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集

陳亮

南宋思想家、文學家、詩人。字同甫，原名汝能，后改名陳亮，號龍川，人稱龍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屬浙 江）人。年少聰穎，博覽群書，縱論古今，婺州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淳熙五年(1178)詣闕上書論國事。后曾兩次被誣入獄。光宗紹熙四年(1193)策進士，擢為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龍川文集》、《龍川詞》。現存詞70餘首。

陳亮（1143——1194），字同甫，人稱龍川先生。《陳亮集》中有陳亮致朱熹的八封信和朱熹答覆的十五封信，這些書信反映了名震中國思想史的那場朱陳論戰。論戰的主要問題是功利之學與心性之學的分歧。朱熹認為，人首先要在心性修養上有所成就，方能做大事。陳亮則重視在現實中建功立業，認為得建大功業者，必是有德之人。

陳亮對“世之學者”只知“道德性命”“不知事功之為何物”深 不以為然：

“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眾，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德，豈不可哀也哉！”（《又乙已秋書》，《陳亮集》第二九零頁）

“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於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運干序》，《陳亮集》第一七九頁）

“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陳亮集》第二零頁）

陳亮推崇的則是當時“天下盡廢”的“實”學：“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於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雇豈一日忘之哉？”（《酌古論呂蒙》，《陳亮集》第七三頁）生活在南宋的陳亮，極力主張事功有其非常的實際意義的，那就是抗金中興。他曾留下千古名詞：“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陳亮集》第二零六頁）

朱熹當然也自有其道理，他說：“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請求，不亦誤乎？”“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而孟子沒后，而世不復知有此學。”（附《寄陳同甫書》之八，《陳亮集》第三零四頁）

“天理人慾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跡，但返之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最，則其發之愈勇。”（附《寄陳同甫書》之七，《陳亮集》第三零一頁）

“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工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慾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附《寄陳同甫書》之九，《陳亮集》第三零七頁）

“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附《寄陳同甫書》之七，《陳亮集》第三零二頁）

陳亮給朱熹的書從壬寅年寫到丙午年，最終兩人都沒能說服對方，但這應該不會妨礙兩人的相惜之情。在最後的《又丙午秋書》開頭，陳亮寫道：“陸沉至此，如門下之著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為壽之願，……鄙詞一闕，薄致祝讚之誠”（《陳亮集》第二九四頁）。這闕詞已經無法在文集中找到了，且錄一首陳亮在兩人通信后的第二年為朱熹作的賀壽詞：“人物從來少，籬菊為誰黃。去年今日，依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杯酒到虞唐。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為君壽，何許得新腔？”（《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陳亮集》第二零八頁）

朱熹講“返之吾心”的“心性之學”是“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而我也一向認為，“心性之學”確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精義。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親也，從人從二。”“從二”就是心中要裝下兩個人，仁的核心是要為他人著想，就是無私。所以朱熹說：“私慾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孟子承孔子的說法，認為人的“仁”是人心中本有的，只要“反求諸己”、“反身自誠”，就可以從內心去發露“仁”。後世王陽明會通儒釋道三家心性理論之大成，建立了“心學”體系，他說：“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

到了近現代，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人在1958年發表了新儒家的綱領性文章《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高度肯定了“心性之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文中說：“心性之學，正為中國學術思想之核心。”“中國之學術文化，當以心性之學為其本源。”（藏書《新儒家思想史》第六三七頁）

諸葛亮的《誡子書》其實講的也就是“心性之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藏書《諸葛亮集》第二八頁）君子修養需要內心的寧靜，散漫浮躁是不能陶冶心性的。

使人深省的是，特別講究明心見性的南師，又在心性學問之上，特為學人指出兩重境界向上一路，不但使我輩仰其高風，更使人深思學問之無盡意。發明心性是為學為人的基礎，在此之上還鬚髮大乘心，要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濟世精神。當然建立功業的目的不是為自己，南師常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先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再深一層，“如其不遇，沒身而已”，要知道“道足高”才是中國文化人的真正理想。而這一切，都要靠心性之學作基礎。心性之學有成，天上人間方得任意寄居，入世即為大英雄，出世可做真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