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觀

西漢前期受南方文化的影響，黃老之學、屈宋之賦促成西漢浪漫文風的形成，在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東京以下，文人學士逐漸集中到京城洛陽，集中到東觀。他們以按實而錄的修史傳統從事著文學創作，逐漸地將文學興趣轉移到以徵實為主的“京殿苑獵、述行序志”的辭賦創作中，體國經野，義尚光大。而高門望族的身世背景，奉詔創作的特殊場合，又使得他們的創作表現出一種繁縟壯麗的文學風貌，博喻釀采，高論卓爍。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察東漢的學術文化背景，進而探討東觀著作的學術活動及其對東漢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對於我們全面認識東漢文學創作傾向的形成，確有其獨特的認識價值.

東觀歸漁漢代諸帝十分重視東觀所藏典籍、檔案的校閱和整理。永元十三年(101)春，和帝劉肇往東觀“覽書林，閱篇籍”，並“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此後，鄧康、馬融、李勝等人，先後以校書郎、校書郎中、東觀郎等職多次值東觀“典校秘書”。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安帝永初四年 (110)，詔令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所藏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后又闢為近臣習讀經傳的地方。

東觀的豐富收藏，為漢代史的修撰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自和帝時起(公元92)，班昭、劉珍、李尤、劉毅、邊韶、崔寔、伏無忌、蔡邕等名儒碩學，先後奉詔於東觀撰修國史，歷時百餘年，廣泛採用本朝檔案典籍，陸續撰成《漢記》143篇 (因修撰於東觀，世稱 《東觀漢記》)。后遭董卓之亂，破壞嚴重。

李賢注:“《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劉熙《釋名·釋宮室》:“觀，觀也，於上觀望也。”是高大建築之意。《藝文類聚》卷六十三載李尤《東觀賦》曰:“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歷東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雲台，后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鬱郁之周文。”同卷又載同一作者《東觀銘》勾勒東觀的規模是:“房闥內布，疏綺內陳，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更重要的是，這裡“書籍林泉”實際已經成為藏書最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學術活動的主要場所。所謂“列侯弘雅，治掌藝文”，正是東觀學術文化之盛的生動寫照。《通典·職官八》:“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班固自稱“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就是說，他還將東漢新建立的“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也逐一記錄下來。因此，《漢書·藝文志》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東漢前期的藏書面貌。

北周 庾信 《皇夏樂》：“南宮學已開，東觀書還聚。”唐太宗 《賦尚書》詩：“崇文 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暉燈披《五典》。”清 錢謙益 《<董文敏公遺集>序》：“故其題識賞鑒之文，區明雅俗，別裁真偽，東觀輸其博，南宮遜其精。”

東漢 洛陽 南宮內觀名。明帝 詔 班固 等修撰《漢記》於此，書成名為《東觀漢記》。章 和 二帝時為皇宮藏書之府。后因以稱國史修撰之所。南朝 陳 徐陵 《謝敕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啟》：“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唐 劉禹錫 《送分司陳郎中祗召直史館重修三聖實錄》詩：“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

特別是新近問世的著作。《後漢書·張奐傳》載，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習《歐陽尚書》，深感四十多萬字的《牟氏章句》浮辭繁多，精簡為九萬字，“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很可惜的是，這些藏書，到東漢後期，隨著內亂的加劇，與其他藏書室的珍寶一起散失殆盡。《後漢書·儒林傳序》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后長安之亂，一時焚盪，莫不泯盡焉。”

《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記載盧植上疏:“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裡，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可見考訂典籍是東觀最重要的工作。我們知道，東漢時期，大規模地整理典籍見於記載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諸儒校訂五經。楊終作《上言宜令諸儒論考五經同異》，認為“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議，“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⑥。當時班固任校書郎，將這次會議記錄整理而成《白虎通》一書盛行於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詔曹褒校訂典籍。《後漢書·張曹鄭列傳》載:“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禮事，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靈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為首校訂五經，並將定本鐫刻於石碑上，史稱“熹平石經” ⑦。三次校訂史籍，東觀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當朝史跡，也是東觀著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為主修撰《漢書》;後期先後由劉珍、張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東觀漢記》。所以《史通》說:“中興之史，出自東觀。”這是一個專門的問題，後面還要具體論述。

《後漢書·皇后紀》記載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東觀著作之優秀者，還被畫像，懸在東觀，以供人們景仰。如《後漢書·高彪傳》就記載:“后遷外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高）彪像以勸學者。”這就有點像當今的研究院或高等學府懸掛學術名流畫像一樣，成為道德文章的典範，當然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後漢書·酷吏傳》載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書曰:“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這段話可以為我們的推測提供強有力的旁證。

簡徠介

《東觀漢記》的撰著開始於此。漢安帝劉祜永初四年（110）二月，劉珍等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後漢書·孝安帝紀》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李賢注:“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光武，訖乎永初。事業垂成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於、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 、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烈功臣孫程、郭願 14 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由是而知，李尤、邊韶、崔寔、朱穆、曹壽等本年均在東觀撰史。此外，李尤亦參與《東觀漢記》的寫作。第三時期以蔡邕為中心，建安七子為其追隨者。他們的任務集中在校訂五經。蔡邕還與諸人修訂《東觀漢記》。見《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註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以下闕續。”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崆峒幽奇，登臨險隘，不可名狀。有石門似公府之狀，而隘匯。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球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清泉綠水，乳液葩漿，怪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糧，深涉而行。還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楫濡濡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舊有亭台，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順之贈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岩桂小，茱萸房濕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鬆。”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自車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重遊東觀》詩曰：“岩岫碧潺湲，靈蹤若可攀。樓台煙靄外，松竹翠微閑。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