寫這部中國文學史時，已接替去世的威妥瑪擔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這是漢學的最高榮譽。他寫這部文學史是多年以來學識積歸水到渠成的結晶。翟氏具備了比他同時代人更充分的寫中國文學史的歷史條件。翟理斯22歲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熟悉中國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他熱愛中國文化，廣收博覽，在編寫中國文學史以前已編譯了《中國文學精華》詩歌、散文兩卷，編纂浩大的《華英字典》，著有多種漢學著作。這些都使他對中國幾千年文化及人物有了充分了解，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學的歷史地位。其次，歐洲其他漢學家研究成果也為翟氏鋪下了道路。第三，對於文學史的撰寫，更重要的還需有“史”的意識和“總體概念”，這一點翟氏是非常自覺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翟氏對中國文學所做的總體描述，同時也是立足於西方文化傳統的背景，運用西方學術觀念，對中國文學進行建構。

翟理斯這本文學史基本上以朝代為序，把中國文學的歷史分為八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他名之為“封建時期”，即我們所說的春秋戰國時期。開頭部分論述神話時代、早期中國文化及文字的起源。作為文學作品介紹了“四書”、“五經”，《詩經》是作為“五經”之一。“各體文學作品”中談了《孫子兵法》、《爾雅》、《荀子》、《孔子家語》、《穆天子傳》等。另外專章介紹詩，主要介紹屈原、宋玉，“道家”一章介紹老子、莊子、列子、韓非子、淮南子等。

第二個時期是漢代。開頭提到秦始皇“焚書坑儒”，用大段文字介紹了李陵、《三字經》、陸文殊，介紹了劉向父子及《三國志》、楊雄、王充、戴昀、枚乘、潘夫人等。專章介紹了司馬遷，論述了佛教的傳人及其影響。

第三個時期是“小朝廷”，即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介紹了建安七子、陶淵明、鮑照、蕭衍、謝道衡、范曄、蕭統、沈約等。

第四個時期是唐代，先介紹了中國詩及其韻律，然後介紹王勃、陳子昂、孟浩然、王維等詩人，重點介紹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司空圖，並譯他們多首詩。散文重點介紹韓愈和柳宗元的“古文運動”。

第五個時期是宋代。首先介紹活字印刷的發明及其影響，重點介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和黃庭堅詩文創作，全文翻譯了蘇軾《前赤壁賦》，介紹了理學從周敦頤、二程到朱熹、邵雍的發展。他沒有介紹詞，但他談了唐詩到宋詩衰弱的原因，並且認為宋詩不如唐詩是因為宋人專心於散文。還專章介紹了韻書、百科全書和法醫學。

第六個時期是元代。翟氏向西方讀者詳細介紹了戲劇的起源並下溯到19世紀末，說明中國戲劇的特色，指出中國當時還不知“悲劇”這名稱。在小說部分他把中國小說歸為四種題材：侵略與陰謀、愛情與通姦、迷信、綠林好漢。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放在一起討論（其實《西遊記》成書年月在明代中葉）。

第七個時期是明代。先介紹各體文學，既有詩人，又有《永樂大典》、《本草綱目》等；小說主要介紹《金瓶梅》、《玉嬌梨》、《列國志》、《鏡花緣》、《平山冷燕》、《二度梅》等作品；戲劇則介紹了高則誠《琵琶記》；詩文則談宋廉、方孝儒、謝榛、宗臣等作家。

第八個時期是清代。重點介紹《聊齋志異》和《紅樓夢》，譯介了“瞳人語”、“嶗山道士”、“種梨”、“嬰寧”、“鳳仙”等故事，花了30餘頁介紹《紅樓夢》，除認為《紅樓夢》是中國最偉大小說等寥寥幾句評論外，幾乎全是故事情節譯述。接著介紹了偉大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對文史的貢獻，詩人則介紹了顧炎武、藍鼎元、袁枚、趙翼。

這八個時期體例上大致相同，後面幾個時期皆有“小說、戲曲”一章，並且沒有忽視民間文學。在體例上翟氏特別注意文學流程的“史”的觀念。首先注意了文學媒介工具即文字語言的變遷情況，如漢朝涉及許慎的《說文解字》這部字書的產生對文字規範化所起的作用；宋代則討論了韻書、辭書及文獻學發展情況，介紹了活字印刷的發明。其次顧及影響文學發展的其他文化思潮，如佛教的傳入，西漢經學的發展。再次，所譯介的文學作品往往能根據文學觀念的演變情況來進行選擇。

