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

吳越文化，是無法分開的。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吳越本屬一家人，幾千年來，彼此生活在同一區域之內，沒有地理上的隔閡，大家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彼此相同，而且同屬一個民系，血統相同，當然難分彼此了。惟一例外，就是在政治上經常會分分合合，只是如此而已。當然，由於幾千年來的政治紛爭，每每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動（如西晉滅亡，北方士族與難民之南下；北宋滅亡，也有類似情形），這時候，會帶來某些“外來文化”，如“中原文化”，“齊魯文化”等等，交互融會的結果，文化內涵將更為豐富，或許可以稱之為混合文化，實際上就是“江南文化”。

第一期——1993年發現的南京湯山直立猿人化石表明，江南地區早在35萬年前就有古人類在此活動。距今六七千年前後，大江南北進入新石器時代興盛階段。據初步調查，江蘇及相鄰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約有上千處，其中有蘇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生活在江南地區的新石器遺址的主人，後來成為百越和吳的先民。吳越既是古代的國別，也是民族共同體。具體來說，它指春秋時建立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句吳、于越二國。

先民文化

斷髮文身：吳越文化有其鮮明的標誌形式，如舟揖、農耕、印紋硬陶、土墩墓、懸棺葬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斷髮文身，尤其是斷髮文身，因事關族群的標誌和象徵，先秦典籍多有記載。《史記·吳世家》說太伯、仲雍居於句吳，“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左傳》哀公七年說：仲雍在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穀梁傳》哀公十三年說：“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戰國策·趙策》中記有：“黑齒雕題，鰻冠林縫，大吳之國也。”《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漢書·地理志》也有相同記載，但卻對斷髮文身之俗增加了功能解釋。《淮南子·泰族訓》對文身的解說是“劑肌膚，饞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另外，《說苑》、《墨子》、《韓非子》、《禮記》等書中都有類似習俗的記載，可見斷髮文身是吳越族群的鮮明標誌。在大港北山頂3處土墩墓發掘出土文物百餘件，發現反映勾吳“斷髮文身”習俗的實物形象。

干欄式建築：這類“干欄式建築”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濕熱多雨的地區，是一種底部栽以豎立的木樁使得居住面高離地面的木構建築，上層住人，納涼、防潮、可避毒蟲禽獸，下層或圈養牲畜。在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有發現，如浙江的錢山漾、桐鄉羅家角、江蘇丹陽香草河、吳興梅堰等遺址都有此類房子出土。

龍舟競渡：據考古發現，早在7000年前，吳越先民已用獨木刳成木舟，並加上木槳划舟。《淮南子·齊俗訓》中有“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的記載。中國古代南方水網地區人們常以舟代步，以舟為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人們在捕捉魚蝦的勞作中，攀比漁獲的多寡，休閑時又相約划船競速，寓娛樂於勞動、生產及閑暇中，這是遠古時競渡的雛形。

稻作：根據近代考古學的證據，水稻就是南方的古越人最先馴化。蘇州草鞋山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有灌溉系統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連同常州圩墩、高郵龍虯庄、崑山少卿山、溧陽神墩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為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

先秦時期古籍對長江以南沿海一帶地區的部族，常統稱為“越”，文獻上也稱之為百越、諸越。蘇南、浙北一帶被稱“吳越”。周太王的兒子泰伯和仲雍為讓父王實現滅商的願望，把王位繼承權主動讓給弟弟季歷，帶著親族來到蘇南地區的無錫、常熟一帶，建立勾吳王國。泰伯、仲雍“斷髮文身”，接受當地習俗，主動融入當地社會，並把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到當地，於是上千小部族，自願歸附於泰伯。“泰伯奔吳”，無疑是一次中原文化與東南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對長江下游地區的開發有著重大的意義。吳越既是古代的國別，也是民族共同體。具體來說，它指春秋時建立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句吳、于越二國。

《史記》言吳、越皆古國，吳為周太王長子太伯之後（但當時人群都是古吳越人），越為夏少康庶子之裔。吳居蘇南，都於吳（蘇州），越居今浙北，都會稽（今紹興），二國王室皆華夏之裔，然其人民，則為越族。其語言與華夏迥異，必“待譯而後通”（《鹽鐵論·相刺》）。然吳、越人民的語言則相同。吳子胥、范蠡、大夫種，均言吳、越不但語言相同，而且其風習亦相同。但其與華夏則大不相同。

和“古越族”相關的最早文字記錄涉及“于越”，于越是春秋時期之越國的前身，最早在商朝的時候就已經存在，雖然沒有參加武王伐紂，但至少曾經北上當周成王的賓客。該國傳至勾踐 的時候，他試著向北擴張，曾經沿著江蘇的海岸北上膠州灣。古越族和漢族早期的關係主要在貿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以交換北方的絲帛和手工產品。

