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

“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海派文化，體現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海派文化就是尊重多元化、個性，兼顧個人和社會利益，以契約精神為主導的理性的、隨和的、較成熟的商業文化。

首先是尊重多元。在上海，你會體會到人和人之間的多元化。比如一個團體內有很多爭鋒相對觀點都能夠和諧相處。因為人本來就是多元化的。這使得個人在不同的方面發展，組成一個更強大的社會。一個人只要不影響他人，就可以干自己喜歡的事情。不能因為別人與自己不同，而去排斥。因為，君子和而不同。

其次是入鄉隨俗。上海人到了隨便那個地方，都會尊重當地文化。比如上海人以前三線建設，現在外省上學就業都會主動去了解當地文化，至少做到不排斥。而留在家鄉的，很多外地的文化也能被當地人吸納。比如我們認可普通話，並把普通話學的很標準。

第三是個人。上海非常尊重個人。個人的言行舉止，只要不影響他人，都是能夠得到理解和尊重的。雖然很多做法我不理解不同意，但是我能夠尊重。每個人都能夠向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去發展，而不受到干涉。

第四是人生觀。上海人多數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金錢非常重要，但是人生也有更多的精神領域。在精神領域找到自己的空間，然後朝著自己喜歡的事業去奮鬥。因為，精神領域比物質領域廣闊的多。比如有人喜歡研究天文，有人喜歡鋼琴。會享受人生。

第五是社會道德。上海人比較遵守社會規則和社會道德。坐地鐵不能吃東西就不吃，國家倡導少生孩子就少生，學普通話就學。中國絕大多數規則都是合理的，所以我們更多的是應該遵守。

第六是社會責任感。上海人有社會責任感。比如地鐵中的一些老人，有時候看不慣不文明行為會管一管。再比如上海人自發組成了家鄉文化保護的團隊，吳語保護的團隊。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環境中，這是我的家鄉，我的祖國，我要好好愛護。看到上海的髒亂差，也有很多市民在網路上批評，並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影響社會。江南人的責任感是有歷史傳統的。明末蘇州在沒有災荒，溫飽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市民居然也能參與政治，反對魏忠賢，不惜犧牲自己生命。

第七是理性。上海人的理性體現在對事情的判斷力和洞察力。我們更喜歡這個現象到底是什麼，至於結論到底符不符合所謂的“譜”沒有關係。比如愛國，我們做不到去砸日本車，燒日本店。我們不會隨外界忽悠，隨大流。比如一個小區缺網吧我們就開網吧，缺水果店我們就開水果店。大家和諧相處。

第八是成熟。成熟是人由於理性，對事物有了正確的判斷推理，有一定經驗，包括對歷史有一定了解之後，由內而外的成熟。成熟也是自我的發現，獨特個性的形成。為人處事講理、不暴躁。因為和氣生福，沒有必要衝動。

第九就是求真不講面子。上海人不喜歡虛假的一套，也不屑去裝。很多時候毫不避諱地說明，某某我吃虧了。出現利益衝突，大家都擺在檯面上談，不是去迴避、撒謊。包括地域衝突，也是在網上大量指出問題的所在。因為真實的反應真相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我們喜歡赤裸裸的真實，不喜歡美麗的謊言。明明不是這樣的，卻這麼說糊弄過去，很讓人反感。

第十是利益分配合理。上海人不喜歡占別人的便宜，當然也不喜歡別人占自己的便宜。利益大家互不侵犯。親兄弟明算賬。這樣實際上反而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海人明白的講利益，因為人本來就是趨利的動物。

十一是契約精神。上海人普遍講契約。契約不單單是個人誠信，而且是人和人之間的自由、平等。一切都是利益交換，交換使得各自的利益得到無形中增長。契約精神又促進了社會的平等。大家在平等的社會中用自己的能力來獲得財富。

十二是商業文化。商業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遵守法律，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江南商業社會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文化。人際交往、利益分配、人與社會、個性發展都有了自己一套的行事風格。

十三是隨和。上海人有句話叫做，和氣生財。隨和的性格，包容一切，找到各種合理的因素以吸納，完善自己。只要不侵害自己的核心利益，上海人不樂意和別人發生衝突。因為衝突都會損失。人和人之間很多衝突都是傲慢與偏見造成的。

