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術

自從漢朝發明紙以後，書寫材料比起過去用的甲骨、簡牘、金石和縑帛要輕便、經濟多了，但是抄寫書籍還是非常費工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至遲到東漢末年的熹平年間（公元172－178年），出現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的四大發明之一。它開始於唐朝的雕版印刷術，經宋仁宗時代的畢昇發展、完善，產生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活字印刷的方法是先製成單字的陽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單字挑選出來，排列在字盤內，塗墨印刷，印完后再將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時再次使用。

唐朝發明了雕版印刷術，而且唐朝中後期已經普遍使用雕版印刷術。宋朝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宋朝沒有普遍使用活字印刷術。宋朝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術。

中國宋代的一介布衣畢昇發明了泥活字，德國人古登堡最終集大成發明了鉛活字。鉛活字印刷術經濟實用，促進了歐洲出版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歐洲的現代化，風靡全世界。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貼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劃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體凸出的陽文，和字體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體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雕版印刷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顯缺點∶第一，刻版費時費工費料，第二，大批書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錯字不容易更正。

北宋平民發明家畢昇總結了歷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覆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畢昇的方法是這樣的：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體單字，字划突起的高度像銅錢邊緣的厚度一樣，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以備同一版內重複的時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沒有準備，可以隨制隨用。

為便於揀字，把膠泥活字按韻分類放在木格子里，貼上紙條標明。排字的時候，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揀出來一個個排進框內。排滿一框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藥劑稍微融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藥劑冷卻凝固后，就成為版型。印刷的時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紙，加一定的壓力就行了。為了可以連續印刷，就用兩塊鐵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兩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後，用火把藥劑烤化，用手輕輕一抖，活字就可以從鐵板上脫落下來，再按韻放回原來木格里，以備下次再用。

畢昇還試驗過木活字印刷，由於木料紋理疏密不勻，刻制困難，木活字沾水后變形，以及和藥劑粘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等原因，所以畢昇沒有採用。畢昇的膠泥活字版印書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極其可觀了，不僅能夠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質量，比雕版印刷要優越得多。

活字製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就可隨時拼版，大大地加快了製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複使用，且活字比雕版佔有的空間小，容易存儲和保管。這樣活字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

用活字印刷的這種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詔書，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中國活字排印的開始，不過他雖已發明，未能廣泛應用”。古代的印章對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啟示作用。

現代的凸版鉛印，雖然在設備和技術條件上是宋朝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人類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中間，中國的平民發明家畢昇的功績不可磨滅的。可是關於畢昇的生平事迹，我們卻一無所知，幸虧畢昇創造活字印刷術的事迹，比較完整地記錄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名著《夢溪筆談》里。但是除開西夏文字的幾本推測為活字印刷的佛經外，中原地區無發現活字印刷的中文印刷品！（與後文“1965年在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鑒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矛盾。）

畢昇發明泥活字，是活字的開端。以後又發展了錫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對後世影響較大，僅次於雕版。朝鮮古代曾有過鐵活字。現代鉛合金活字是德國人J.谷登堡於15世紀50年代所創製。

石活字

有觀點認為契丹人受印章雕刻啟發，參照雕版印刷術優缺點發明了契丹大字石活字印刷，比畢昇的泥活字早150年。

膠泥活字

考古學家在溫州發掘出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間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殘本、在河西走廊發掘出12世紀早期，即晚畢昇約100年的大量西夏文佛經，包括泥活字印刷的孤品《維摩詰所說經》實物。西夏文物專家孫壽嶺燒制出了泥活字。2002年到2005年，中國印刷博物館研究室根據《夢溪筆談》的記載，研製出了可以實際使用的泥活字，同樣證實了泥活字的可行性。

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間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殘本於1965年在浙江溫州市郊白象塔內發現。經寬13厘米，殘高8.5－10.5厘米，紙色發黃，但質地堅韌柔軟，經文按迴旋形排列。經與宋版書比勘，特異之處殊多，而具有活字版特徵：字體較小；字體長短大小不一，筆畫粗細不均；字距極小，緊密無間；排列不規則（呈迴旋形排序，有縱有斜有橫）；漏字；紙面可見到字跡有輕微凹陷，墨色亦濃淡不一。

有學者認為，“溫州發現的印本殘頁……考古學家金柏東將此本鑒定為北宋泥活字本。這說明畢昇之後50年（1103）北宋仍以泥活字印書……溫州發現的印本是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這個結論仍然成立，它是畢昇活字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有學者認為，“儘管這一文獻還不能確定為真正意義上的活字印刷品，但它卻不失為當時活字印刷的一個特例，它可以證明活字的存在、活字印刷技術的存在。”。