春秋末期的吳越時代。據史書所載，吳國於紀元前12世紀的商朝末年由泰伯立國，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史書並無吳國活動的紀錄。直到紀元前6世紀后。吳國才有確切年代可尋。到了紀元前514至496年吳王闔閭時代，吳國得到楚臣伍子胥及齊國孫武子的輔佐，大敗楚齊，成為南方一霸。日後還揮軍北上，稱霸中原。

至於越國的歷史，也是在紀元前6世紀才有較多詳盡的紀錄。當時的楚國，採用“聯越制吳”政策，使吳越相互攻伐。當時，名震一時的吳王闔閭，在一次伐越之戰中受傷而死，臨終之際，囑其子夫差報仇。夫差不辱父命，日後果然征服了越王勾踐，然後揮軍北上，爭霸中原。接下來，是越王勾踐“卧薪嘗膽，志切復仇”，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後消滅吳國。逼得夫差自殺。越王勾踐隨之亦稱霸中原。這一段動人的歷史，史書有十分精彩的記述。這時出現在吳越歷史舞台上的，有一連串名垂千古的英雄與美人，包括闔閭、夫差、伍子胥、孫武子、勾踐、文種、范蠡與西施等等。這段歷史，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家喻戶曉。

至於在文化方面，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在後世產生了強烈影響，這個人便是越王勾踐的宰相范蠡。沒有范蠡的輔佐，勾踐可能報不了夫差之仇。但在滅吳之後，范蠡卻飄然遠隱，浮海至山東經營生意去了。他定居于山東的陶，後世稱他為陶朱公。范蠡臨走時寫信給另一位大臣文種，認為勾踐這個人，“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勸文種一起引退。文種不退，日後果然被勾踐所殺。范蠡當時創造了一種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良好模式，那就是“功成身退”。唐朝大詩人李白說：“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多隕身”，他所舉的例子，就是伍子胥、屈原、李斯、陸機、陸雲兄弟等的不幸遭遇。直到近代，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便解甲歸農，樹立了“功成身退”的又一典範？論籍貫，范蠡是河南人，那也許該說是一種混合文化吧。

第二期——三國時期。當時的東吳，真是人才輩出，無論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現，顯示出極高的文化水平。當時的著名人物，如孫權、周瑜、魯肅、諸葛瑾、呂蒙、陸遜、陸抗、陸機韻祖孫三代，再加上丞相張昭、顧雍等等，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特別要指出的幾位是：名將陸遜、陸抗父子在軍事上的成就，陸機、陸杭兄弟在文學上的成就，以及丞相顧雍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現，對後世都有深遠影響。這些人，並非都是吳越本地人．可謂是一種江南文化雛形。

第三期——東晉時代，自晉元帝在江左建立東晉政權．他身邊的大臣，如王導等等，都是北方世族。不過，以南方的吳越為主要基地，力抗侵華外族．完整地保留與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例如，當時，“高卧東山”的名士謝安，就住在紹興旁邊的上虞。一位退隱於山林的名士，一旦出山，卻能打一場轟轟烈烈的淝水之戰，保住了東南半壁江山，真令人敬佩。又如書聖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在書法上的成就，可謂冠絕古今。至於謝靈運家族在詩詞上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都佔有相當的地位，連李白都深致其敬慕之情。可見王、謝子弟不僅會打淝水之戰，還有文採風流的一面。他們的祖籍都不在吳越，不過，卻成長或出生於吳越，他們的輝煌成就，也許可說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所謂“魏晉風流”，即江南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曾大放異彩

第四期——五代十國的吳越時期。如前所述，在唐末由 錢鏐（Liú，音同“留”）建立的吳越國，一直保持自己的國號，直至錢弘俶時代，和平歸順宋太祖，子孫得以永享福澤，以平順收場。

第五期——南宋時期。如果從北宋算起，那麼，有一位出身蘇州的歷史名人范文正公（范仲淹），絕對不能被忽略。范仲淹不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大文學家。試讀他的《岳陽樓記》，他的文學才華，真足以使你靈魂震動。尤其是他所作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足以讓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為不朽人物。

南宋的陸遊，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是紹興人，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代表者。不過，他長期在蜀中仕宦，熱愛蜀中風土，因此將他的詩作題為“劍南詩稿”，這也許又可說是一種“混合文化”吧？陸遊的名作：“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陸遊的另一首詩，更能表達出他自西蜀返鄉的複雜心情。他長期居蜀，後來忽奉詔返京。“京”在何處？在他的故鄉臨安（杭州）。這時他倒有點不安了，一方面，他捨不得離開久居的成都，再則他久別故鄉，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恐怕回去認不得幾位親友了。且看這首《南鄉子》：歸夢寄吳槽，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系纜，斜陽，煙樹參差認武昌。愁須點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少，凄涼，卻恐他鄉勝故鄉！這首詞，對心理的刻畫，細緻入微，“全詞意境幽美，景色如畫，委婉清麗，含凄無限”。在今日．住在台灣的“外省第二代”，不少人也有此感觸。

