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新聞學

21世紀伊始，美國發行量最大的新聞雜誌《時代周刊》詢問讀者：“你在新世紀最關心什麼？”結果環境問題位居榜首。其後，CNN對亞洲包括印度、韓國、日本、中國在內的27000名觀眾進行電話採訪，發現人們關注點上升最快的是環境和健康。（Jim Detjen：2002）根據《北京青年報》2001年的一次讀者調查，北京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環境污染。實際上，自1998年以來，該報的環境報道以30％的比例遞增。而對76種中央和地方報刊的調查表明，1996年環境報道為251篇，1997年就驟增到22066篇。（陸紅堅：20 01：4）

20世紀中後期，隨著人類環境的不斷惡化，環境問題漸成顯學，隨著媒體上環境報道數量的急遽上升，環境新聞學日趨成熟，成為新聞學家族中的一個亮點。

環境新聞始於美國19世紀的資源保護運動（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850－1920），20世紀60年代走向成熟，到70年代，隨著各國環境組織的建立，北美、西歐、日本、澳大利亞的環境新聞報道此起彼伏、蔚為大觀。1985年，《中國環境報》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環境報道邁出了重大一步，1986年中國環境新聞記者協會成立，1993年，中國加入了國際環境新聞記者協會，至21世紀初，中國的環境新聞已融入了世界潮流。

在充滿生機、精彩紛呈的環境新聞面前，理論顯出滯后的灰色。一些重大的基本問題——比如環境新聞學和新聞學是什麼關係？——還沒有令人滿意的回答。本文旨在簡述環境新聞的發展脈絡，梳理中美記者對環境新聞概念的探討，試圖對環境新聞學的概念加以界定。

環境運動的三次浪潮

人類歷史的環境運動導致環境新聞的誕生。

環境運動的第一波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多數歷史學家將美國資源保護運動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先聲。早期的資源保護主義者主要是有錢的白人，其中多為露營者、爬山愛好者、獵人和打魚者，他們將野外生活看作是對城市生活的逃避。

保護大自然是早期運動的目標，這意味著保護狩獵和露營時土地的原貌。這種保護一般被認為是為少數特權階層服務的。美國國家公園是早期環境保護的成果，但它的門口經常出現“只准白人進入”的字樣。上層階級的狩獵者往往都是富人，他們讚美和保護自然是為了賞心悅目而不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

20世紀初，環境運動者很少使用“環境”這個字眼，他們稱自己為資源保護（主義）者或動植物保護主義者，包含人類和自然一切生物意義的“環境”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才被人們普遍使用的。

環境運動的第二波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1967年成立的美國環境保護基金會被認為是環境組織的首個品種，不過，在這個里程碑建立的前幾年，從保護主義到環境主義的演變已經開始了。但當時“環境”尚未獲得清晰的含義。有些人將它代指野生動植物，有些人代指家中的後院，對另一些人來說，“環境”則意味著身體健康。

1962年，卡森博士（Carson Rachel，1907－1964）著名的報告《寂靜的春天》問世，“環境”被賦予現代意義，同時環境問題引起了全美社會的注意，並導致國家一系列立法出台，比如：水清潔法（1965），空氣清潔法（1967），野生動植物河流法（1968）。在這些年中，“環境”頻頻進入美國人的辭彙，並具有了宇宙和生物的含義。“環境主義”也開始被使用。但此時“環境”的詞義仍很寬泛，它包括資源保護、野生動植物保護、公共健康改革、人口控制、生態和能源控制、反對污染政策、職業健康運動。60年代末，上述運動彙集在一起，形成了環境運動的主潮。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現代環境運動的標誌是1970年的“地球清潔日”。該活動首日就有2000萬美國公民參加。隨著一系列環境災難的突然爆發（比如聖它·芭芭拉石油濺溢，the Santa Barbara oil spill）美國環境運動走向成熟，1970年出台的美國國家環境保護法是另一個里程碑。“環境”開始有了準確的內涵：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因素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動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

環境運動的第三波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其特色是環境主義者與污染者之間在鬥爭中求和諧。在這一波中，一度落後的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加入進來，而且擔任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環境新聞的崛起及其奠基之作：以美國為例

