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奕

傅奕(555年～639年)唐初學者。唐相州鄴（今河南安陽）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唐武德初，拜太史丞，遷太史令。進《刻漏新法》行於時。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舊。主張承亂世之後，多有變更。他認為，有隋違天害良，專用嚴刑酷法。殺戮賢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傷弓之鳥而驚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變其舊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改官名，制禮作樂，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須簡約。他以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儒家倫理道德為理論基礎，堅決反對佛教。指斥佛教不講君臣父子之義，對君不忠，對父不孝；游手游食，不從事生產；剃髮易服，逃避賦役；剝削百姓，割截國貯；講妖書邪法，恐嚇愚夫，騙取錢物。百姓通識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詐語。乃追既往罪過，虛求將來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觸犯法律。其身陷刑綱，還在獄中禮佛，口誦佛經，以圖免其罪。

人生死壽夭，本取決於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決定。而佛教徒詐稱，貧富貴賤由佛主宰。這是竊人主之權，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惡果是“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立於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結連房。故它入家則破家、入國則破國。他還用歷史事實揭露佛教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時、無佛教、則君明臣忠、祚年長久。漢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前、有嚴法禁止國人剃髮為僧。萬勒之後、禁令鬆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國。今十萬僧尼、刻繪泥佛、以惑天下、必須禁止。令僧尼自相結為夫婦，生兒育女、十年長養、十年教訓、自可富國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蠶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臨終還告戒其子，《六經》是為名教、宜習之。妖胡之法、勿學也。在佛教盛行唐初，其最先向佛教展開鬥爭，有助於鞏固儒學陣地，發展無神論思想。其思想對後來韓愈等人反佛有很大影響。

傅奕從小博學，聰敏善辯，談吐流暢。他素不信佛，輕視僧尼，別人崇拜佛像，他卻不以為然，認為“石象為磚瓦之用”。隋文帝開皇年間（581年—600年），傅奕在漢王楊諒屬下任儀曹。楊諒欲起兵反叛朝廷時，問傅奕：“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詭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楊諒聽后很不滿意。不久楊諒果然兵敗，傅奕雖然倖免死罪，但也被貶到扶風郡任職。

此時李淵任扶風太守，曾以禮相待傅奕。后李淵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師，拜為太史丞。時任太史令的庾儉因其父庾質曾談論占候，違忤煬帝旨意死於獄中，他以此為鑒戒，並恥以數術進身，遂薦傅奕自代。傅奕遷升太史令后，卻屢次排毀庾儉，而庾儉並不懷恨他，人們都讚揚庾儉仁厚而稱讚傅奕率直。傅奕還贊助唐高祖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號，並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頒行於世。

唐初，國制草創，多因襲隋代舊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舊，認為唐承亂世之後，應當有所變更，遂上《請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敘述了歷史不沿舊制的事例：“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他還認為，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換代，處於撥亂反正之時，官名、律令等仍用隋舊，這正如傷弓之鳥害怕曲木一樣，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定製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鑒於當時弊政，他還具體地提出兩項改革方案：一是裁減官員。他在奏疏中說：“官貴簡約，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張官多不如官少，精減官員，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減輕國家開支與人民負擔。二是減輕刑罰。他在奏疏中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製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鑒。”刑法越來越煩，隋朝更是“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因此他主張應引以為戒，減輕刑罰。他的這兩項建議是符合實際和積極可取的。

當時，有太僕卿張道源也曾建議：“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奸。”文牘繁雜是歷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變現狀，反對這一建議，唯獨傅奕積極贊成。最終由於“為眾沮訾，不得行”。

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鑒於這種情況，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在傅奕看來，只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說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說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歷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傅奕隨同《請廢佛法表》一起上奏的還有“益國利民”十一條，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時，將經書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來，附載於表后，雖非完篇，仍可窺其一斑。

