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竹刻

金陵竹刻

金陵竹刻是中國傳統竹雕藝術的重要藝術流派之一,與嘉定派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竹雕藝術的雙璧。

金陵竹雕以淺刻、簡刻風格著稱於世,這種技法雕鏤不深而層次不減,表面略加刮磨,廖廖數筆卻意境深遠。同時,金陵竹雕對圓雕運用頗為講究,材質選擇甚嚴,雕刻時善於因形取勢,不多做人工修飾而古樸淡雅。金陵派擅長竹刻書法,使中國傳統竹刻平添了濃郁的人文氣息,金陵竹刻在歷史上技藝精湛,名家輩出,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上獨樹一幟。

簡介


金陵竹刻
金陵竹刻
明代中期,與嘉定竹刻同時崛起的還有金陵(今南京)竹刻。嘉定竹刻以深刻見長,金陵竹刻則以淺刻和略刻取勝。金陵竹刻則以淺刻和略刻取勝。金陵竹刻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耀,字文甫。據史載:“其善雕扇骨,所鐫花草皆玲瓏有致,亦能刻牙章,為文徵明長子三橋捉刀。”濮澄,字仲謙,生於萬曆十年(1585年)。他的竹刻,善於根據竹的形態,隨形施刻,利用竹的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為奇,經手略刮磨,勾勒數刀,便與凡異。

金陵竹刻介紹


竹刻藝術在明末的興盛還與當時的社會審美風氣有一定關係。明代中後期,社會風尚一反明初的“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侈”的“簡樸”風尚,社會生活逐漸奢靡,縉紳士大夫“導奢導淫”,繡戶雕棟,花石園林,原本古雅簡樸的竹器,也開始精雕細琢,成為他們愛不釋手的案頭文玩。流風所及,普通市民也莫不“群相蹈之”。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竹刻藝術的發展。
明清時期,竹雕藝術尤以朱鶴所創的嘉定派和濮仲謙所創的金陵派最為突出,兩派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竹刻藝術史的雙璧。
嘉定竹派為明嘉靖、隆慶(1522-1572)年間朱鶴所創,他擅長詩文書畫,藝術造詣極深;通古篆,得繆篆不傳之密,所以在其竹雕設計、製作中,常以筆法融於刀法之中,所制筆筒、香筒、臂擱、佛像等,或朴茂質拙,或精妙細緻,多以“窪隆淺深”,刻五六層的鏤空深刻透雕并行製作而成。在他看來,竹刻如不透雕、深雕,就不成其為雕刻。與精雕細鏤、刻意求工的嘉定竹派迥然不同,金陵竹派則以淺刻、簡刻風格著稱於世,這種技法雕鏤不深而層次不減,表面略加刮磨,寥寥數筆卻意境深遠。同時,金陵竹派對圓雕運用頗為講究,材質選擇甚嚴,雕刻時善於因形取勢,不多作人工修飾而古樸淡雅。金陵派擅長竹刻書法,使中國的傳統竹刻平添了濃郁的文人氣息。這都是金陵竹派的藝術魅力所在,為其主要特徵的具體表現。