美國是公認的環境新聞學的發源地之一。這不僅因為它擁有人類歷史上最早一批專業環境新聞記者和專業環境記者協會，還因為它產生了3部振聾發聵的反映環境問題的力作。

“自然資源保護運動”在美國文明史中譜寫了燦爛的篇章。其中，媒體的鼓吹功不可沒。

1844年任《紐約晚郵報》主編的布萊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是美國早期環境保護主義者和首批環境新聞記者之一。在他擔任主編的近50年生涯中，發表了大量文章來描繪紐約周邊地區的自然環境，從而激發了讀者的土地保護意識。布萊恩特可能是利用媒體影響政府環境政策的首名新聞記者。他的評論“尋覓公園”，批評紐約市政建設不重視公共園林的地位，發表后引起巨大反響。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1851年，紐約市政撥出一塊土地，後來在此基礎上建成了中央公園，這是當下美國最貴的地產之一。

以“草葉詩人”著稱的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也是美國早期環境新聞實踐的代表。1840年代，他任紐約《鷲鷹報》的主編，他筆下那不斷流出的反奴隸制、反僱主剝削的旋律中也充滿讚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聲音，對讀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將環境新聞推向理性階段的是自然學家兼《森林與河流》雜誌主編葛瑞乃爾博士（George Bird Grinell，1849－1938）。在前後30多年中，葛瑞乃爾多次發起對濫殺、濫捕獵物的聲討。由於他的不懈努力和鼓吹，導致美國一系列自然生物保護法的出台，其中包括1885年冰河國家公園的建立和1894年的黃石公園保護法。

黑幕揭發運動的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866－1936）曾經擔任《麥可盧爾》等雜誌的記者，其代表作《城市的恥辱》揭發了政府官員默許亂砍亂伐、倒賣木材和土地的醜聞。斯蒂芬斯影響了同時代的其他記者關注的環境問題。比如1905－1906年，《克里爾》（Collier）雜誌的塞謬爾·霍普金斯·亞當斯（Samuel Hopkins Adams）頻繁報道了市場上流行的假藥，這些報道後來結集為《美國大騙局》。辛克萊（Harvey H. Wiley）的《屠場》（The Jungle）還揭發了食品製造商在食品中加入化學和人工染料的事實。

另一名健將伯納德·德沃特（Benard De Voto，1897－1955）曾任《星期六文學評論》雜誌主編及《哈珀雜誌》專欄主筆，發表了大量揭露在公眾土地上過量放牧、過量採礦和砍伐林木的文章，他有力地影響了在猶他州克羅拉多興建水壩的工程，有效地阻止了西部農場主侵佔國家森林和牧場的企圖，被稱為“最高產、最有影響的環境新聞記者”。

俄勒崗州參議員及美國國會議員理查德·諾伯格（Richard L.Neuberger1912－1960）多年來為《俄勒崗人》《紐約時報》《讀者文摘》撰寫有關環境問題的文章，被稱為美國西北地區“環境新聞發言人”。（Frome，1998：60）多年來他為反對在哥倫比亞河下游建水壩影響鮭魚產卵而持續發表文章，其《鮭魚的秘密》為環境新聞的名篇（見Saturday Evening Post，13Sep t.1941，20－21，44.）。

《新聞哨兵》主編、著名報人愛德華·彌門（Edward J. Meeman1889－1966）也是取得卓越成效的環境新聞先鋒。在長達20多年的過程中，他的報紙為建立大煙山國家公園和孟斐斯森林公園不懈努力。他還建立了環境新聞基金委員會，以獎勵出色的環境新聞作品。

美國生物學家卡森被稱為環境新聞的集大成者，其力作《寂靜的春天》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50本書之一。它的誕生標誌著現代環境運動的開始和環境新聞走向成熟。是什麼東西使得美國數以千計的城鎮在春天突然沉寂下來了呢？卡森在書中通過驚心動魄的調查報告和一系列數字，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農藥對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危害。

此書問世后引起的震蕩是空前的。它首先受到了從環境污染中獲利者的強烈抵制。許多化工公司巨頭也禁止該書的發行。當它的片段在《紐約客》中出現時，一些人指責作者是歇斯底里。《時代》雜誌也指責它“煽情”。最後，政府和民眾都捲入了這場運動。由於報紙和電視的介紹，《寂靜的春天》的銷售量在幾個月內超過50萬冊，CBS為它製作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節目。

同時期發表的環境報告還有厄靈克（Paul Ehrlich）的《人口炸彈》（1968），柯莫納（Barry commoner）的《終止循環》（1971），上述三部環境問題報告被認為是環境新聞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環境新聞學是什麼？