這十一條摘要如下：一是青壯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減損戶口。這是“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請僧尼六十以下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有利於國計民生。二是西域諸國兵員雖少，“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今大唐丁壯僧尼二十多萬，“其結胡法，足得人心”，應防其不測。三是佛教“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請求諸州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並請將寺舍分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規定三萬戶的州設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並銷毀銅鐵像，不得更鑄，以保證泉貨不再損毀，“益國利人，興家多福”。四是讓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蠶無橫死者”，不讓僧尼揮霍浪費。五是禁止僧尼擁有過多的財產，“斷僧尼崌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則“大治、年長”，信佛則“虐政、祚短”。七是建議將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傳。八是視佛經為邪說，稱其為“家鬼”。認為，“佐世治民，惟《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九是“隱（穩）農安近，市廛度中，國富民饒”。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要君主虛心納諫。傅奕所上的“益國利民”十一條，大部分是主張限制佛教的發展，同時也表述他的經國治世的政治見解。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壽夭，由於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權的一方，進一步陳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國家的興衰治亂統統歸之於佛教，顯然是有偏向的，因為他只看到了佛教“亂儒教化”的一面，而對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則視而不見。

傅奕的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詔令百官議論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較多，唯有太僕卿張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張，而中書令蕭瑀帶頭髮難，攻擊傅奕為妄說：“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但傅奕不畏權勢，與蕭瑀唇槍舌劍，激烈論爭。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對，明概在《決對傅奕度佛僧事》中說：“釋迦憫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敦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佛教不僅是為了治天下而產生，而且其功能也並不比儒學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出於釋迦，其揆一也。”傅奕據理反駁說：“禮本事於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蕭瑀被傅奕批駁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最後一合雙手，喃喃地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那麼還有什麼必要排斥佛教呢？於是由傅奕引發的這場爭論終李淵一朝不了了之。

這樣說當然並不意味著博奕的反佛理論沒有產生絲毫影響。當時唐高祖厭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見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認為傅奕的奏疏頗有道理，於是依從奏疏，事實上，由於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以及寺院內部的混亂等，世俗王權在利用佛教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遏制。武德九年(626年)，李淵發布《沙汰僧道詔》，雖不像傅奕建議的那樣徹底廢除佛教，但其整頓、純潔宗教的想法顯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博奕反佛建議的回應。李淵說：“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變，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閫閫，驅策畜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變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萎，有穢嘉苗；類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亂與不潔，不進行整頓與淘汰怎麼行呢？於是李淵決定：“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退，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這就是李淵對傅奕建議的回答。

在玄武門之變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唐高祖把狀交給了李世民。平素“雖究陰陽術數之書，而並不之信”的傅奕卻詭稱天意，顯然在宮廷的政爭中，他是傾向李世民的。一次唐太宗臨朝，曾問傅奕：“佛道玄妙，聖跡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說：“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庄、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

貞觀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學和道家學說，反對佛教，曾撰寫了《老子》2卷、《音義》，並搜集魏晉以來駁斥佛教的言論，撰寫了《高識傳》10卷。臨終時告誡他兒子要學習老、庄之道和周、孔學說。傅奕雖精通陰陽術數之書，但他本人並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從不求醫服藥，任其自然。他為人一向謹慎，“既職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稿，人無知者”。故沒留下來任何著作。傅奕作為中國第一個反佛主義者，對後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例如，李德裕主要從國民經濟立場上反對崇佛。而從理論上闢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論體系來與佛教對抗的則為韓愈和李翱。韓愈著《原道》，主張：“人其人（強迫和尚還俗），火其書（燒去佛經），廬其居（改寺院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著《原性》，提倡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心性論。李翱（字習之）則著《復性書》，主張性本無善無惡，說：“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歟！”主張恢複本性。雖然導源於《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實已受了佛家明心見性說的影響。唯心色彩已較韓愈為濃厚。韓愈自己從感情上深恨佛道，不但從理論上闢佛，還從行動上以死諫迎佛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陝西鳳翔法門寺有一塊佛骨，唐憲宗要把它迎回宮中供奉。韓愈作《諫迎佛骨表》表示反對，提出把視為佛門聖物的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因此而觸怒了憲宗，幾乎喪命，最後被憲宗貶作潮州刺史。韓愈在反佛的同時又辟道，除《原道》並論二氏（佛、道）外，在所作的《李干墓誌銘》文中也極論金丹之害。應該說韓愈的一些主張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正論。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韓、李的思想成為宋初道學的根源，開了理學的先河，是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後來唐朝更是湧現了一批像呂才、劉禹錫、柳宗元這樣反對佛教的唯物論者。

