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杲

寺卿顧憲成之從子，工書法，與吳門楊廷樞同社，酒後與貴池吳應箕談論天下事，輒痛哭；哭罷，輒狂歌。崇禎十一年（1638年），顧杲與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發布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罪行的《留都防亂公揭》，列名第一，曰：“杲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大鋮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仇，在必報矣。”。後來又寫檄文攻擊魏忠賢，致激眾，死於義閶門。

明末文社。崇禎二年(1629)成立於吳江(今屬江蘇)，系由雲間幾社、浙西聞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陽社、雲簪社、吳門羽朋社、吳門匡社、武林讀書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庄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等十幾個社團聯合而成。主要領導人為張溥、張采，他們都是太倉人，又曾同窗共讀，“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張采《祭天如兄文》），時人稱為“婁東二張”。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讀書士人為砥礪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師交友，結社成風，而以江浙一帶尤其。萬曆後期政治日趨腐敗，到天啟年間更出現了閹黨擅權局面，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都有人甘當魏忠賢的死黨。張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幸戈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所以聯絡四方人士，主張“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陸世儀《復社紀略》）。復社的主要任務固然在於揣摩八股，切磋學問，砥礪品行，但又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以東林後繼自任，主張“蠲逋租，舉廢籍，撤中使，止內操”（吳偉業《復社紀事》），反映著“吳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與這一帶市民階層的鬥爭相呼應，因而具有相當廣泛的基礎。它的成員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後共計有2255人之多，聲勢遍及海內。該社春秋集會時，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社會影響極大。主要集會有吳江尹山大會(1629)，南京金陵大會(1630)和蘇州虎丘大會(1633)。這幾年間，許多復社成員相繼登第，聲動朝野，而許多文武將吏及朝中士大夫、學校中生員，都自稱是張溥門下，“從之者幾萬餘人”(杜登春《社事始末》)。為此招致執政大僚溫體仁等的嫉恨，又有陸文聲等上疏參劾二張“倡導復社以亂天下”。於是朝廷下嚴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學士，此案才未釀成大獄。不久張溥病死，這是復社活動的第一階段。

清兵入關前後，復社成員有所分化。周鍾參加了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並為李起草登基詔書，而多數人成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幹。在南京的復社士子不滿於阮大鋮招搖過市，貪贓誤國，曾聯名寫出《留都防亂公揭》，公布阮大鋮的罪狀，迫使他“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馬士英、阮大鋮擁立福王，把持朝政，對復社成員進行了報復迫害。清兵南下時，復社不少成員仍堅持武裝鬥爭，陳子龍、夏允彝在松江起兵，黃淳耀、侯歧曾領導嘉定軍民的抗清鬥爭，失敗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後，一些著名的復社成員又遁跡山林，顧炎武、黃宗羲等總結明亡教訓，專心著述，楊廷樞，方以智、陳貞慧等則削髮為僧，隱居不出。這些行動，是與復社提倡氣節，重視操守的主張相一致的。也有少數人如吳偉業、侯方域等入仕清朝。這是復社活動的第二階段。

復社成員在經學方面也有成就。張溥、張采等人曾“分主五經文章之選”，提倡熔經鑄史，整理古籍文獻。入清以後，顧炎武、黃宗羲等繼續倡導“經世致用之學”，關心和研究社會問題，開創了清代學術研究的新風。

復社成員在文學方面受前後七子復古主義影響頗深，“志於尊經復古”，祖述“六經”，並無特別的創見。但由於他們身處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的時代，又積極參加實際的政治鬥爭，所以在創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會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這就有別於前後七子的專意“模古”，也不同於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湧現出一批頗有成就的文學家。詩詞方面造詣較高的有吳偉業、陳子龍等，他們的詩作凝鍊深沉，對時政的渾濁有所揭露，關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與七言律詩。散文方面張溥風格亢爽、文筆跌宕，黃淳耀簡潔明晰、活潑有致，侯方域富於浪漫氣息，各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