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傳奇

愛情傳奇小說起始於唐代，興盛於唐代，也衰落於唐代，兩宋之後幾近絕跡，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有很多愛情傳奇小說影子，但更偏向於志怪，嚴格意義上說不屬於愛情傳奇小說，其後，古典的愛情傳奇小說正式宣告壽終正寢。

愛情傳奇小說為何在民間長盛不衰，時隔千年，依然令人念念不忘呢？它的魔力何在？

首先，這是由傳奇小說本身性質決定的。傳奇小說內容多傳述奇聞異事，大量記載人間世態，生活氣息濃厚，情節離奇曲折，想象豐富奇特。因是“有意為小說”，而歸趣則在“文采與意想”，所以傳奇作家對各種傳說聞見除藝術加工外，還在其基礎上進行杜撰，亦即有聞加工，無聞虛構，從而使小說所傳之“奇”，成為有意為之之奇、大加渲染髮揮后之奇。

其次，愛情傳奇小說有著與其他小說不同之處：主題上，雖然講述的是愛情故事，但把愛情傳奇小說把愛情賦予了強烈的傳奇色彩，讓人讀後感到新奇獨特；人物上，愛情傳奇小說大都是普通平凡的人物，這些人物沒有脫離實際，沒有高高在上，讀者從人物身上會看到自己的影子；情節上，愛情傳奇小說離奇曲折，想象豐富，而這些情節又是讀者可以期望的，不是虛無縹緲的。

第三，愛情傳奇小說處在言情小說歷史發展的童年期，童年的故事往往令人終生難忘，其講述的故事具有成人愛情童話化。同時，愛情傳奇小說有著自己獨特的素材土壤，這些土壤或根據史實，或根據軼事，或根據傳說……都可在民間追溯到樸素的源頭。

《離魂記》

作者陳玄佑，《離魂記》是傳奇步入興盛期的標誌性作品。該作約產生於大曆末年，寫的是張倩娘為追求自由愛情，衝破封建家庭的阻撓，靈魂離軀體而去，終得與情人結合；后返歸故里，與在閨房病卧數年的倩娘的身軀“翕然而合為一體”。小說運用浪漫手法，幻設奇妙情節，讚揚婚姻自主，譴責背信負約，對自由愛情的主題作了突出的渲染描繪。

《任氏傳》

作者沈既濟，德清（今屬浙江）人，唐德宗時做過史館修撰，《舊唐書》本傳稱他“博通群籍，史筆尤工”。這篇小說可能作於建中二年（781），寫貧士鄭六與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相愛，鄭六妻族的富家公子韋崟知此事後，白日登門，強施暴力，任氏堅拒不從，並責以大義，表現了對愛情忠貞。后鄭六攜任氏赴外地就職，任氏在途中為獵犬所害。小說情節曲折豐富，對任氏形象的刻劃尤為出色，生動地表現了她多情、開朗、機敏、剛烈的個性特徵，與六朝那些簡單粗陋的狐女故事相比，《任氏傳》在使異類人性化、人情化方面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

《柳毅傳》

與前二作相比，李朝威的《柳毅傳》寫人神相戀故事而“風華悲壯”（舊題湯顯祖輯《虞初志》卷二載湯顯祖評語），別具特色。其中男主角柳毅的形象最為豐滿，性格豪俠剛烈，當他於涇陽邂逅遠嫁異地、被逼牧羊的洞庭龍女，得知她的悲慘遭遇后，頓時“氣血俱動”，毅然為之千里傳書。當錢塘君將龍女救歸洞庭、威令柳毅娶她時，柳毅昂然不屈，嚴辭拒絕。其自尊自重的凜然正氣，贏得了龍王的敬佩，並在幾經曲折后，最終與龍女成婚。除柳毅外，小說中其他幾個人物形象也都頗為鮮明生動，如龍女的溫柔、多情和勇於追求自由愛情的堅定、執著，錢塘君的勇猛暴烈和知錯即改，洞庭君的忠厚仁義、疾惡如仇，均給人以深刻印象。要之，《柳毅傳》通過形神兼具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波瀾起伏的情節描寫，將靈怪、俠義、愛情三者成功的結合在一起，展現出奇異浪漫的色彩和清新峻逸的風神，堪稱不可多得的佳作。