南宋另一位大詩人林逋（林和靖先生），杭州人．長期隱居在西湖孤山，與大自然為伍，不問世事。“妻梅子鶴”，傳為千古美談。他的詞，婉約清麗，風格淡遠，真可謂“文如其人”。他的那首《長相思》詞，將送行婦女的無限幽怨，融人大啟然景色之中，真是何等風致。這是“江南文化”中最為動人的一面。

第六期——近代與現代。如前所述，無論在近代的政治革命與思想文化的革新方面，南方都是火車頭，帶動中國人民前進，創造了一個使全球震驚的新時代，而江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幾乎是關鍵性的，這隻要看上海、蘇州、杭州在這一百多年的變化就夠了。

蘇杭，指蘇州、杭州，代表江南，為國人稱道。

王國維與魯迅。王國維是浙江海寧人，魯迅是浙江紹興人，都出自吳越。王國維不僅是史學大師，同時又是文學批評的大師。他對甲骨文的研究，成績相當傑出。他在文學批評方面，雖然只有一本薄薄的《人間詞話》，卻是不朽的名作。魯迅是一位無畏的戰士，要為喚起中國沉睡的靈魂大聲“吶喊”，決不退縮。

江南文化，構成中國歷史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有人能從中國古代浩瀚的典籍之中如二十四史去整理出屬於吳越部分的資料來，內容一定非常可觀。

吳越文化地域空間：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蘇南部，及皖南贛東北的小部分。

吳越文化、海派文化、吳文化、越文化

無論吳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長三角文化，人們大多首先注目於對其空間概念的把握。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吳地文化”、“越地文化”這類地域文化概念，應當是確切的，開展相應的精緻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經出現過將吳越文化等同於江浙文化的認識，也出現過將“吳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現象，其原因在於受行政區劃的束縛，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如果按行政區劃因素細分。可以分為蘇南文化，上海文化，杭嘉湖文化，寧紹文化，金衢文化等等。

回眸歷史發展的長過 程，“吳文化”和“越文化”“同俗並土、同氣共俗”，逐漸在相互交融、激蕩、流變與集成中形成統一的文化類型。從文化的源流與發展來看，傳統的吳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現今長三角文化的淵藪和根基，後者則是前者的延續與新生。這些為進一步把握吳越文化的內涵、特質及其價值取向，並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推進文化整合，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依據。

文化的發展與傳承，絕非諸種文化因子之間單純的“傳”或“遞”，也不是各種傳承方式和路徑的簡單疊加。文化傳承的本質，在於各種文化基因的累積和裂變，在於諸種傳承方式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與相互作用，從而使文化具有流動性、延續性和再生性。

自商末周初起，吳和越兩個國家分別在今天的江、浙地區逐漸形成，並於春秋時期相繼稱霸。這一地區在公元前11世紀“泰伯奔吳”之前，已經達到較高的文明程度。這從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馬家浜文化時期和良渚文化時期的考古發現中可以得到佐證。但在中國文化史上，六朝時期以前產生並存續於江浙地區的吳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種真正具有核心價值理念，具有鮮明的統一性和系統性的文化形態。直到六朝前期，吳越民眾仍以尚武逞勇為風氣。相比中原地區，吳越文化的落後是明顯的。但就總體性狀而言，粗獷中蘊涵精雅，是當時吳越文化的顯著特徵。從這些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春秋吳國大墓的玉器、青銅器中可以看出，吳越人已具有從粗獷中追求精雅的審美心理和實踐創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晉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陰柔特質及其對溫婉、清秀、恬靜的追求，改變了吳越文化的審美取向，逐步給其注入了“士族精神、書生氣質”。南宋直至明清時期，吳越文化愈發向文弱、精緻的方向生長。隨著工商實業的萌芽，吳越文化除陰柔、精細之外，又平添了消費特徵和奢華之習。到清康乾盛世，蘇、杭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天堂，其間不論是經濟、科技、教育，還是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都成為這一文化走向高峰並在全國領先的標示，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進入近代以來，隨著全國經濟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轉移，“海派文化”愈來愈被人們所接受和吸納。建國以後，海派文化雖在特殊境遇中屢經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頑強地傳承和發展。所謂海派文化，絕非專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應當被視為吳越文化在深厚歷史積澱的基礎上，發展到近現代的一種必然結果。它標示的是，以上海為龍頭和軸心的一種文化形態，其覆蓋面應當包含如今的長三角地區，而其影響力則遠遠超越了這一區域的範圍。