十四是妥協。生活中很多事情需要妥協，比如利益。退一步海闊天空。因為社會有無數個人組成。你的利益需要尊重，別人也需要尊重。然後大家找一個平衡點。當然這裡邊也需要對方的妥協。

十五是審美觀。上海人的審美觀就是清靜淡雅，不喜歡大紅大綠大吵大鬧等重口味。上海人的服飾的清新，飯菜的香甜清淡，建築粉牆黛瓦。說話細聲細氣，不喜歡打擾他人。

十六是形象。上海人多數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服飾得體、談吐得體。符合現代禮儀。

正是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中造就了中西並存、中外合璧、藝術交融、風格獨特的“世界建築博覽會”。

正是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中形成了本鄉本土的“申曲”（滬劇）與越劇、崑曲、評彈等地方戲，以及來自域外的話劇、芭蕾舞等百花爭妍的“大聯袂”。

正是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中由鄉土氣息濃烈的“紫竹調”，吹來了喜氣洋洋的“廣東音樂”、喧騰激越的“歡慶鑼鼓”、迴腸盪氣的“二泉映月”，以及來自歐美的交響樂、銅管樂、管弦樂；

上海人稱的本幫菜指的是上海本地風味的菜肴，特色可有用濃油赤醬（油多味濃、糖重、色艷）概括。常用的烹調方法以紅燒、煨、糖為主，品味咸中帶甜，油而不膩。此外，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中不但薈萃了展示域內川、粵、京、魯、淮揚等地特色菜系、傳統名點和茶酒文化的館堂樓肆，而且匯聚起散發著歐美情調、各國風味的西餐館、咖啡廳；上海的民俗文化，正是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中不僅保存並革新著傳統節慶、吉凶禮俗、民間藝技、武術健身、收藏集古等彰顯中華特色的文化，而且吸納並發展著隨歐風而來的交際禮儀、歌舞娛樂、體育競技、服飾飲食、婚喪嫁娶等異域風情……

在許多人眼中，上海是一個海納百川的城市，它不斷吸納著來自全球最新最時尚的元素，充實著自己中西合璧的文化，偶爾，這一大熔爐會被認為缺失自己的傳統。事實上，上海的居家文化是傳遞上海特色最有利的見證。史龍天以一名新上海人的身份與我們分享了他在上海的居住心得：“在上海，我和中國同事一起過春節，或是去他們家做客，看到過許多上海的居家文化，80、90后對居家有許多新的概念和理解，現在，這些概念還在不斷變化。和外國人一樣，他們喜歡有自己的想法，主張自己的經驗，這讓上海的居家文化越來越多元化，混合化。”正如史龍天所說，上海的傳統文化是從各種外來文化中精鍊出最值得借鑒的那部分，揉和傳承下來，便成了今天上海人引以為豪的海派文化。

對於一名老外來說，上海的居家文化即時尚又環保，有著和全球接軌的先進居住科技，同時又融合了與自然親近的習俗。“在美國的時候，我們習慣用烘乾機，在上海，我已經習慣了衣服在自然的狀態下曬乾，這是一種非常環保的習慣。我的美國朋友很驚訝我的做法，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習慣。”史說。

伴隨著海派居家文化的發展，衣食住行都深受影響，為滿足愛家愛生活、中高端消費族群的健康家庭休閑需求，代表新商業文明時代海派生活方式的居家休閑服飾也應運而生，而開創這一居家文化的服飾領導品牌“居風服飾”更是颳起了一陣猛烈的海派居家文化風潮。和傳統的居家文化相比，它不僅僅局限於睡衣、內衣等品類，而是把休閑、運動等類型服飾納入到居家生活中，更能體現海派文化的海納百川，滿足更多人群的需求。

在全球文化打通互溶的今天，居家文化也日趨一體化。通過上海海派文化將新鮮的居家理念帶入中國，中國當代的居家文化必將向著更深厚、豐富的方向發展。

談及海派文學，首先要談一談海派的概念。海派是與京派對立的，最初這兩個名詞是沈從文在上世紀30年代挑起的一場文學爭論中提出的，上世紀30年代寫實小說和抒情小說流派基本上分別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應該是指活躍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

廣義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躍在上海的作家派別，包括左翼文學、新感覺派文學、鴛鴦蝴蝶派；狹義的話，就只指鴛鴦蝴蝶派。