《李娃傳》

三大愛情傳奇之一，作者白行簡（776～826），白居易之弟，字知退，元和二年（807）進士及第，后歷任左拾遺、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等職。

《李娃傳》約作於貞元十一年（795），寫滎陽生赴京應試，與名妓李娃相戀，資財耗盡后，被鴇母設計逐出，流浪街頭，做了喪葬店唱輓歌的歌手。一次他與其父滎陽公相遇，痛遭鞭笞，幾至於死；后淪為乞丐，風雪之時為李娃所救，二人同居。在李娃的護理和勉勵下，滎陽生身體恢復，發憤讀書，終於登第為官，李娃也被封為汧國夫人。

這是一篇以大團圓方式結局的作品，因為產生的時代較早，自不可與後來明清戲劇、小說中陳陳相因的大團圓收尾一概而論；但由於作者對這種以滎陽生浪子回頭、其婚姻重新得到封建家庭認可的團圓方式抱著肯定和欣賞的態度，實際上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小說前半部那段背離傳統、感人至深的男女戀情，消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效果。小說的精華在前半部，尤其表現在對李娃形象的塑造上。李娃年僅二十，是一個被人侮辱、身份低賤的妓女，一出場就以妖艷的姿色吸引了滎陽生，並大膽讓滎陽生留宿，“詼諧調笑，無所不至”，表現得溫柔多情。但她深知自己的地位與貴介公子的滎陽生是難以匹配的，所以當滎陽生在妓院盪盡錢財時，她又主動參預了鴇母騙逐滎陽生的行動，儘管她內心深處仍對滎陽生情意綿綿。此後，滎陽生流落街頭、乞討為生，李娃對這位已“枯瘠疥癘，殆非人狀”的昔日情人不禁生出強烈的憐惜之情和愧悔之心，“前抱其頸”，“失聲長慟”，並毅然與鴇母決絕，傾全力照顧、支持滎陽生，使他得以功成名遂。但直到此時，她也沒對滎陽生抱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十分理智地提出分手，給對方以重新選擇婚姻的充分自由。這種過人的清醒、明智、堅強和練達，構成李娃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閃光點。

《鶯鶯傳》

三大愛情傳奇之一，與《李娃傳》的由悲到喜不同，元稹的《鶯鶯傳》由喜到悲，凄婉動人的描寫了鶯鶯與張生相見、相悅、相歡，而以張生的“始亂終棄”作結的愛情悲劇的全過程，細緻地展現了鶯鶯具有鮮明個性特徵和深刻社會內涵的典型性格，塑造了一個衝破封建禮教樊籬、爭取愛情自由的叛逆女性。

故事發生在貞元年間，男主角張生時游蒲州，居普救寺，巧遇暫寓於此的表親崔家母女。其時蒲州發生兵變，張生設法保護了崔家。崔夫人設宴答謝，並命女兒出拜張生。可是她一再拖延，“久之乃至，”既“雙臉銷紅”，又“凝睇怨絕”，一幅羞澀而不情願的模樣，表現出一個名門少女所特有的端莊、嫻靜而又嬌羞、矜持的性格特點。張生驚其美艷，轉託婢女紅娘送去兩首《春詞》逗其心性。鶯鶯當晚即作《明月三五夜》一詩相答，暗約張生在西廂見面；但當張生如約來后，她卻“端服嚴容”，大談了一通“非禮勿動”的道理。這說明鶯鶯具有兩重性格：既有青春的騷動、對愛情的渴望，又在道德禮教的自抑下一再猶豫徘徊。而深入一層來看則可發現，鶯鶯對於被拋棄的結局又是有預感的，她既渴望愛情，又對愛情沒有把握，從而構成了她在行為上的一再矛盾和反覆。一方面，對情愛的渴望導致其禮教之防十分脆弱；另一方面，對結局的擔憂又使她在每次熱情迸發之後表現出對張生的冷淡。鶯鶯與張生由相遇到結合的過程，既是一個情、禮衝突最後以情勝禮的過程，也是一個集渴望、擔憂於一體，充滿內心矛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的終點，她恢復了青春少女的本性，主動去找張生，自薦枕席，體驗到了自由戀愛的愉悅。然而接踵而來的打擊，又使她跌入被拋棄的痛苦深淵。張生赴京應考，滯留不歸，鶯鶯雖給張生寄去長書和信物，但張生終與之決絕，並在與友朋談及此事時斥鶯鶯為“必妖於人”的“尤物”，自詡為“善補過者”。傳文末尾對張生這種絕情的展示，於作者或有為張生“文過飾非”之嫌，而在客觀藝術效果上，卻起到了對愛情不專一行為的批判，產生了真正打動人心的悲劇力量。