西夏時期採用畢昇泥活字印刷術創製的西夏文泥活字排印的《維摩詰所說經》，印製時間約為公元12世紀前期，只比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晚一百多年，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西夏（1032-1227）時期的《妙法蓮華經集要義鏡注》某卷末頁有6行題款，記錄了參加印刷該經書的人名及其工作分工，如“印面校者”、“印取字者”、“作字兼丁者”等，僅十餘字，但已概括了活字印刷所經歷的必要工序，有校對、取字、作字兼作字丁、刷印。“取字”、“作字兼丁”等工序，是雕版印刷中根本不需要的工序。

南宋紹熙四年（1193年），大臣周必大用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述的銅版膠泥活字法，印製所撰的《玉堂雜記》。

安徽人翟金生制膠泥活字十萬枚，在1844年印製自己的詩集《泥板試印初編》，在1857年又印《翟氏宗譜》。原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木製活字

王禎在《農書》中敘述木製活字：“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版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即滿，用木榍榍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王禎用木活字在1299年印刷六萬字的《旌德縣誌》100部。

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浙江奉化縣尹馬稱德，用十萬木活字，排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二十冊。明代用木活字排印的印刷物包括《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四友齋叢說》、《晏子春秋》、《小字錄》、《欒城集》等。

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詔令制木刻活字。253500個木刻活字，在一年內全部完成，排印了2300卷《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金簡在圖文並茂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中記述造木活字的程序。

金屬活字起源於宋代銅板紙幣，紙幣票面印有料號、字型大小；這些防偽的部分，每張鈔票不同，在鈔票銅版上留出四方空位，填植活字形成完整的鈔票銅版：每個字取自《千字文》，兩個銅活字可得499500種編號。1914年出版的羅振玉《四朝鈔幣圖錄》收錄1215年鑄金代“貞佑寶卷”五貫八十足陌拓片，其中字料行有銅活字“𬨎”，但字型大小行上卻留出一個四方孔。上海博物館藏有1215年金代“貞佑寶卷”五貫八十足陌銅版，其中字料和字型大小行上各留出一個四方孔未植字。對比這兩張鈔幣，可見銅板上留的方孔9為植入字粒，因為鈔幣版是銅版，植入的字粒必是銅活字；鈔幣銅板上除字料字型大小外還有印造庫使、寶卷庫使、寶卷副使、攢司、督造庫掐等八個銅活字。金代在1154年就開始印銅版寶鈔，因此金代在1154年就有銅活字；北宋用銅版活字印鈔票應早於金朝，但未有早於1154年的北宋實物，現存最早的北宋行在會子庫是1161年印的，其中有三個字歪斜排列，與其它字大小不同，應當是植入的銅活字。不容置疑中國最遲在12世紀初就通行銅活字，最最當在11世紀北宋銅版活字交子。

元朝王禎在造活字印書法提到南宋有人使用錫做為活字：“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安徽旌德縣尹王禎，製造3萬餘木活字，排印6萬餘字《旌德縣誌》100部。並余此後不久，刊行所著《造活字印書法》。

1287年起發行的貳貫至元通行寶鈔上有銅活字“劭”，文物現存內蒙古自治區額齊納旗文物管理所。1341年至1345年刊行的《御試策》銅活字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1375年大明通行寶鈔壹貫銅版有“泉字參拾號”5個銅活字，文物現藏貴陽市博物館。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江蘇無錫印書家華隧，用銅活字排印書籍千餘卷。台北中央圖書館所藏的1490年華燧銅活字《宋諸臣奏議》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全金屬活字印刷品。1502年華珵尚古齋刊行銅活字本渭南文集50卷劍南集8卷。無錫安國的桂坡館主要以銅活字印書著名。安國造活字印書約始於正德7年(1512年)左右。其桂坡館所印書籍很多，如今依然可考的有《顏魯公集》15卷、《補遺》1卷、《初學記》30卷、《吳中水利通志》17卷、《重校魏鶴山先生大全集》109卷等10種。其中《正德東光縣誌》是國內唯一用銅活字印的地方志。