都市文化意識

1.書寫與都市對話中的焦慮的情緒體驗、憂鬱感。

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對於傳統生活方式來說，是座精神孤島；

同時都市機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拋入急駛的軌道，隨時要倒下來的感覺。

2.漂泊感

切斷了舊有聯繫的新型都市人物，沒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於是成了無根的不安寧的遊魂，漂蕩在十里洋場。海派小說里傳達的漂泊情緒反應出他們與革命主潮、傳統文明脫節，找不到自己生存位置，在夾縫中艱難求生的境況。

市民文化意識

1.題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

2.價值取向：享樂式個人主義價值觀與市民意識相契合。

3.思維方式上強調實用理性。

文人文化意識

1.兩個主要特點為非純粹性、差異性大。

2.差異性可分為三種：閑適型、批判型、哲理型。

海派文人在大時代的變革中發現自己是小人物並且認同這一身分，同時又不能找到人生的理想支點，重獲文化英雄身份，所以他們在商業社會面前呈現話語失落。

發展歷程

五四新文學

五四新文學發動以來，海派小說的傳統一度受到打擊，新文學發起者對上海作家竭盡嘲諷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創造社發跡於上海，劉半農教授就嘲笑他為“上海灘的詩人”；到了魯迅來概括上海文人時就乾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錘而定音。其實在北京的文人中，劉半農和魯迅都是來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

就在陣陣討伐聲中，一種新的海派小說出現了，那就是創作社的主將郁達夫的小說。郁在日本留學時期開始創作，他的憂鬱、孤獨、自戕都染上世紀末的國際症侯，與本土文化沒有直接的影響。郁達夫對上海沒有好感，對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態度，但這種批判精神使他寫出一篇與上海有密切關係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這部作品依然未脫舊傳統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變化，男的成為一個流浪型的現代知識分子，女的則是一個上海香煙廠的女工，也許是從農村來城市打工的外來妹。

郁達夫筆下的流浪知識分子還不具備自覺的革命意識，他與女工對社會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樸素的正義與反抗的立場上。但是隨著20年代大革命風起雲湧，革命意識越來越成為市民們所關心的主題，不但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被卷進去，而且還成為民眾意識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樣一座有著龐大工人隊伍的城市裡，革命風雲不可避免地從此而起。在新文學發展到“革命文學”階段里，上海的作家們沿著郁達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創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學，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在這個城市裡浪漫成性，不斷吸引著摩登熱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愛情”的活報劇。依然是糾纏不清的多角戀愛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現代版的情慾尖叫，丁玲、蔣光慈、巴金、潘漢年、葉靈鳳等時髦的作家無不以上海為題材，創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學。

30年代海派文學

30年代的文學史是兩種海派文學傳統同時得到充分發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新感覺派”作家的作品；後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強調的是，兩者雖然代表了海派文學的不同傾向，但在許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開的。比如關於現代性的刻畫也是《子夜》的藝術特色之一，現代性使小說充滿動感，封建殭屍似的吳老太爺剛到上海就被“現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極具象徵性的細節。同樣，在新感覺派作品里，階級意識有時與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惡之花”結合為一體，如穆時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總會裡的五個人》等許多小說里關於貧富對照的細節描寫就是明顯的例子。

現代海派文學

茅盾的《子夜》：《子夜》描寫的上海的民族資本家與外國財團利益的鬥爭細節及其場所（如喪事與跳舞、交際花的間諜戰、太太客廳的隱私、交易所里的戰爭、賓館的豪華包房、麗娃河上的狂歡以及種種情色描寫），體現的是典型的繁華與靡爛同體模式結構。茅盾以留學德國的資本家來代替流浪知識分子，以周旋於闊人之間的交際花代替舊式妓女，其間展開的情色故事從心理到場面都要遠遠高於一般的海派小說。只是作家為了突出左翼的批判立場，才不顧自己對工人生活的不熟悉，特意安排了工人罷工鬥爭和共產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章節，但這方面他寫得並不成功。所以，從本質上說《子夜》只是一部站在左翼立場上揭示現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小說。

