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祭

社祭是中國古代通乎上下層社會的重要祭祀行事。

據《孝經》說："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①。《禮記·外傳》說："社者，五土之神也。"古人又有將社神說成是人格神的轉化，如《禮記·祭法》說，共工氏之子曰後土（一名勾龍），"能平九州，故祀之以為社"。《淮南子》又說："禹勞力天下，死而為社。"然則社神不外是農業社會土地崇拜的產物，故社祭，除主祭土地主的社神外，凡屬地之神，如百穀之主的稷神、山林川澤百物之神，通常亦兼於社地祭之。

人非土不立，故社神必不止一位，《史記·封禪書》有言"亳有三社主之祠"，雲夢秦簡有"三土皇"、"土神"、"地杓神"、"田大人"、"田亳主"等等。社祭場所之設也必然普遍，自天子至庶民都有"社"。《祭法》規定："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社、王社、國社、侯社屬於官方之社；大夫不特立社，與庶民共社，是為民間之社。民間之社主要有州社和里社，《周禮·地官·州長》云："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州為地方組織體，其下有里，據說庶民二十五家為一里，里各立社稱里社。包山楚簡記楚國地方行政組織即是州下轄里，簡138　有記"同社同里"，簡210　有記"舉禱社一全臘"，是知楚國有里社。各國亦多有里社，如秦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衍出見，有"奚自殺牛而祠社"之問②。列子記一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國，過晉國，同行誑指晉國里社，說是該人的"里之社"①。魯庄公有如齊"觀民於社"②。可見，秦、晉、燕、齊等國民間均有里社。

古代立社的位置，大體分國城中和郊外兩類。如天子之社，乃置於國城中正寢即路寢的西面，與東面祖廟相對應，謂之"左祖右社"③。社封土為壇，據說用土分青、赤、白、黑、黃，各按東、南、西、北、中的方位相配④，但這恐是后制，於春秋戰國則未必然。《左傳》哀公七年云："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知國社是有圍牆圈之。晏子說"社束木而塗之"⑤，則其圍牆是束木為垣，外塗泥。民間的社大都置於郊外。社中一般植有松、柏、栗、梓、槐等社樹，又有社主，或立石為主，或以木為主。

在正常年份，社祭一歲共舉行四次。《禮記·月令》說，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鄭註："祀社日用甲"；季夏之月，"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孟冬之月，"大割祠於公社"。另外《月令》佚文有"仲秋擇元日，命人（民）社"⑥。《郊特牲》稱社祭"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是知社祭分春、夏、秋、冬四季舉行四次，祭日在相關月內的第一個十干甲日，這與後世社日在立春和立秋兩節氣后的第五日戊日舉行不一樣。但四次社祭的隆重程度有差別，春、夏、秋的三次只是例行公事，常祭而已，唯孟冬之月的社祭獨稱"大割"，要大殺群牲割而獻功，可見非同一般，最為重要。《國語·魯語下》稱春季的社祭為"社而賦事"，稱冬季的社祭"蒸而獻功，男女效績"，也說明冬日社祭的熱鬧隆重遠超過其他幾次。不妨說，孟冬之月甲日的社祭，與歲終十二月蜡祭鄉飲酒（見本書"鄉飲酒"節），是春秋戰國社會僅有的兩大帶普遍意義的時令節日。

社祭，可分官方和民間兩類。官方社祭，拘執於禮儀，肅穆有加而莊重太過。《禮記·郊特牲》渲染說："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君王在社祭中的一舉一動都要納入禮製程式，站位南向而背臨社牆北垣，還要衣冠整齊，"端冕而祀之"①，擺威勢，示虔敬，缺乏生氣。往往在祭社神同時，又兼祭稷神、山川地諸神。如上述季夏的"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就屬於官方的社祭。"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②，祭祀用牲要序主祭者的身分等列。或云："牛曰大牢"、"羊曰少牢"③，但《公羊傳》何休注則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②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曰少牢"，兩說不同，若從上文引秦國百姓殺牛祠社看，天子社祭用大牢僅指牛牲，未免顯得寒磣，大概后說比較切近當時實際。

民間徠社祭，遠比官方社祭來得生動活躍，人多場面熱鬧，形式也不拘一格。《郊特牲》形容說："唯為社事，單（殫）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可見，民間社祭，里中百姓人家盡數出動，祭社神時，還舉行田獵活動，人們都積極躋身參與，不甘落後，丘閭庶民共同向社神獻上上好粢食。《禮記·王制》還稱庶民社祭的祭品，"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雞蛋），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皆來之土地所長，家中所養，水中所獲，以祭社神，確屬報土地之功，更冀求未來順當有福而生活裕如，特別是冬祭時薦稻米，伴以雁，雁可能即屬社獵中所射獲品，該品又內寓"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①，不失時序，則寄意尤深，大概指望社神能保佑來年風調雨順，以使農事有個好收成。當此之時，里人祭祀同福，憂慮拋過，治事暫停，娛樂沉醉。《淮南子》說的"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②，應也適合春秋戰國時的民間社祭。難怪魯庄公會對齊國民間社祭的熱鬧無比場面，生出神往之情，俗心觸動，竟不顧禮數約束，不聽臣下勸阻，親往觀賞③。

除正常年份中的節令性社祭外，當時又有非常事態下的臨時性社祭。例如，天候災異可社祭，《左傳》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魯人見到"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人君或大夫有病可社祭，上述秦人殺牛祠社為昭王禱即是；包山楚簡248　有記大司馬卓滑救之歲（公元前316　年）四月，左尹因患"腹心疾"，"舉禱社一"。天子出征，先告祭社及宗廟，可臨時"立軍社，奉主車"④，軍社設于軍營之右，載大社之主於車從行。征伐后獻俘有社祭，魯昭公十年秋七月，魯平子伐莒取，"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諸侯會盟有社祭，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子會盟於邾，邾人執子用於"次睢之社"⑤，還"叩其鼻以社"⑥。另外，男女私結信約亦可盟於社，如春秋時泉丘二女私奔魯國貴顯孟僖子，男女三人"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⑦。

社祭在春秋戰國時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影響不小，官方藉此信仰，在於鞏固統治者的權位和布施其政教要略；當戰爭勝負未測，天候異常或人力難控災象發生，可激勵精神，安撫動蕩的人心；民間社祭，庶民在亂世中能有個心靈信仰的支柱，暫求得居處同樂，行作同和，歡欣忘憂，其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亦是官方所期望的，故民間社祭能與官方社祭并行而不在禁止之列。大概當時規定的大夫不特立社，與庶民共社，是有因俗導民、教民成禮的官方政治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