環境新聞學的特點是什麼？它與傳統新聞學有什麼聯繫和區別？早期環境記者在投入如火如荼的報道中似乎無暇顧及對環境新聞學進行定義。但世界各環境記者組織、環境新聞教育機構對外宣傳的宗旨和目標卻凸顯了環境新聞學的特徵：

成立於1993年的國際環境新聞記者聯盟（IFEJ）這樣概括它的使命：在世界範圍內通過對各國新聞記者的訓練、推動信息自由來提高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鑒證並聯繫各國的環境記者個人及組織，幫助他們參與國際環境新聞記者聯盟的活動；與尚未建立國家環境記者組織的國家聯繫，支持這些國家的同行建立這些組織；對那些因報道環境問題而受到審查、監禁、非禮的各國環境新聞記者給予支持。

1989年問世的美國環境新聞記者協會（SEJ）預期“一個通過出色的環境報道的信息自由的社會”。其使命是：“通過高質量、準確的、可視的環境報道來推動公眾對環境問題的了解”。成立於1988年的亞太環境新聞記者論壇（APFEJ）的宗旨是：為亞太地區的公眾和新聞界創造和推進對環境問題的理解；組織與媒體決策人的對話以便讓他們重視環境問題的報道；鼓勵亞太地區新聞界就環境問題進行交流。成立於1992年的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漂石分校）環境新聞中心（CEJ），宣稱其課程有助於訓練新聞記者環境報道的專業知識，旨在通過提高媒體報道的質量推進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成立於1994年的密西根州立大學奈特環境新聞中心的宗旨是：訓練新聞記者和學生報道我們的地球。澳大利亞一年一度的皮特·亨特·優里可環境新聞獎評選委員會的宗旨是：將獎金授給該年度最有效的把環境問題傳達給受眾的澳大利亞記者。

1998年，美國環境新聞記者、猶他州州立大學教授麥可·佛羅梅（Michael Frome）提出了一個較完整的環境新聞概念，他認為“（環境新聞學）是一種有目的、為公眾而寫的、以嚴謹準確的數據為基礎的反映環境問題的新聞；它要求記者理解傳播的目的和性質，具有研究能力和簡潔的語言；它不僅僅回答誰、何事、何時、何地、為何，還要有一種廣闊和綜合的眼光縱攬全局”。（Frome：1998：1）

佛羅梅認為，環境新聞反對那種行業或政府的強權控制一切、人們對阻止自然退化無能為力的看法；它要向公眾展示未來是激動人心和有價值的，記者要情緒高昂，避免無所作為的犬儒主義。儘管環境新聞經常表現為一種壞新聞，一種對災難的預言，但樂觀主義無疑是需要的。

華盛頓郵報環境記者蓋瑞·格瑞（Gary Gray）指出：環境記者讓公眾看到事實，讓公眾警醒環境問題。記者的職責是將事實告知公眾。另一名老資格的環境記者梅傑斯（Colleen Majors）認為：環境新聞記者的任務是研究事實，將影響我們地球和我們生活的事實清晰地表達出來傳達給公眾。

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環境新聞突飛猛進，並很快與世界潮流融合。近10年來，一些記者和學者開始探索環境新聞學的內涵。許正隆認為：所謂“環境新聞”……即是用新聞手段傳播人們關心的種種環境信息，是變動著的環境事實與新聞的表達或傳播方式的完美結合……它應該具備環境問題本身所包含的科學性、連續性、多變性等特點；而作為“新聞家族”的一員，它又須具有新聞本身所固有的事實、新鮮、迅速、典型等特色。（許正隆：1999）

李景平認為：環境紀實報道其力量就在於給人一種現實的驚醒與行動。把自然世界的災難呈現於人前，把環境事件的內幕揭示給人看……還必須深刻地剖析自然禍患的人文根源，還必須樹立崇高的人文理想，讓讀者或者受眾看到人類為認識自身錯誤，乃至修正自身錯誤而真誠的懺悔，以及同反環境行為的鬥爭。（李景平：2002）

陸紅堅指出：批評性報道是輿論監督和環境保護的結合，是環境報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公眾進行環境警示教育，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環境報道的最終目標是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並使他們自覺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陸紅堅：2001：5）

趙凡認為：環境題材對受眾有極強的貼近性。環境新聞報道的對象，比如水、空氣、食品的污染，直接影響到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質量。這對環境新聞報道的可信度和真實性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環境問題往往與政策和管理機構的瀆職有直接關係，對它的調查報道會與某些企業或個人發生嚴重的利益衝突。正因為此，曝光性的環境新聞報道會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趙凡：2002：9）