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其生活觀照態度歸結為單純和全然，又將這種單純和全然的風格與現代都市的人為造作文化聯繫起來，構成半殖民地上海的獨特的風景線，可以說是對劉吶鷗為代表的海派文學最傳神的寫照。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如果說30年代是新感覺派與左翼文化把海派文學的兩個傳統推向頂峰的年代，那麼，40年代的海派小說在忍辱負重中達到了成熟與完美。由於上海是一個中西文化不斷衝撞的開放型的城市，也由於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基本上是一個歐化的傳統，所以海派小說的主人公主要是與“西方”密切相關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消費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說里只是作為消極的市儈形象而出現。在40年代大紫大紅的張愛玲，是一個深受五四新文學教育長大的女作家，但她一開始創作就有意識地擺脫新文學的西化腔，自覺在傳統民間文學里尋找自己的發展可能。上海這樣一種移民城市，它的許多文化現象都是隨著移民文化逐漸形成的，它本身沒有現成的文化傳統，只能是綜合了各種破碎的本土的民間文化。與農村民間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態出現的，只是深藏於各類都市居民的記憶當中，形成一種虛擬性的文化記憶，因而都市民間必然是個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張愛玲對都市現代性的靡爛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並消解了兩種海派的傳統，獨創了以都市民間文化為主體的海派小說的美學。

當代海派文學

余秋雨：以歷史文化散文而名世。

他憑藉自己豐厚的文史知識功底，優美的文辭，引領讀者泛舟於千年文明長河之中。首部散文集《文化苦旅》依仗著作者淵博的文學和史學功底，豐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藝術表現力所寫下的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國文化巨大的內涵，而且也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的範例。

三盅：作品多為現實題材小說。

反映社會與家庭倫理，深刻演繹新時代、新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正發生著微妙轉變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變遷，具有厚重的人文思想，重視傳統，尊重人性，體現人文關懷，敬畏義理之天，極力宣揚信仰對構建良性社會秩序的靈魂作用。長篇都市小說多為描寫金融危機背景下，中產階層的脆弱與失落，新貴階層的誕生與崛起，及在普遍社會投機心理的驅使下，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劇。

海派文化，是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基礎上，融匯吳越文化等中國其它地域文化的精華，吸納消化一些外國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創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海派文化，其特點是：吸納百川，善於揚棄，追求卓越，勇於創新。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具有開放性，創造性，揚棄性和多元性。

海派文化姓海，表現在海納百川，熔鑄中西，為我所用，化腐朽為神奇，創風氣之先。還表現在不閉關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絕先進，不排斥時尚。

吸納不等於照搬照抄，也不是重複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創新精神，洋溢著創造的活力。當年的海派京劇開創了連台本戲，機關布景是創新，如今的《曹操與楊修》也是創新，金茂大廈是在建築文化方面的創新。

百川歸海，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尤其在被動開放時期，在租界里，以及主動開放初期，百廢待興的形勢之下，有些飢不擇食，來者不拒，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及時地提出這時特別需要清醒地辨別，有選擇地有區別地對待，避免盲目和盲從。

海派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樣，是複雜的共同體，不應該要求它純之又純，單一就不成其海派文化了。雅與俗，洋與土，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以致先進與落後，甚至低級，庸俗，黃色，反動文化也有可能混雜其間，特別需要清醒地區別對待。

1843年上海開埠以前，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吳越文化，就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礎，開始孕育了海派文化。此時，江浙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商業社會。商業社會的特點就是開放、多元和隨和。吳越文化包容了國內外的先進技術、理念和人際關係，在開埠之後，這些先進的事物迅速被當地人接受，並且與當地的吳越文化融合，形成海派文化。

1843-1949年期間，特別是19世紀30、40年代，以吳越民係為主的大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長。

這又可以分為兩段：1949-1965年間，建國以後，定都北京，商務印書館等文化單位遷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葉聖陶、夏衍、曹禺為代表的上海文壇驍將率隊陸續遷居北京，上海在電影等方面不再是中國的文化中心。這是很正常的轉移，上海雖然不再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礎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電影、小說在全國的影響還是很大。這也給海派文化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個中國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罄竹難書。

1976年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浩劫，開始拔亂反正，在全中國範圍對“文革”進行反思，進行平反冤假錯案，逐步恢復正常的文化活動。

上海以話劇《於無聲處》和小說《傷痕》為起點，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海派文化開始新的繁榮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再次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煥發了青春，充滿了活力，健康地發展，在新的基礎上正在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