改革開放以來，植根於吳越文化傳統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時代精神，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長三角整個區域成為一片充滿生機的熱土，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比翼齊飛，鄉鎮工業異軍突起與小城鎮的興盛，張家港精神、崑山之路、蕭山精神、義烏現象相繼出現，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從這一區域的文化傳承與更新中，就不難找到現實的註腳。隨著浦東開發開放的深度推進，上海作為長三角領頭羊的地位愈加穩固。長三角一體化，不僅是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更是區域文化無障礙互動、共同繁榮的急切呼喚。在這種情勢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為自覺的主動性，不斷實現對自身的超越，從而在更廣闊的歷史舞台上，充分展現其文化的引領、統攝與輻射功能。

早在七千年前，生活在河姆渡一帶的原始先民已經開始種植水稻了，在考古學上，將這種生產活動稱之為稻作經濟。河姆渡遺址屬於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當時的人們，是用一些骨制和木製的工具來翻土種田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工具叫做耜。這也是河姆渡遺址區別於其他同時期遺址的一大特色。

河姆渡遺址中出土的耜有兩種———骨耜和木耜，主要是骨耜，兩期發掘共獲得約200件。它們大多是用大型偶蹄類哺乳動物，如水牛、水鹿和四不像（麋鹿）等動物的肩胛骨製成的。骨耜看上去很像現代的杴或鏟，它的主要用途是翻土、鬆土。根據加工和捆勒的痕迹可知，這種骨耜使用時安裝豎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下面削平，以與骨耜的淺槽吻合，同時在長方形銎和長圓孔兩處捆綁固定。木柄上端做成Y形或T形，是為了操作方便和省力。木耜發現不多，第一次發掘僅在第二文化層出土一件，上端柄部已殘，通體扁薄，如槳葉狀，單面平刃而略寬，耜面正中自上而下鑿有一道淺凹槽，兩側各有一長方形孔。長36厘米，寬16.5厘米，厚1.5厘米。在第二期發掘中，又出土一件連柄的小木耜，是用整塊木料剡成，柄端呈T形，中鑿三角形孔。

天文氣象與河姆渡先民種植水稻也有一定的關係。從河姆渡人種植水稻的過程及水稻遺跡看，耕作技術已比較進步，種植水稻的數量也相當可觀，產量已遠遠不是初級農業階段所能達到的，他們必定已初步掌握了農時、季節的知識。由此，我們可以相信，河姆渡人在長期稻作經驗的基礎上，很可能已初步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天文學知識。

在河姆渡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鹿角，在1400多件鹿科動物的角標本中，僅四不像的角就佔了三分之一強，有550餘件。從保存角環的標本來看，屬自然脫落的有22件，非自然脫落的有92件。在河姆渡遺址28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就出土了如此眾多的四不像角，並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屬非自然脫落的，其中幼年鹿角也不乏其例，這絕不是一種偶然或孤立的現象。

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佈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距今5300-4000年，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浙江良渚而命名。良渚文化玉器，因其數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達到了中國史前玉文化的高峰，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文明的曙光和無限的遐想。

良渚文化分佈於我國長江下游的太湖周邊地區，氣候溫暖濕潤，臨湖面海，河澤山川相間，動植物資源豐富。

良渚玉器在清代已出土很多，當時被認為是“周漢之器”。1935年，何天行先生在餘杭良渚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存，並寫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1936年，浙江省博物館前身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在餘杭良渚進行發掘，並對出土的一批石器和黑陶作了整理報告。之後，五六十年代，又不斷有遺址被發現，良渚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良渚出土三大玉禮器——— 玉琮、玉璧和玉鉞。生活飾品玉器玉梳背、玉璜、玉三叉形器等幾樣玉寶貝頗令人矚目。玉梳背是一種頭飾，上部是10餘厘米寬的趨於扇形的玉片，下部是梳齒。玉璜是半弧形玉片狀，形似半璧。璜是太湖流域代表性的佩玉，塊頭就相對較大，在雞骨白的玉片上，雕刻著美麗的鏤空花紋，顯得質樸光潔。玉璜的兩端被鑽了孔，專門用來系在胸前，或者與玉管、玉珠組合佩戴。玉璜是一種禮儀性的佩飾，每當進行宗教祭祀活動時，玉璜經常與玉管、玉串飾組合成精美的佩飾佩戴在身上，顯示出祭祀人神秘的身份。此外，玉三叉形器，因呈三叉形得名。三叉形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造型最為獨特的器物。有的雕刻著神秘紋飾，蘊涵著深刻的文化內涵，迄今為止僅在良渚文化分佈中心地區的大型墓葬中少量出土，應是良渚社會上層權貴們專有的禮器之一。

西湖文化景觀的形成經歷了近千年的自然與人文歷史的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一方面是因為不同歷史時期大量各領域的社會精英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不間斷地建設與貢獻；另一方面是吳越國、南宋兩代的建都活動以及清代的皇家巡遊欽定“西湖十景”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在西湖周邊湧現、融匯和吸附了與中國傳統的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直接關聯的、或者見證了相關歷史事件的一系列相關文物古迹，使其形成了特有的景觀吸引力和文化魅力。西湖因此成為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文化積澱的風景湖泊景觀，大量豐富精美的歷史文化遺跡點綴在湖山勝景中，形成人文與自然景觀交相輝映的文化景觀，為世界風景湖泊中所罕見。