比較新聞學證明，中西新聞觀念上的諸多鴻溝是難以逾越的，但環境新聞學是個例外，中西雙方對環境新聞學的內涵表現出驚人的認同。這充分說明環境問題和環境新聞具有高度的普世性。

結論：環境新聞學的概念及其特點

科技新聞學，經濟新聞學，體育新聞學……近年來各種新聞學概念紛至沓來，似有分類過濫之嫌。實際上，上述形形色色的新聞學研究的是具體門類報道操作規律，並沒有學科建立的意義。

本文試圖這樣概括：環境新聞學是有關環境報道的學問，它探求環境報道的獨特規律，聚焦於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及其產生的社會問題，重在將人類環境的現狀告知受眾，引起社會的警示。它是新聞報道的一種門類，要遵循新聞的規律，但又具有自己的顯著特點。

環境新聞學的特點表現在4個方面：

1.公眾性。環境問題關乎千家萬戶，是像生命、水、空氣、陽光一樣人類須臾不可的。離開它的公眾性程度之高、範圍之廣闊甚至超過了政治新聞和經濟新聞。

2.科學性。這裡的科學性是指報道者對具體的環境科學知識的系統把握和精確傳達。環境記者必須有這種本事。卡森《寂靜的春天》之所以震撼人心，其中無懈可擊的生化知識起了巨大作用，作者本人就是一名生物學家。艾力赤是美國斯丹佛大學的人口學教授，其名著《人口炸彈》的警示威力顯然來自作者豐富的人口知識。

3.調查性。成功的環境報道是記者縝密調查的結果。環境污染與人類的活動具有直接、間接、公開、隱蔽的聯繫，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有些還具有盤根錯節、複雜深遠的背景。通過調查，揭示其中的必然聯繫、提出對策、展望未來是環境記者的責任。

4.揭秘性。深刻的揭露是環境報道的必然結果。為什麼我國第一大淡水湖洞庭湖在百年間縮小了59％？為什麼全球污染的10大城市我國佔了一半？中國每年1500萬支氣管炎患者背後的殺手是誰？有影響的環境報道披露觸目驚心的幕後新聞，發人深思，催人猛醒。

顯然，上述特點在其他類型的報道中也能發現，但在環境新聞中，它們表現得更集中、更強烈。

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引起了全球政要的高度關注，超過85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出席大會，“全球有56家媒體同步發表了氣候變化共同社論標誌”。中國中央電視台、人民網等主流媒體紛紛開闢專欄報道氣候大會，從各國的減排目標到人口、環境的現實狀況，以及各國應該在全球氣候變暖的現實中承擔怎樣的國際責任和義務，這半個月媒體聚焦了太多有關“環境”的問題，環境新聞學也伴隨著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成為學界再次關注的話題。

一、環境新聞學在中國的緣起和發展

環境新聞學發端於美國，背景是19世紀的資源保護運動（The conversation movement 1850－1920）。隨著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環境也逐漸成為各大新聞媒體的報道議題，20世紀60年代環境新聞學逐漸走向成熟，到1970年代，隨著各國環境組織的建立，北美、西歐、日本、澳大利亞的環境新聞報道此起彼伏，使環境新聞學成為一門顯學。“目前國內對環境新聞學的研究以山東大學威海環境新聞與國際傳播中心主任張威為代表，對環境新聞學在中國的發展和關鍵概念的界定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對環境新聞學在國內的建構作出了重要貢獻。環境新聞學前後30年在國內“新聞無學”的大背景之下，從一個新聞報道內容成長為一門顯學，其間也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環境新聞學的報道內容、報道方式、報道範圍、報道性質都難逃“術”的窠臼，成為“學”還需要獨立的學術思想和理論的支撐。

但是筆者認為，從1985年《中國環境報》創刊之時起，中國就進入了環境新聞學的建構階段，從目前國內的研究現狀來看，環境新聞學已經成長為有自己獨立學科背景、學科特色和專業人才培養以及教學教育實訓的新興科學。對於“環境新聞學”這一學科內涵也逐漸清晰，許正隆認為：所謂“環境新聞”即是用新聞手段傳播人們關心的種種環境信息，是變動著的環境事實與新聞的表達或傳播方式的完美結合；它應該具備環境問題本身所包含的科學性、連續性、多變性等特點。而作為“新聞家族”的一員，它又須具有新聞本身所固有的事實、新鮮、迅速、典型等特色。”（許正隆1999）而另一些學者，以李景平為代表，認為環境新聞學雖是以環境問題為報道內容的核心，但是報道的基調應該以揭露環境問題為主，要把環境災難呈現給公眾，以引起公眾對環境惡化的警覺，同時樹立人文關懷，彰顯環境新聞報道背後的人文精神。趙凡認為，環境新聞學有較高的專業要求，因其報道內容和公眾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貼近性很強，但是凡是涉及到曝光性質的環境新聞，就與政府政策或者相關利益有衝突，在這種情況之下，環境新聞報道會遭到很大的阻力。

