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

中國五四文學革命中提倡和創立的新文學。1917年1月，胡適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首倡白話文學，主張以白話取代文言，作為正宗的文學語言。2月，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進一步涉及文學內容的變革。1918年，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中進一步論證白話文學產生的必然性。魯迅在《渡河與引路》中指出，“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強調思想革新在建設白話文學中的重要性。五四文學革命最早出現的白話文學作品是《新青年》上發表的白話詩。接著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顯示出白話文學的威力，證明“舊文學之自認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經過倡導者們的理論闡述和創作實踐，白話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的主體。

早在五四新文學問世之前，大概在十九世紀中期，運用類似於現代漢語的歐化白話文翻譯創作的文學作品已經存在，除了戲劇目前尚未發現外，當時的小說、散文、詩歌等各種文體都已作了頗為有益的嘗試，在西方傳教士的支持下，它們在語言形式上走得比五四新文學更遠，在歐化程度上有的作品甚至超過了新文學前期的作品。這些歐化白話文作品不絕如縷，在教會出版物中一直延續下來，延續到五四白話文運動，一直到現代漢語佔據主導地位。然而，這些作品的歷史作用、當時影響並不見於歷史記載，似乎被歷史遺忘了。

頗有意思的是，這些作品首先似乎在五四新文學家的心目中並不存在，它們雖然問世已經接近半個世紀，但是它們對新文學家似乎毫無影響。新文學家在說到自己的創作時，幾乎都沒有提到西方傳教士的中文翻譯作品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幾乎一直認為自己的創作主要接受的是外國小說的影響，他們或者是閱讀外文原著或英譯本、日譯本，或者是閱讀林紓等非西方傳教士的中譯本，彷彿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譯本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毫無疑問，這是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文本後來被歷史遺忘的主要原因。

新文學家大都出生於士大夫家庭，例如魯迅、胡適，中國的士大夫對於西方傳教士的傳教，往往有著抵觸情緒，近代的先進士大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閱讀了大量西方傳教士翻譯的科學、政治之類的著作，他們一定也讀過西方傳教士的其它著作，包括傳教的著作；但是，他們從來不提這些著作，就像沒有讀過一樣。許多現代作家把傳教看作宣揚迷信，出於中國傳統文化意識或者科學意識對西方傳教的抵制，是一個原因。其次，除了陳獨秀、魯迅等極少數作家外，新文學家大都成長於民國建立前後，那時對於中國社會來說，西方傳教士的啟蒙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中國自己留學生的啟蒙所取代，從日本來的西學，在中國取代了西方傳教士介紹西學的主體地位。因此，確實有這種可能性，新文學家沒有接觸過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他們是直接借鑒外國小說原著產生的歐化白話文。

五四新文學把提倡白話文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胡適一直認為：新文學白話文運動是從他開始提倡的，即使白話文古已有之，歐化的白話文卻是從他們開始的，他們當然不希望在自己之前已經存在了一個“歐化白話文”。他們聽到新文學所用的語言和《馬太福音》相似，“覺得很可笑”，正是出於這樣的心態。即使他們不得不正視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已經存在一個“白話文運動”，他們卻堅持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的作者是先用文言想好了，再寫成白話。當時的白話只是給老百姓看的，讀書人還是用文言。他們說的這種狀況在晚清當然存在，但是用它來全面概括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不免是以偏概全，貶低了晚清白話文運動的成就。新文學家不願充分肯定晚清白話文運動的成就，不願說五四白話文運動是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繼續發展，其原因就在於充分肯定晚清的白話文運動，就會影響到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評價，影響到他們“一切從我開始”的自我感覺，影響到他們的“現代性”態度和對他們成就的評價。同樣如此，他們迴避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的存在，不願去驗證追問探究，像林語堂等人也從不提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出於這些原因。新文學家迴避近代歐化白話文的存在，基督教歷史學家雖然肯定歐化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前驅，但是他們對當時的大學中文系影響不大，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後來的文學史家基本上是按照五四新文學家的敘述來撰寫現代文學史，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既不同於晚清白話文運動，也不同於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前者主要是語言思想運動，後者主要是語言工具運動。五四白話文運動和晚清白話文運動以及三四十年代的語文大眾化運動在表面上非常相像，但有本質的不同。五四白話文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它導致了漢語語言體系的根本變革，導致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轉型。而晚清白話文運動以及三四十年代的語文大眾化運動則是語文改良運動，是文化普及運動，是文藝大眾化運動。晚清白話文運動從根本上可以說是為白話文爭地位，它並不從根本上排斥文言文，只是強調白話文的輔助功能，它把白話作為“宣傳革命”、“開通民智”的工具，並不是用白話來傳播和創製新思想，而是用白話來傳達文言的思想。總體上，晚清白話文運動是把白話當作工具來提倡，而事實上，它也只是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白話在當時並沒有超出古代白話和民間口語的範圍。把古代漢語翻譯成古代白話和民間口語，並不能改變古代漢語所蘊含的傳統思想的性質。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則不同，胡適等人的初衷也是從工具的層面上來提倡白話文運動的，他們和晚清白話文運動出於同樣的動機和目的，但由於胡適等人新的學識和知識結構，白話文運動最後的結果遠遠超出了胡適等人的預設而發生了思想革命以至現代文化和文學的轉型。