這些佛塔、寺院、石刻造像、祠廟、道觀、城門遺址、行宮、書樓等類型的文物古迹作為對西湖悠久歷史文化的實物例證，突出顯示了儒、道、釋不同的文化元素以及皇家巡遊、城市變遷等歷史事件對西湖文化景觀的形成與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僅有力地證明了西湖文化景觀文化價值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延續性，還充分展示了西湖文化景觀內涵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以下描述的是與西湖景觀核心價值密切關聯的各類文化史跡。

織綢前，先得煮繭繅絲。這是絲織的重要一環，也是廣大織娘大顯身手的舞台。吳地俗語云：“小滿動三車”。“三車”指絲車（繅絲）、油車（榨油）、田車（車水），都是當時農耕文化的重要標誌。

古代最原始的繅絲方法，是將蠶繭浸在熱水盆中，以手抽絲卷於絲筐。其工具原始簡陋，只有一盆一筐。據史書記載，周代已有較簡單的制絲工具。戰國時有手搖式繅車。到了漢代，產生了類似腳踏式的簡陋繅車。晉代楊泉《蠶賦》云：“皇后親繅三盆……下及兆民，咸趨蠶事。”這段文字說明：當時上至皇后，下至普通村婦都從事織娘工作。唐宋時期，民間手工繅絲普遍由手搖式發展成腳踏式，從而推動了繅絲業的科技進步。唐詩中有“每和煙雨掉繅車”的記載。宋詩中也有“嘔軋繅車雜櫓聲”的記錄。“雜櫓”聲一詞，證明了繅絲業的水鄉地域特徵。

織娘所用的繅車，一般為竹木製成的腳踏繅絲車。其構造通常分為三大部分：煮繭繅絲用的繅台、繞絲用的圓框軸頭以及轉動機構。配合繅絲車，還有其它一些配套工具。主要有：（一）土灶：灶膛內燒柴火，煙囪通向室外。另有可移動的行灶。它用稻草拌和黃泥成瓣狀，然後一圈圈盤疊而上，形成開口的缸式行灶。（二）鐵鍋：用來盛水，有大小不等的型號。（三）轉軸：又稱為絲軸，其支撐為一個木架，兩端的軸嵌在木架上方的凹槽內。腳踩起動板，絲軸就會轉動。（四）出絲機：利用現成的銅錢（外圈內方），將若干股細絲從銅錢孔中穿出，再將絲頭引到絲軸上。（五）繞絲架：蠶絲穿過出絲孔，在絲軸上繞上一圈后，再引至安置在上方的繞絲架上。

繅絲前，每戶織娘都在室內安放好繅絲車。如安放在屋檐下，則搭起遮陽防雨臨時蘆席棚。繅絲時，織女坐在繅車前，兩手不停地整理蠶絲和添加蠶繭，腳下踩動起動板，使絲軸不停轉動。唐代（一說在晉代），已出現宋人所繪《耕織圖》上的花樓提花織機，稱為“花機”。織造時，由兩名織娘配合操作。稱為“挽匠”的織娘坐於機架上的花樓，按口訣牽拉花本而提起經絲。另一名稱為“織匠”的織娘，則隨之“投梭”和“打緯”。這種織機可以織出繪有大型圖案花樣的綢匹。明崇禎《吳縣誌》記載：“蘇州有綾機、絹機、羅機、紗機、綢機”等不同織機，可生產綾、羅、綢、緞等14大類絲織產品。

棉紡織業在絲織業之後產生。宋代，棉花從國外傳入我國中原，後傳入江南太湖流域。舊時用棉花紡紗為家庭手工操作。紡紗的主要器具叫紡車。最早的紡車相當原始簡陋，為手搖式，后改為腳踏式。腳式紡車的底座上，一端安有轉輪，轉輪中間連接一根踏桿。轉輪上安有紡錠。一輪可同時轉動一至三枚紡錠，從而提高勞動效率。

江南文化的中心與代表。

今天不論研究吳越文化，還是海派文化，都必須將其置於長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歷史地發展地把握其主體文脈與核心精神。長三角文化與吳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繼、一路走來，充分展現了歸併和重塑傳統優勢的強大整合力。在當今新形勢下，要使之得到應有的張揚和推進，再造長三角區域文化新的輝煌，對其深刻內涵與精神特質的充分把握就顯得格外重要：

一是，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一方水土涵養一方人文，溯（長）江、環（太）湖、瀕海的“山水形勝”，造就了吳越文化締造者的文化習性與人文精神，註定了這一方文化與生俱來的開放胸懷。今天更要不斷強化這種開放開拓的自覺意識，努力將長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吳越”、“匯通大海”的多元文化體。