從以上對環境新聞學內涵的界定上都可以看出，環境新聞學在國內的發展經歷了從單純環境新聞報道到關注環境問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並加以人文關懷的過渡，也就是業界所謂的從“淺綠色”到“深綠色”的嬗變。

二、中國環境新聞學發展的三階段

1、萌芽階段（1985－1992）

環境新聞學在中國萌芽和起步的具體時間，學界尚未形成統一認識，有把1985年《中國環境報》創刊時間確定為中國環境學誕生期的，也有將1984年我國把環境保護列為基本國策的時間作為中國環境新聞誕生時間的，筆者傾向於第一種觀點。即有一份以環境報道為核心、以倡導環境保護理念為宗旨的專業報紙的創刊作為我國環境新聞學的誕生期。

這一時期，中國的環境新聞學處於一種可有可無的模糊狀態，當時的環境新聞報道一直都停留在就環境而論環境的困境當中。大多數報道沒有形成獨立的風格和特點，只是零星見於各大報紙，內容多以報道環境生態惡化的現狀，如何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土地沙漠化、西南地區如何防風治沙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鮮有與綜合新聞相結合的內容見諸報端。這一時期的報道指導思想也相當的樸素，只為環境保護而提，報道人員的專業性也不強，沒有形成專業的環境新聞報道隊伍和人員，因此這一時期，學界也把它定為中國環境新聞的“吶喊期”，即旨在發出一種聲音，是一種樸素的環保願望，更多的是承載了一批新聞記者希望公眾關注環境問題、正視環境污染現狀、樹立環保理念的學科期待。

1986年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在北京成立，時任北京晚報的記者沙青是這一時期中國環境新聞報道的領軍人物，他以全景式報告文學的手法，率先在國內報道了因為自然水源減少，過度開採地下水而導致北京地區地面下降的新聞。隨後兩年時間，他先後發表了關於北京城市垃圾問題的《皇皇都市》和關於黃土地水土流失的《依稀大地灣———我或我們的精神現實》的文章。與此同時，另一位原人民日報記者徐剛，也因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成為“吶喊期”值得書寫的一位開拓者。1988 年，他在《新觀察》上發表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 》，被稱為是中國的《寂靜的春天》，他對水土流失的痛心對森林為人類所謀的巨大福祉而放聲吶喊，學界把他與美國著名環境新聞學者卡森相提並論。另外如《紅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綠色的詠嘆》《三峽三峽》（1989）、《唐山大地震》等都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正如前面談到的，這一時期的作品因為社會剛剛開始關注環境問題，所以大多還比較淺顯，日常環境新聞報道的範圍很窄，集中在處理“三廢”和衛生習慣等方面，還沒有形成對環境新聞的理性思考及學科構建的思路。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個時期，中國還沒有出現非政府的環境保護組織。

2、成長期（1993－2005）

與萌芽期以輿論監督為報道主旨不同，成長期的中國環境新聞學開始了對學科建構的理性思考與探索。1993年可以看作是中國環境新聞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中國加入了國際環境記者協會，在與國際環境新聞的交流與碰撞中，中國產生了一批極具影響力的環境新聞報道以及專業素質良好的環境新聞從業人員。同年，全國人大環資委、中宣部、廣電部、國家環保局共同發起了“中華環保世紀行” ，環境新聞正式蛻變成一個單獨的新聞門類。“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是迄今為止，國內所發起的參與新聞單位最多、影響最大、規模最大、群眾反映最為強烈的一次宣傳活動。因為有政府的積極參與和引導，政府在環境新聞報道中的主體地位日益凸顯，為這一時期中國環境新聞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借著“中華環保世紀行”的東風，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主流媒體開始挑起輿論監督的大旗，成為環境新聞報道的重要力量。