五四也開啟民智，但不是把傳統的用文言表達的封建思想翻譯成白話，而是創造性地用白話表達新的思想，新思想是五四白話更為重要的本質。五四白話已經脫離文言，成為一種獨立的語言系統，一種具有強烈西方思想和思維特徵的語言體系。在工具的層面上，它與古代白話沒有區別，但在思想的層面上，它遠遠地超越了古代白話，它借用大量西方的術語概念範疇和話語方式從而從思想和思維上改變了性質，在思想的層面上，它更接近西方語言而不是古代漢語，所以它與西方思想具有親和性，這是它與古代白話分道揚鑣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學分道揚鑣的地方。五四白話文運動不是以晚清白話文運動為基礎，不是晚清白話文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二者之間構不成一種歷史和邏輯的發展脈絡。晚清白話文運動主要是為五四白話文運動在接受方面作了部分的心理準備，二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與現代漢語的形成和性質相一致，中國現代文學不可能完全脫離傳統文學，但它不是從古代文學蛻化而來，而主要是從西方橫移過來。中國現代文學是由各種力量和合力而成，但在這各種力量中，西方的力量最大。

同樣，三四十年代大眾語文運動中的大眾語不同於五四白話。相應地，四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作為文學語言運動與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也有著本質的區別，表面上，二者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繫，大眾語文運動就是因反對五四白話而起，但二者明顯不在一個層次上，五四白話文運動雖然也包括語言工具運動，但從根本上是語言思想運動，而大眾語文運動則主要集中在語言的工具層面上，和晚清白話文運動一樣，仍然是宣傳思想而不是創造思想，是文學改良而不是文學革命，是普及而不是提高。實際上，大眾語文運動的發動者們並沒有真正理解五四白話文運動，他們把五四白話文運動理解成了單純的語言工具運動。從語言作為工具來說，他們的批判似乎有道理，但五四新文學運動絕不是文學大眾化運動，不是平民文學運動，不是文學通俗化運動，而是思想運動。

胡適著

胡適斷言凡有價值的文學必是白話文學；文言文學概無價值。所以他以為中國二千年間只有些“死文學”。這本書把漢以後的中國文學史，定性為文言文學與白話文學彼此爭鬥、彼此消長的歷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學為正宗，實際上卻是白話文學不斷戰勝文言文學。所以這部歷史就是白話文學不斷克服障礙，最終爭得“正統”、“正宗”地位的歷史。顛覆文言文學的“正統”、“正宗”地位，重新確立中國文學史上的“正統”、“正宗”，就是本書的使命。胡適視此為“哥白尼式的革命”……

有關本書的評論可以分為兩方面。褒之者以其為“很見功力，很有影響的一部”、“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具有相當聲譽的文學理論著作，對現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大著，“意義不在自身論述的完美無瑕，而在於提供了示範的樣板”，“開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先河”，比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比較文學領域“多了一份墾拓之功”，“不僅有一套理論準備，而且率先垂範，身體力行”，“起了開山作用”，“鉤沉了近千年的中國白話文學傳統，使五四白話文學運動與中國近千年的白話文傳統續上了源頭”，“首創白話文學運動”。

貶之者則以為本書“先入為主的成見太深”，“有矯枉過正之嫌”，“這學問就已經不再是學問了”，“牽強附會成一套理論”，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根本無法相比”，開了一個“十分惡劣的風氣”，“刻意貶低乃至抹煞二千年的文人文學”，“留下了很多的遺憾”，“作為學術思想史上的一種‘範式’亦已過時”，“定義混亂，去取多由主觀”，“其取捨卻沒有很分明的一條線”，“結果當然是文言和白話的界限更加模糊”，“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沒有人會同意”。此書和《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樣，只完成上卷，故胡適被黃侃調侃為“著作藍”，寫書總是“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