二是，聰慧機敏、靈動睿智。吳越文化的創生和傳承，既是優越地理環境的造化，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晶。吳越人民世代相襲的聰明才智，非但賦予錦繡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鑄出由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體現的審美取向和價值認同。重視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風。長三角文化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品位，理當對其予以充分吸納並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三是，經世致用、務實求真。吳越之地商品經濟率先起步，市民階層形成較早，實業傳統、工商精神、務實個性和平民風格等，都是吳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毫無疑義，大力弘揚崇真向善、淳樸平實、誠信守份的精神，正是如今思想文化建設和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面臨的重任。長三角文化的繁榮發展，離不開求實、務實風格的延續。

四是，敢為人先、超越自我。善於創造、勇於創新是吳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這一區域文化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內生動力。只有始終堅持這種永不止息的創新精神，增強突破意識，擺脫狹隘的視域和地域羈絆，才能進一步助推長三角區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實加強先進文化建設、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中，不斷譜寫新的華章。

唐帝國滅亡后，中華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從帝國統治下解脫出來的九州各地人們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被以中原為主導的帝國統治數百年後，吳越大地又建立起了中原之外的獨立政權。吳越國位於今天的浙江及蘇南一帶。從西元886年開始，錢氏家族在這一地區保持了近百年的統治。錢氏父子鼓勵農耕、修築水壩、興佛重教。在當時東亞各國中，吳越國是國運最長久，人民最安寧，經濟最繁榮的國家。而杭州，這個唐帝國統治時期的三等小城，也在這短短几十年間一躍成為十餘萬人家的大都會，被稱為“東南第一州”。

西元10世紀初，唐帝國氣數已盡，各地盜匪猖獗，兵變頻繁，農民起義和民族獨立運動如火如荼。亂世之中，英雄迭出，西元852年一個男嬰在一戶普通的農戶家出生了，誰也沒有想到，幾十年後，正是這個不起眼的男嬰在吳越成就了一番霸業，建立了當時東亞最為富庶安定的吳越國。

杭州，唐帝國時期的一個邊緣支郡，城牆單薄，戰略地位險惡。在杭州剛剛站穩腳跟的錢鏐並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他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修築城牆，擴展版圖，修建堤壩，為杭州的城市發展奠定了安全，穩定、繁榮昌盛的基礎。在錢鏐的領導下，杭州開始了歷史上最初的大規模建設。

在吳越民間建有許多錢王廟、海神廟，直到今天仍是香火不斷，錢王被作為神靈供奉於廟堂，這位人間的吳越國國王在吳越百姓的信仰中，替代了能呼風喚雨的海龍王。

越州，浙東的中心，糧食的重要產地。然而由於鑒湖無人管理，堤壩破敗，百姓常年受水患之苦。錢鏐在位期間重興水利，發動民工修治鑒湖，在吳越國境內到處迴響著興修水利的勞動號子。

1996年的一天，一位杭州的農民為燒磚來到山腳下取土，就是這無心的舉措使得一座錢氏古墓重見天日了。古墓中布滿華麗的彩繪，生動的浮雕，精妙的天文圖象，考古者也發現了秘色青瓷，琳琅美玉。康陵古墓的發掘彷彿揭開了歷史的神秘面紗，一時教人心馳神往，一千年前的吳越盛世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東亞佛教在晚唐帝國時期曾遭受致命性的打擊。唐武宗會昌滅佛，使得佛教在北方几近剷除。然而至今我們都能在吳越地區看到大量同一時期的佛像、佛塔。錢氏家族的尊佛重教使得佛教南下，並終於在吳越國境內重新興盛起來。也使吳越成為著名的“東南佛國”。

西元975年，宋與吳越聯軍攻破南唐首都金陵，南唐滅亡，宋帝國的征服之矛直指吳越。錢俶，吳越的末代國王，他內心矛盾痛苦來到先王陵廟，跪拜以泣，然而為了百姓免遭戰爭之苦，他沒有選擇抵抗，一個安定富饒的吳越國再次被中原政權吞併，繁重的賦稅和殘酷的掠奪隨之降臨在吳越百姓的頭上。錢俶沒有再回來，但吳越人民卻生生不息，從未消亡，他們將永遠生活在東海之濱的這片沃土上。

吳文化、越文化都起源於長三角地區，隨著歷史的演變，吳越文化所蘊涵的內容和精粹，不斷豐富和促進長三角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研究吳越文化，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與關注，對長三角地區乃至其他地區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和諧共存的吳越文化