創始人物


然而,金陵竹派自濮澄創立后,得其親授或直接受其影響者較少。濮氏之後,僅潘西風、方絜成就最為卓著,名聲顯赫,被後人視為金陵派竹刻藝術承傳的兩大支柱。他們以用刀很淺的浮雕技法為主,隨形施刻,自然成器,格調高雅。
金陵竹派創始人濮澄(1582-?年),字仲謙,金陵人,主要活動於萬曆、崇禎年間。他刻竹以淺刻為主,線面結合,與嘉定派竹刻“高、深、透”的風格迥異,刻出的景物頗具中國畫的筆情墨趣。他擅長竹根雕,往往能熟練根據竹材的自然形態,以簡潔的刀法,略施雕鑿,隨形施刻,自然成器,匠心獨運,以自然天趣見勝。明末張岱(1597-1679年)《陶庵夢憶》卷一專門有濮仲謙雕刻的記載:“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鬻鬻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奪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計。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為奇,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價,真不可解也。仲謙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輒騰貴。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十人焉,而仲謙赤貧自如也。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為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啖之,終不可得。”清初學者宋荔裳在《竹罌草堂歌》中讚譽濮仲謙“大璞不斫”、“輪囷盤屈”、“匠心奇創”,也說仲謙能略施刀鑿以見自然之趣。劉鑾《五石瓠》稱之為“水磨器”。他用這種技法刻制扇股、酒杯、筆筒、臂擱之類器物,古雅可愛,妙絕一時,受世人喜愛。
一般而言,金陵竹派擅長的毛雕、淺刻屬竹面雕刻的陰文類刻法。毛雕最淺,刻痕細如毫髮,大多一筆以一刀刻成,刻痕帶有毛刺,一般不宜深刻的器物和細部都用此法。淺刻,刻痕很淺,往往需要在高光下才能看清刀痕的一種刻法,為凹刻之最淺者,大都用於臂擱及扇骨。其刀痕不僅有線,而且有面,能刻出書畫的筆情墨趣。廣義的淺刻也包括陽文類中極淺的浮雕,濮仲謙的淺刻就是如此,以畫面和諧豐富,刀法簡約圓熟著稱。濮仲謙真跡,傳世極罕,大抵雕工繁瑣而題材庸俗者,多為後人偽刻。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濮仲謙竹根雕松樹形小壺,形狀奇特,壺身、壺蓋和壺底雕成一株蒼勁的古松;壺把、壺嘴作兩根盤屈的松枝;周身枝繁葉茂,猶如一片樹蔭,其構思新穎,刀法簡練,風格渾樸。而王世襄先生舊藏雪景寒林圖臂擱,則為濮仲謙竹刻的典型作品,近景山石坡陀,古木枒槎間茅舍三間;遠景山峰聳立,山石以陰文披麻解索皴為之,極簡約概括。其布局刀法,於簡率中見樸拙之致,耐人尋味。左有程嘉燧(1565-1643年)崇禎十二年題詩。
當然,明末金陵竹派的崛起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產生還與正德嘉靖年間的金陵竹刻家李耀有一定的關聯。李耀,名昭,字文甫,技藝精湛,對濮仲謙竹刻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李耀稱得上是金陵竹派的先驅。他擅長象牙印章,以刀代筆繪山水、花鳥,風格簡潔明快。明代篆刻大師文彭所作牙章,多出其手。又工扇骨雕刻,所鐫花草,皆玲瓏有致,聲名遠播,至清代還有“舊京扇,貴李昭”之說。濮澄刻扇,其實就步李耀後塵。
金陵竹派的藝術特色可以“簡樸高雅”四字概括。所謂“簡樸”,竹材價廉易得,刻成后不須敷色,不須塗油,不須髹漆,刻出即成;甚至取天然形態稍事刮磨成器,以見拙樸簡單之趣,歸納地說竹刻材料和處理手法的樸素、簡潔。所謂“高”,指竹刻的藝術價值高。正因為竹材價廉易得,故刻者必須殫精竭智,創造多種技法,博採各種題材,度形制器,狀態寫神,發揮竹材特點,與其他雕刻工藝試比高低、一爭短長,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亦指刻制技藝的高超。所謂“雅”,指的是竹刻藝術品最富書卷氣,竹刻工藝由工匠刻制走向文人創作,於是,竹刻追求的情趣有了質的變化——工匠氣日益減弱,書卷氣逐漸增加,竹刻逐漸成為文人士大夫的案頭清供和掌中珍玩。