除體例上的特點外，翟氏還帶著一個西方學者介紹中國文學不可避免的特點，一是翟氏不自覺地站在西方人立場上來評價和選譯中國文學，如對於我們認為不屬文學範疇的天文、醫學、園藝甚至飲食等方面的著作，他加以大力引介，二是他往往把中國作家、作品與西方作家、作品相類比，如看《紅樓夢》想到英倫之斐爾丁的作品，《西遊記》令人想起《天路歷程》。三是整本書譯述文字佔了相當大篇幅，有的幾乎整個都是譯述。比如“聊齋—紅樓夢”一章，對《聊齋志異》還有一段談其辨好壞、勸善懲惡主題的文字，而對於《紅樓夢》則幾乎全是故事情節譯述。實際上這是漢學發展初期的一個普遍特徵，也是每個介紹他國文學的作者不可避免的情況。這是因為一般的西方讀者不要說讀過，甚至可能都沒接觸過某些作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顧評陟高論，恐怕只能是以玄對空，徒勞無益。另一方也是由於漢學發展初期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有深度的見解。

綜上所述，翟氏這部文學史，總的來說對中國文學的譯介還是相當豐富和實事求是的，其學術價值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第一次從“史”的意識上整體把握中國文學。這是中國人前所未做的。在序言中翟氏批評中國學者無休止地沉湎於對個體作家、作品的評論和鑒賞中，而在中國文學的總體歷史研究上幾千年卻止步不前。

二是翟氏從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出發，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文學體裁。他把中國傳統上視為“野史稗聞”，“街談巷語”的小說、戲劇、民間文學搬到了文學的正堂大殿。他介紹了道學家、“正人君子”不恥為談的《金瓶梅》，對“怪力亂神”的《聊齋志異》大加介紹。

三是在文學史的寫作體例上開了先河。翟氏以朝代為經，以文體為緯，輔以專章作家、作品介紹，先總後分，奠定了中國文學史體例的基形。

四是翟氏注意到了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他專章介紹了佛教傳入及其影響。這正是其超出他同時代文學史之處。

五是第一次系統地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中國文學的概貌，使西方人對中國文學從一鱗半爪的印象到系統的了解，儘管這個概貌並不很全面。同時，本書譯介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文筆流暢，準確易曉，是一本優秀的中國文學讀本，也是19世紀歐洲漢學水平和譯介成就的總結。

翟理斯前後花20年時間編出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於1892年由Kelly and Welsh公司出版。此後，他又花20年時間對這部詞典進行修訂，於1912年出版了三卷本增訂版(reveal. Ed.,1912,Kelly and Welsh，在上海、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橫濱四地同時發行）。這部巨型詞典直到1968年還在美國重印。該書在上海印行初版時，Kelly and Welsh公司為排印這部巨著，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排字車間，僱用熟練的中國排字工專事中文排版，並聘請一批精通中英文的飽學之士專門負責審讀校樣，經過整整兩年才完成排版。

翟理斯的這部巨著共收漢文單字13838個，單字與多字條目分開另欄排，每個單字都有編號並給出其多項英文釋義，多字條目的收錄數量更是超過了在此之前的任何一部漢英詞典。整部詞典正文6欄排（單字欄較窄，多字條目欄較寬），大16開本，正文共1710頁，並設有多種附錄，內容極其豐富。

這部詞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詞目編排已初步具有科學性。翟氏悉心研究漢字讀音，以漢文單字為領頭詞，下設多字詞目。領頭的漢字完全按照翟氏加以改進了的威妥瑪式羅馬字注音系統排序（同音同調的再按筆畫多少排列先後順序），這套注音系統后被人稱為Wade-Giles Sys-tem（威妥瑪一翟理斯注音系統）。詞典所收的每個漢字大都有詳盡的注音，不僅按《佩文韻府》注出音韻，而且注出多種方言的讀音。

二、收錄的內容極其豐富。整部詞典收漢語單字13838個，對每個單字都給出了其不同詞義的多個英語釋文（對應詞或說明性釋義），起領頭詞作用的單字條目下所收的多字條目內容豐富，涉及面廣，不僅有單詞、短句，還有完整句；不僅有本字領頭的詞，還有本字為詞尾的逆引詞或逆引短語（如“雙”字下的“好事成雙”等）和立目字居於中間的詞或短語（如“雙”字下的“名利雙收”）。所收詞目有文言和書面詞語，有口語和里俗詞語，有專名也有成語、諺語、慣用語，全書所收多字條目粗略統計10萬條。

三、釋義細勝，英語譯文準確。翟理斯精通漢語，前後積四十年之功編寫和修訂他的詞典，特別是就其1912年的修訂版來看，除去極其個別的詞條外，少有因誤解漢字或漢文詞語的本義而產生的荒唐錯訛。翟理斯對漢語單字分項釋義，文字細膩，追本溯源。