吳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發展於長三角地區。在古代，吳和越是活動於今長江以南的東南地區的原始居民，是東南地區的百越土著部落的一個分支。百越是我國的一個古老部落，分佈於我國東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廣大地區也有百越的足跡。 “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呂氏春秋·恃君篇》高誘注云：“越有百種”，其中於越、句吳、楊越、閩越、南越、東越、山越、駱越、甌越等，都是越部落中著名的分支。百越支系雖然繁多，但有許多相同之處。吳文化和越文化雖然分別在江浙不同地區，但同屬長江文明的支流，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相互吸納，相互交融。《越絕書》記載說：“吳越為鄰，同俗並土”、“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云：“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經古籍記載和考古證實，可以看出吳越的相同特徵：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於氣候地理都適於稻作生長，水稻種植都成為吳越的主業；二是淡水養殖業相同，由於地處水鄉澤國，有得天獨厚的漁業資源，漁業就成了吳越的經濟重要行業。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養殖業，大概起源於春秋時的吳越”。三是製造工藝相同，吳越都製造幾何印文陶器。從這些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劍”（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和“越王勾踐自乍用劍”（現藏湖北省博物館），其製作工藝水平和風格特徵均無多大差別；四是語言相同，吳越古語都是講越語，吳語是隨著歷史的發展演變而來；五是習俗相同，如《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太伯、仲雍二人本荊蠻”后“文身斷髮”，而《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也有“文身斷髮，批草萊而邑焉”的記載。這種習俗固然與圖騰崇拜有關，也反映出吳越先民的審美意識。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吳越地區相同的埋葬方式。

二、和而不同的吳越文化

吳越兩地比鄰相處，其先民皆為吳越族，有許多相同的文化特徵。但是，吳越兩地，由於地域的不同及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也產生了吳文化與越文化的不同魅力。

一是地域文化對吳越文化的影響。

在歷史發展中，吳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響。太伯、仲雍來到吳地，帶來了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先進文化，使吳人耳目一新。東漢桓帝時的吳郡太守麋豹在《泰伯墓碑記》中肯定了中原文化對吳文化的影響：“數年之間，人民殷富，教化大治，東南禮樂實始基焉”。

而當時的越文化，同吳文化相比，就相對保守。《呂氏春秋·遇合篇》載：“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徴、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越絕書》（卷八）記載：勾踐遷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謁見，為述五帝三王之道，勾踐以俗異為由辭謝之。這說明越國更注重本土文化，注重鮮明的越地土著特色，這也導致越文化與吳文化在歷史演變中的差異和區別。

二是生存環境對吳越文化的影響。

吳地處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農業生產比較發達，水陸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會生活相對穩定，是典型的江南魚米之鄉。而越地臨海濱江，山多平地少，俗稱“七山二水一分田”，雖有林、牧、漁、副多種經營，但與吳地相比，生活空間就相對狹隘和閉塞。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吳文化的內涵就多一些典雅、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樸野和陽剛。吳人雖精明，卻安於守成；越人雖樸野，卻敢於冒險。這些，無疑對吳越經濟的不同模式，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是相互爭霸對吳越文化的影響。

吳越兩國以及周圍列國為爭霸一方，相互為敵，戰事不斷，先是吳國戰勝越國，再是越國滅掉吳國，后又楚國滅掉越國，秦國又滅楚國。在這漫長的戰亂和爭鬥中，吳越文化與長江中游的荊楚文化、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黃河流域的華夏文化既交相輝映，相互滲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轉化、變換、釋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力，又影響和作用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革和發展。

三、吳越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傳統文化的形成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在夏、商、周時期，還是部族封邦建國的時代，當時居於中原的是華夏部落，華夏部落是由夏人、商人、周人經過相互融合而成的大部落，居於四周的有蠻、夷、戎、狄以及江南、嶺南的百越等部落。在周代，漢民族還未形成，中國還未統一，中華傳統文化體系還未確立，所以當時的吳越文化以及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等，都是形成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源。華夏部落融合了九州境內的蠻、夷、戎、狄、百越等各部落後，到秦漢時形成漢族。漢族得名於漢代，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格局也在漢代形成。漢文化既有統一性和共同性，但也有各地區的不同特色。所以吳文化和越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既有兼收並蓄的一面，又有個性獨特的一面，有此而為中華大文化不斷增光添色。

四、吳越文化與長三角經濟 中華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黃河文化為標識，南方以長江文化為標識。長江文化主要由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組成。按照地域來說，吳越文化就是長江中下游文化。由此可見，吳越文化就是長三角文化。研究吳越文化與長三角經濟發展就特別有意義。

在長三角這塊土地上滋生和發展的吳越文化，對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至少具有以下幾點核心精神：一是具有內在自覺的心態，促進了經濟改革開放快速發展，使長三角地區的現代化建設走在全國前列；二是具有超越自我的創新意識，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觀念的局限，創造性地發展，積累了許多重要經驗，取得了顯著成就；三是具有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無論是創辦經濟實業，還是發展社會事業，都十分重視人的自身創造力，在生產實踐中特別重視生產力中人的因素；四是具有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大約在東漢以後，吳越地區就出現了一種對高層次文化和藝術不斷追求的全民意識，藏書、讀書風氣盛行，優秀人才、優秀作品不斷出現，使長三角地區的社會結構和民俗風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今該地區各類人才輩出，各門類的能工巧匠俯首皆是，為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吳語，以蘇州話，無錫話，上海話，寧波話，紹興話等最為典型