這篇小說作於貞元二十年（804），其時元稹26歲。因傳中所敘情事與元稹經歷大致吻合，很多人便認為這是元稹的自傳。這種看法是不妥的，因為傳中既已託名張生，便有虛構成分，而且傳中諸多精湛的心理、細節描寫都早已具有高於現實的藝術美，鶯鶯則被刻劃得“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趙令畤《侯鯖錄》），所以只有把它作為真正的文學創作來理解，才不致於損害它審美價值，縮小它的思想意義。

《霍小玉傳》

三大愛情傳奇之一，《霍小玉傳》是繼《鶯鶯傳》之後的又一部愛情悲劇，也是中唐傳奇的壓卷之作。作者蔣防，字子微，義興（今江蘇宜興）人，長慶年間歷任右補闕、司封員外郎，加知制誥，后被貶遷汀州、連州、袁州等地，約卒於大和年間。蔣防善詩文，但他之所以留名於文學史，卻主要緣於《霍小玉傳》這篇傑作。

小說中的霍小玉是作者描寫最生動、最有光彩的人物形象，她原為霍王之女，只因其母是霍王侍婢，地位低下，小玉終被眾兄弟趕出王府，淪為妓女。她與出身名門望族的隴西才子李益歡會之初，即已從以往的遭遇預感到自己“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命運，因此“極歡之際，不覺悲至”，只求與李益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後任他“妙選高門，以諧秦晉”，自己則甘願出家為尼。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粉碎了她的幻想，使她連這樣一點微小的希望也難以實現。曾發誓要與小玉“死生以之”的李益一回到家就背信棄約，選聘甲族盧氏為妻。小玉相思成疾，百般設法以求一見，李益總是避不見面。最後一黃衫豪士“怒生之薄行”，將李益強拉到小玉處，小玉悲憤交集，怒斥李益：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弦管，從此永休。征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這段義正詞嚴的血淚控訴和強烈的復仇意緒，表現了一個備受欺凌的弱女子臨終前最大程度的憤怒和反抗。至此，小玉性格中的溫柔多情、清醒冷靜已為堅韌剛烈所取代，但這堅韌剛烈中卻滲透了無比的凄怨。小說寫她說完這段話后，“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這是悲劇的終點，也是悲劇的高潮，它展示給人們的，不只是一個多情女子的香銷玉殞，不只是李益之流的卑鄙無恥，而且是整個封建等級制度的醜惡和封建禮教的殘酷。

這是一篇妙於敘述和描寫的優秀作品，作者善於選擇能反映人物性格和心態的典型場景，用飽含感情色彩的語言加以精細的描寫和刻劃，從李益與霍小玉的初會、兩次立誓到李的背約、二人的最後相見，無不婉曲深細，妙筆傳神。即使對李益這一負心人物，作者也沒作簡單化處理，而是通過對具體情事的敘述描寫，著力於揭示他在個人意志和家長權威對立中的內心矛盾和痛苦，寫出他由重情到薄情、絕情，絕情后仍復有情的兩重性格，既令人感到真實可信，又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此外，小說在語言的運用、氣氛的渲染、枝節的穿插等方面都頗有獨到之處，誠如明人胡應麟所說：“唐人小說紀閨閣事，綽有情致，此篇尤為唐人最精彩之傳，故傳誦弗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