四、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翟理斯詞典對於文化局限詞的歷史背景和典故解說詳細，如“精衛銜石”條的釋文追本溯源長達16行。其極端的例子是，“北京”有60多個不同的名稱，在翟理斯詞典中竟被收羅無遺！這部字典還設了6個有關中國歷史、地理、文化的附表：⑴官職等級標誌表。列出清朝一至九品文武官員官帽上頂子的顏色與質地，官服上補子圖案說明，⑵姓氏表。列出從《圖書集成》和《百家姓》中彙集起來的中國姓氏 2000 多個，其中單姓 1800 多個，複姓 230 多個，三字姓17個，四字姓3個。分別按威氏拼音字母順序排列。⑶中國朝代表。分為略表和年表。略表列出自“五帝紀”至“清朝”各朝代表。年表列出歷朝帝王的年表和年號。⑷地理表。分別列出中國各省、府和內外蒙古各部落的名稱。⑸曆法表。分別列出中國的二十四節氣；中國十二個月份名稱，如，二月為杏月，三月為桃月，八月為桂月等；及中國的天干地支和十二時辰等。⑹雜表。包括中國的數字，即漢字數字及其大寫形式；用於計算的漢字碼字；中國的十進位數字，如：十、百、千、萬、分、厘、毫等。從這些附表內容可見翟理斯對中國文化的歷史、地理、曆法等一些基礎性問題的研究十分重視，並頗有造詣。

另外，它的檢索手段也是比較完善的。正文按威妥瑪拼音系統的拉丁字母順序排列。同形異音字互設參見項。另設漢字偏旁部首索引，讀者可以按漢字部首筆畫檢索。它共列出214 個部首，較《現代漢語詞典》所列的189 個部首多出 25 個。它還附一個按筆畫排列的難字與簡體字表，從中可以檢索通過偏旁部首不易檢索 的字和一些簡體字。由於編著的《華英字典》無論在收字、詞量、附表內容的廣泛上，還是在中國方言和漢字讀音、漢字拉丁字母拼音體系確立、檢索手段的完備上，都是在它之前英美出版的幾部漢英字典所無法比擬的。儘管有些學者對這部字典有所微詞，但是在漢英字典編纂史上，它仍不愧為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經典之作。一方面，它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和西方人學習、了解、研究中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對漢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它對漢英詞典的編纂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在它之後出版的漢英詞典在編纂體例、檢索方式和附錄設置等方面大都借鑒和沿用它的一些做法，因此它又稱得上是漢英詞典的奠基之作。時至今日，僅就它所涵蓋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我們研究西方漢學和對外翻譯介紹中國歷史文獻仍不失為一部極有參考價值的工具書。台灣就於1972 年重新印刷出版了這部字典的 1912 年版本。

五、翟理斯詞典的致命傷。然而，儘管有以上種種長處，這部詞典卻存在著一個影響了它的使用價值和學術質量的致命傷，即收錄詞條無任何科學標準和系統性，復字條目的排序極其凌亂，幾乎全都是“信手拈來”，既不按音排序，也不按筆畫或部首排序，逆引詞和以本字為首字的正序詞混排，雜亂無章，無從檢索。同時，有些詞條既非常用短語、成語或慣用語，又非名言警句，甚至不是意思完整的一句話。除此之外，詞典還存在著其他一些缺點：過多地收錄方言（特別是滬杭一帶的方言）；極少收錄清末和民國初年已經大量湧入漢文書報刊中的新詞（其1912年修訂版依然故我）；個別漢語字、詞的英語釋義不準確以致有誤等，則是外國人所編漢英詞典的通病。

不過，翟理斯漢英詞典的這些缺點畢竟瑕不掩瑜，從總體上講，它作為20世紀上半葉最流行的漢英詞典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翟理斯是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英國著名漢學家，曾被譽為英國漢學三大星座之一，終生都在為廣泛傳播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而努力。他勤於著述，研究範圍遍及中國文學、歷史、宗教、哲學、繪畫等諸多領域，同時還有不少語言教材行世。他撰寫了第一部英文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中國繪畫史、第一部英文中國人物傳記詞典，他所編撰的《華英字典》影響了幾代外國學生，經他修改和確立后的威妥瑪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風行80餘年而不衰。他的翻譯涉及面非常之廣，從《三字經》到《洗冤錄》，從《佛國記》到《莊子》，他均有涉獵。他所翻譯的《聊齋志異》至今仍是最全的一個英文譯本，他的《古文選珍》第一次向英語讀者展示了中國數千年來散文、詩歌的恆久魅力。他的譯筆以“優雅、鮮活、生機盎然”而著稱，他最大的成就在於使“漢學人性化了”。因此，翟理斯兩度榮獲法蘭西學院儒蓮獎（1898,1911）、皇家亞洲學會三年一度的金獎（（1922）、中華民國政府嘉禾章（1922），獲阿伯丁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897）、牛津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24），併當選為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主席（1885）、法蘭西學院海外通訊院士（1924）。

《中國概要》（1876）；

《歷史上的中國及其概述》（1882）；

《華英字典》（1892）；

《中國文學史》（1901）；

《中國的文明》（1911）；

《中國和滿人》（1912）；

《中國與漢人》（1912）；

《中國文學精華》（上海別發洋行，1883年）；

《聊齋志異》；

《洗冤錄》；

《佛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