2：崑曲，世界文化遺產，600年歷史，百戲之祖

3：越劇：現今中國第二大戲曲劇種，以愛情為主題，以婉轉柔美的唱腔，儒雅的女小生為主要亮點

4：甌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唱做並重，文武兼備，以做工見長

5：婺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誇張、生動、形象、強烈，講究武戲文做，文戲武做

6：紹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7：甬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8：永嘉崑劇

9：蘇州園林，世界文化遺產

10：梁祝傳說、白蛇傳說

11：師爺文化：紹興

12：杭州西湖

13：寧波天一閣藏書文化

14：佛教禪宗天台宗

15：吳歌，是文學史上對吳地民歌民謠的總稱，

16：西塘，堪稱"活著的千年古鎮

17：烏鎮中國江南的封面，傳承千年的歷史文化

18：河姆渡遺址

19：唐詩之路

20：評彈：又稱蘇州評彈、說書或南詞，是蘇州評話和彈詞的總稱。是一門古老、優美的說唱藝術。

21：紹興越窯

22：溫州甌綉

23：溫州鼓詞

24：浙江三雕：溫州樂清黃楊木雕、東陽木雕和青田石雕

吳王闔閭——打敗楚國，讓吳國成為不可小覷的強國。

越王勾踐——消滅吳國，讓越國成為“霸王”的越國賢王。

黃宗羲——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學家，浙江餘姚人，開明代以來我國民主思想之先河；

王守仁——明代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浙江餘姚人，在世界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嚴光——字子陵，“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朱之瑜——浙江餘姚人，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

孫權——三國時期吳國開國皇帝；

孫武——春秋吳國軍事思想家；

陸遜——中國三國時期吳國軍事家；

張旭——中國唐代書法家；

張籍——中國唐代詩人；

范仲淹——北宋政治家；

范成大——南宋詩人；

薛季宣——南宋哲學家，永嘉學派創始人；

道濟禪師——南宋台州人，後人尊稱為活佛濟公；

蒯祥——明代傑出的建築大師；

沈周——明代吳門畫派創始人；

文徵明——明代傑出畫家；

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

唐寅——畫家、文學家；

祝允明——明代文學家，書法家；

徐禎卿——明代文學家；

柳亞子——中國近代詩人

陸遊——詩人；

徐渭——文學家、書畫家、軍事家；

余秋雨——文學家；

章太炎——著名學者；

朱宣咸——美術家，浙江台州人；

徐志摩——現代詩人、散文家。名章垿，筆名南湖、雲中鶴等。浙江海寧人；

魯迅——文學家；

錢穆——江蘇無錫人，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

計成——江蘇蘇州吳江縣人，明代造園師；

王十朋——南宋樂清市人。“北斗城池增王氣，東甌山水發清輝”；

南懷瑾——浙江樂清市人，國學大師；“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經論三大教，出入百家言”；

蘇步青——浙江平陽人，平陽三王之數學王，被譽為“東方國度上燦爛的數學明星”和“東方第一幾何學家”；

謝俠遜——浙江平陽人，平陽三王之棋王，1928年被推為全國棋壇總司 令，稱“中國棋王”；

馬星野——浙江平陽人，平陽三王之新聞王，國民黨新聞人，我國新聞教育的啟蒙家、新聞業奠基人，新聞界的導師。一生成就頗豐，創辦新聞系，經辦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並且首次提出著名的三民主義新聞思想。

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發展文化產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些年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發展宏觀環境的日趨優化，文化經濟政策、管理機制、市場格局等服務保障的明顯加強，浙江逐步形成了出版發行、廣播電視、文化旅遊、健身服務、演藝娛樂等優勢服務產業以及印刷包裝、工藝美術製造、文體用品製造等優勢文化產品製造業，形成了文體用品批發、出版物批發、新華書店、郵政報刊發行等多渠道、多形式、多種所有制的文化產品流通格局，呈現出社會積極參與、民間資本愈益增多、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的良好趨勢，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佔GDP的比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均得到有效提升。

2006年浙江省發改委和省委宣傳部聯合下發了《浙江省文化產業項目投資指南》，第一次對浙江文化產業的市場准入、重點領域和扶持措施進行了全面梳理，以推動非公有資本，外商、港澳資本和文化人才集聚浙江投資文化產業。

2010年前，浙江文化產業發展將達到以下目標：形成一批在全國有競爭優勢的文化主導產業，文化產業年均增長速度快於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文化產業增加值佔全省生產總值的7%；培育一批特色鮮明、規模較大、核心競爭力突出的文化產業區塊，形成5個以上產值超100億元、10個以上產值超50億元的重點文化產業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