1500年-1508年常州人用鉛和銅活字排印書籍1517年浙江刊行銅活字諸葛孔明心書，現藏上海圖書館1521年無錫商人安國用銅活字刊行《東光縣誌》6卷，1524年刊行銅活字《吳中水利志》17卷，1524年至1534年刊行銅活字版《古今合璧事類考》69卷。1552年明嘉靖刊銅活字蘭墨印本《墨子》15卷，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年），銅活字排印《太平御覽》1000卷。明代銅活字本包括《宋諸臣奏議》、《渭南文集》、《石湖居士集》、《曹子建集》、《蔡中郎文集》、《吳中水利通志》、《唐人集》、《玉台新詠》等。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常州刊行的銅活字本《文苑英華律賦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內府製造25萬枚銅活字，排印66套《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共萬餘卷，1.6億字。內府製造的銅活字，中間也有小孔，用鐵絲貫穿，和元代王禎所述宋代錫活字中有小孔一脈相承。

現存清代活字刊本還有〈常州府志》、《近台記聞》、《無錫縣誌》、《精訂綱鑒二十一史通俗衍義》、《紅樓夢》、《萬曆野獲編》、《續資治通鑒長篇》、《學海類篇》、《南疆譯史勘本》、《仙屏書屋初集》、《音學五書》、《琳琅秘室叢書》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福建林春祺的福田書海費銀20萬兩鑄造20萬枚銅活字刊印顧炎武《音論》和《詩本音》共12冊及《軍中醫方備要》2冊。1850年廣東佛山鎮唐氏用錫活字印刷彩票和《文獻通考》。

1907年，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發現1300年的幾百枚全套維吾爾文字母活字。1928年中國考古隊在吐魯番地區發現帶漢字的維吾爾文活字印本。

陶瓷活字

王禎在《農書》中敘述陶制活字。1719年山東泰安舉人徐志定用瓷板印刷《周易說略》。

漢字活字字體主要有宋體、正楷、仿宋、黑體4種。並有長扁變形體，另有隸書、魏碑、美術體等不同風格的字體多種。宋體又稱老宋體，橫細直粗，整齊清晰，容易辨認，閱讀效果好，為中國書刊報紙正文的基本用字，字面有粗體、細體等三四種，日本人稱為“明朝體”。正楷字體端莊方正，筆法和手寫相仿，有幾種不同風格的活字，適用面廣，小學課本和兒童讀物更多使用。仿宋體是仿照宋刻本的正楷字設計的活字，橫直筆畫粗細相近，橫畫略向右上傾斜，秀麗清健悅目，書刊的正文、標題、圖版說明文，商品包裝廣告等均適用。字體有方形、長形2種。黑體，視覺上橫直筆畫粗細相同，方正粗黑，又名方體字、等線體字，字體也有粗體細體的不同，一般作標題和重點文句用。

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的活字有朝鮮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等等，都各有不同的字體。外文活字，有拉丁文、希臘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緬文、泰文等多種，都設計有多種字體。拉丁文活字字體種類最多，按不同風格，可分為哥特體、羅馬體、無裝飾線黑體（又稱等線體）、方裝飾線黑體（又稱埃及體）、斜體（又稱義大利體）、手寫體、美術體7大類，每一類中都有不同風格的字體，少則十多種，多則幾十種，各國有自己的使用習慣。

2010年11月15日《活字印刷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列入2010年“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國的木版活字印刷術在2010年11月，已被列入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候選名單。《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收錄的是那些在社區或群體的努力保護下，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脅的文化遺產。為將文化遺產列入名錄，相關國家需要承諾執行專門的保護計劃，並有可能從教科文組織管理的一個基金獲得財政方面的資助。

關於活字印刷的記載首見於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畢升用膠泥制字，一個字為一個印，用火燒硬，使之成為陶質。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鐵板上放鬆香、蠟、紙灰等的混合物，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然後用火烘烤，將混合物熔化，與活字塊結為一體，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進行印刷。

亞洲

13世紀末，高麗用金屬活字印《清涼答順宗心要法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本。

1376年，朝鮮出現木活字《通鑒綱目》。

1436年朝鮮用鉛活字刊印《通鑒綱目》。

16世紀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經》、《勸學文》。

歐洲

1440年左右，約翰內斯·古騰堡將當時歐洲已有的多項技術整合在一起，發明了鉛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歐洲傳播開來，實質上推進了印刷形成工業化。

1584年西班牙歷史學家傳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在所著《中華大帝國史》中提出，古騰堡受到中國印刷技術影響；中國的印刷術，通過兩條途徑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經俄羅斯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通過阿拉伯商人攜帶書籍傳入德國，古騰堡以這些中國書籍，作為他的印刷的藍本。

門多薩的書很快被翻譯成法文、英文、義大利文，在歐洲產生很大影響。法國歷史學家路易·勒·羅伊，文學家米歇爾·德·蒙田等，都同意門多薩的論點。漢學家安田朴曾以“歐洲中心論欺騙行為的代表作：所謂古登堡可能是印刷術的發明人”為題，論證歐洲的活字印刷術來源於中國。