與政府支持相對應的是此時學界的不俗表現，在萌芽期擔當大旗的徐剛，在這段時期也是佳作不斷，相繼有《世紀末的憂思》（ 1994） 、《中國另一種危機》（ 1995） 、《中國風沙線》（ 1995）、《中國紀事文叢——拯救大地》（ 1996） 、《綠色宣言》（ 1997） 、《傾聽大地》（ 1997） 、《地球傳》（ 1999）等作品問世並在公眾中產生巨大反響。此外，李顯福的《土地的呻吟》，王治安的《啊！國土》，麥天樞的《挽汾河》、《問蒼茫大地》、《西部在移民》，馬役軍的《黃土地，黑土地》，陳祖芬的《人和自然保護區》，郭傳火的《汪洋中的安徽》，劉貴賢的《中國水污染》，邢軍紀的《北中國的太陽》，張建星的《酸雨》，趙瑜的《第二國策》，何建明的《共和國告急》、沈吉慶的《國務院一號特急令：來自野生動物的呼喚》、李青松的《遙遠的虎嘯》、喬邁的《中國：水危機》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環境危機進行了真實具體的報告，並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和震動。

這一時期，中國環境新聞學的學術色彩更加濃厚，學科建構環境更加和諧，理性思辨的特徵開始在這一領域出現。不少有著環境學、生態學、動植物學、地質學學科背景的專業人士加入到環境新聞的創作當中，對環境與人類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哲學意義上的終極思考。在人類發展是否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大背景下，學界發起了一場將環境問題上升為人類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一次思想大討論，關注工業文明進程中的發展理念，關注人類的生存生活環境逐漸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議題。

3、有待突破期（2006—今）

環境新聞經過近30年的發展，目前已進入到一個需要自身突破的時期。從報道數量來說，30年間的數字變化是驚人的，但筆者以為，從環境新聞自身的發展規律和特點來看，2005年以後的中國環境新聞並沒有出現與前期本質上的變化和突破，反而進入了發展的瓶頸期。應該說在2006年以後，我國的環境新聞報道就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即日益明顯的市場經濟效益和公眾環保利益的衝突。眾所周知，在我國環境新聞報道多以曝光形式出現，揭露破壞環境、損害公眾生存利益的行為，在新聞市場化的過程中，這種以曝光為主的報道方式成為了環境新聞向下一階段發展的瓶頸。負面性成為提到環境新聞時使公眾產生聯想最多的一個辭彙。“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調查”、“太湖藍藻爆發水污染”、“圓明園風波”、“環評風暴”、“四川沱江污染案件”、“甘肅血鉛事件”等一系列近年來環境新聞的熱點報道都與曝光息息相關。這也成為地方政府、企業和相關利益單位抵觸環境新聞的最重要原因，往往在環境新聞記者進行調查報道時人為設置障礙，使得環境新聞的采寫比其他類型的新聞采寫更加困難。當然，發揮新聞的輿論監督無可厚非，但是，卻不能將新聞眾多功能之一的輿論監督功能放大成為環境新聞的主要功能。目前，環境新聞在我國沒有一個新的突破和發展，筆者認為糾結的原因即在於此。因為環境新聞一報道就是容易出活的題材，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記者的知名度也可以隨即提高，因此，不管是從信息源的取捨、報道途徑的增設還是從業人員的選題等方面，“曝光性質”的信息源逐漸成為了炙手可熱的選題。這種趨勢會使環境新聞陷入一個狹窄的學科建構領域，同時對於研究範式來說，此舉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中國環境新聞發展的希冀

對於中國環境新聞學，筆者認為首先要在理念上釐清環境新聞的範圍，即究竟哪些屬於環境新聞的報道範疇。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新時期，環境新聞不僅僅只包括自然環境新聞，也應該包括社會環境新聞，當今環境問題的突出讓幾乎所有新聞工作者都致力於未來世界生態環境的關注中，而忽視了社會環境的重要性。人類生存在自然環境之上，而發展在社會環境之中。自然環境的變化，會引起社會環境隨即發生變化，同時，高科技的工業文明所帶來的技術革命和後現代的文化理念，都使人類的發展環境呈現出與以往迥異的特徵。“廣義的環境絕對不應該只是單純的自然生態面貌，還應該包括整個人類的心理環境、生理環境，這其中又包括人類的生活環境、交際環境、人與動植物的相處環境等等有社會因素的環境內容。”將報道筆觸從自然環境拓展到社會人文環境，應該說是今後中國環境新聞的一次轉機和發展，環境新聞的發展也會在新時期呈現出更多元化的色彩，題材的多樣性和報道範圍的延伸也為環境新聞下一步的發展創造出更多的空間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