有一個從西域來的和尚，擅長咒術，他念起咒語能讓人立即死去，再念咒語又能讓人活過來。如此的讓人死去活來，轟動了天下，連太宗也感到莫名其妙，就挑選了幾個強壯的騎士來實驗。結果，還真靈。就把這件事情給傅奕說，傅奕斬釘截鐵地說：“這是邪術。我聽說邪不壓正，您讓他來給我念咒語，一定不會成功。”

於是，傅奕和西域高僧咒法大師就在皇帝主持下公開比賽。只見那位高僧念念有辭，再看傅奕是定力深厚，紋絲不動。過了不久，只聽“咕咚”一聲，再看，有人倒地。眾人仔細瞧看，倒地的竟然是那位高僧。他身體僵硬，好象他是被外物擊倒，一直不再復甦。原來他是害怕自己的把戲被揭穿，故意裝死躺下。

從印度來了個婆羅門僧，說自己手裡拿的東西非同一般，是佛齒，至堅至硬，所擊之處，無物可擋。長安的男男女女從四面八方趕來看熱鬧，一時間婆羅門僧這裡門庭若市。當時，傅奕正卧病在床，但強烈的打假鬥志和高度的責任心不容自己坐視不管，就叫自己的兒子來，給孩子說：“我聽說有一種東西叫金剛石，堅硬無比，外物是不能損傷的。這個僧人裝神弄鬼，估計他拿的就是這種東西。但羚羊角能破金剛石，你去試試。”

他的兒子就拿著這個羚羊角去看這個佛齒。見了之後，也像其他人一樣要求試試。僧人胸有成竹地答應了。他拿出羚羊角狠狠地擊打佛齒，結果佛齒是應手而碎，看熱鬧的人也就一鬨而散。

傅奕生平“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其生性豪達，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驀然坐起說：“吾其死矣！”遂為自己作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至此方有墓誌一說，故幼學瓊林中有記載：輓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

《廣弘明集》說傅奕貧賤，先作道士，投僧借貸，僧不肯借，心懷憤恨。唐初來長安，投道士王巋（音虧kuī）。王巋憐其饑寒，留居私宅，待以上賓之禮。三幾天內，傅奕便霸佔王巋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巋兄子為僧，見到私情，告訴王巋。王巋不信，說，傅奕貧士，我收留在宅，敢做這等事么？王巋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氣退歸道觀。

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義》，並輯魏晉以來反佛人物言論，成《高識傳》十卷，均佚。

史載，墓誌首創於傅奕，死前為自己寫的墓誌銘是：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舊唐書·傅奕傳》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高祖為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闢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彩，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臨終戒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嘆，眾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有《老子注》、《老子音義》，並輯魏晉以來反佛人物言論，成《高識傳》十卷，均佚。

傅奕本《老子》

傅奕本《老子》即唐初學者傅奕（公元555～639年）校定的《古本老子》，所謂“古本”，因其乃北齊後主高緯武平五年（公元574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所得，其時代應與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相當。傅奕參考了9家注本進行整理，校訂為《古本篇》，共5556字，與帛書文字有許多類同之處，但體例按通行本，《道經》在《德經》之前。此書現存於正統《道藏》中。傅奕本保存了較多的古句、古語、古字。傅奕本有許多優點，但因其是根據幾箇舊本參校的，這些舊本本身就存在不少訛誤，且傅奕本在流傳過程中，被後人改動的地方也很多，存在訛文、衍文、脫文、倒置的情況，且有些篇次及文章內容也非《老子》原貌。今據帛書《老子》勘校，書中訛誤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