義大利人則將活字印刷傳入歐洲的功勞，歸功於倫巴地出生的義大利印書家帕菲洛卡·斯塔爾迪，他見到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來的活字版書籍，採用活字法印書。義大利人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樹立他的雕像作為紀念。

法國漢學家儒蓮，曾將沈括《夢溪筆談》中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一段史料，翻譯成法文，他是最早將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史實，介紹到歐洲的人。

古登堡所發明的鉛字，實際上同時含有鉛、錫與銻。因為活字合金含有鉛等對人體有害的金屬、使用麻煩以及工藝上的不足，在電腦排版流行以後，逐漸銷聲匿跡。

活字印刷術、渾天儀、豆漿，這些都是中國人熟知的發明，不過，有很多韓國人聲稱它們的發明權歸韓國。這不，因為韓國的一本古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本，於是韓國人便聲稱自己是活字印刷術發明的祖先。

韓國學者

韓國學者敢於宣稱“起源國”在於有“活字實物”、“印刷物文物”兩手證據。

一手證據是《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下稱《直指》）。韓國駐華使館官方網站稱：2001年6月，《直指》終於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韓國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為《直指》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

另外一手是他們根據《夢溪筆談》的記載對畢升的泥活字進行了還原，發現了“問題”，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韓國學者提出，畢升僅僅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只是一個設想，並沒有付諸實施。

話說《直指》作為韓國金屬活字的“孤證”，受到了超越國寶的尊崇，宣傳攻勢十分了得，前總統金大中親自參加了古印刷博物館的活動，清州市和慶州市有“直指路”、“直指橋”等等——可見，韓國人已經把活字印刷當作發展旅遊業的金字招牌。為了打造這個金字招牌，韓國前後動用了數以億計的金錢——僅僅是2000年的清州國際印刷出版展覽會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開館十周年慶典，韓國政府便投入150億韓元舉辦。

中國專家

在捍衛中國活字印刷發明權方面，中國專家學者紛紛著述，推出數以百計的文章，更撰寫出一系列學術專著，例如張秀民、韓琦的《中國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史金波、雅森。吾守爾的《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鄒毅的《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等等，闡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對“韓國為活字印刷術的祖先”這一論調進行了有力回擊。

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所長肖東發教授更是指出，由於採取了“列印”方式，韓國的金屬活字最初每天僅能印10頁，經過多年改造后達到韓國金屬活字印刷頂峰的“甲寅字”一天也只能印40頁，速度上遠落後於採用“刷印”的中國的泥字、木字及金屬字印刷術。

面對韓國的兩手證據，中國提出了“活字實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發展史”三方面的證據。

依照《夢溪筆談》中的記述，後人完全可以再造畢升當年發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蘇州李瑤、安徽涇縣翟金生用畢升遺法制泥活字證明可行。

而在當代，北京印刷學院課題組在2002年完成了這一工作，對韓國學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來”等質疑作了明確的否定。

該課題組按照《夢溪筆談》“薄如錢唇”的描述製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兩種規格的活字，經專業測試和印刷試驗，不存在“易碎”問題。該課題組介紹，韓國學者製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為太薄或者燒制工藝不成熟。

至於韓國學者質疑“常使活字掉下來”，課題組根據當時配方松香、蜂蠟和紙灰，只要粘藥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著力也不差。課題組認為，韓國學者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由於使用了不良配藥，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葯與畢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對活字的“復活”，出土文物對中國四大發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21世紀初不斷發現比韓國《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寧夏賀蘭山山嘴溝石窟里發現的西夏（1038-1227）文獻甚至詳細記錄了參與印刷各個工序的人員名單。

從印刷發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後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於中國，最晚在唐代已經發明。

孫壽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武威市著名西夏學者、西夏文泥活字專家）通過對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多年的研究后證明了《維摩詰所說經》是泥活字印刷版本，這一學術實踐的研究成功，證明了泥活字印刷術源於中國。對於活字印刷的爭論十分激烈，並由此開過世界的學術會議。而孫壽齡堅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斷，他從武威出土的這件文物認定，中國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為了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根據北宋大科學家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選泥、制料、刻字、燒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飯的土爐子燒制泥活字，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在煙熏火燎中經受了一次次失敗的考驗。最後，從爐灰中用皸裂的雙手扒出了3000多個既難寫又難認的西夏文陶字，又用畢之法摸索印書，終於用自己親手刻出的字印出了《維摩詰所說經》（下卷）。這一成功，以確鑿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