事實上,竹刻藝術在清代中期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出現了一大批造詣極高的竹刻藝術家,其區別於一般工匠之處在於,他們不僅對雕刻技法能運用自如,而且自己本身就是文學修養很高的藝術家,常常親自參與竹刻製作,對作品的造型和紋飾進行設計,汲取書畫藝術的營養,使作品脫去了一般工匠的俗氣,更具典雅的文人氣質;並由此改變了人們以往視竹木一類雕刻工藝為“奇技淫巧”的觀念,把玩名家竹刻逐漸成為一種風雅之事。
乾隆時潘西鳳(1736-1795)就是一位典型的文人竹刻家。他成就頗高,將金陵竹派進一步發揚光大。潘西鳳是浙江新昌人。視竹如命,酷愛刻竹,十分重視雕刻技法的運用、紋飾題材的選擇和造型構圖的創新,故有人贊詩云:“老桐與竹結知音,苦竹雕鏤若費心。”其竹雕師承濮澄,以淺刻為主,擅長利用竹材天然畸形、捲曲、蝕痕略加雕琢為器而神形兼備,刀法簡練精到,絕無率略之處,被鄭板橋(1693-1765年)贊之為“濮陽仲謙以後一人”。潘西鳳仕途困頓,曾為年羹堯(1679-1726年)幕僚,多所匡助,後有獻不納,即衣而歸,以鬻藝為生,曾精選佳竹,摹刻王羲之“十七帖”,盡得其神韻,精妙絕倫,后經書法家翁方綱鑒賞題跋,遂身價倍增,嘉慶間被納入內府,變為皇家珍寶。所制畸形卷竹臂擱,蟲蝕斑痕,宛然在目,似未經人手,而別具天然之趣。銘文款識,著字無多,雋永有味,可見潘西鳳刻竹亦有“大璞不斫”的天工之妙。
潘西鳳的傳世之作不多,以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藏竹根雕梅花筆筒最具代表性,造型上粗下細,底部特意安置一隨形紫檀木座,以求平穩。筆筒竹材在截取掉原有的鬚根后,顯露出累累疤痕,高低錯落,大小不一,形象奇特;這些痕疤經打磨后,在其頂端淺刻雕琢出各式梅花花瓣,形態逼真,匠心獨運,樸拙之中透出靈秀之氣。其上隸書刻款:“虛其心,堅其節,供我文房,與共朝夕。老桐。”一語雙關,更使筆筒頻添了幾分文人氣息。
正如趙汝珍《古玩指南》所言“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與書畫同,不過以刀代筆,以竹為紙耳。書畫之難人所共知,今乃易以刀、竹,其難當更逾書畫也。”清代後期,竹人日以視於竹上摹擬書畫為能事,競相效仿,漸成風氣,由此盛行於往昔的嘉定竹派之圓雕、高浮雕、透雕技法日趨式微,幾成絕響。而與此同時,慣用淺刻的金陵竹派則有起死回生之勢,一度重新流行,但也畢竟是強弩之末。道光以後,金陵竹派逐漸銷聲匿跡,幾近失傳。當時,金陵竹派傳人多以濮仲謙淺刻的“大璞不斫”為旨歸,刀法崇尚簡率拙樸,以自然天趣和再現書畫筆情墨趣為最高追求。他們認為精雕細琢,易露匠氣,匠人作品,工巧有餘,而天趣不足。在題材上,除畫本、小像外,多名家書畫,蔬果小品,或自題自刻,尤喜摹刻金石文字,亦體現了文人的偏好。品種以扇骨、臂擱、筆筒、竹杖為主——這些品類也正是文人所喜愛和常用的。
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年),寓居浙江黃岩的安徽歙縣人方絜成為金陵竹派的主要支柱。他秉承濮澄遺風,刻竹成果也粲然可觀,成為金陵竹派後期的代表人物。方絜,工詩文、善書畫、精鐵筆,尤擅刻竹,人稱“方竹”,陰陽凹凸、勾勒皴擦,心手相得,皆合金陵竹派法度。尤以竹臂擱和竹內黃上用陽文淺浮雕法雕刻人物或肖像最為突出,面部用陷地淺浮雕,其餘部分用陰刻,兩者配合恰到好處,形神兼備,栩栩如生,人稱“絕藝”,論者稱其刻法為“陷地淺刻”。當時不少名人都請方絜刻過小像。《前塵夢影錄》記載,方絜“為釋六舟達受(1791-1858)作廬山行腳圖像於臂擱,鬚眉畢現,而為阮元作八十小像更佳。”方絜所刻山水、花卉、人物和肖像,皆以自己的畫作為藍本,極富個性。他運刀如用筆,善於將筆法之變化,融入刀法之中,顯露中國書法所特有的韻味,贏得世人好評。李蘭九《西雲詩鈔》雲:“方子詩畫兼能事,精於鐫刻本余技。豈知翻樣出汗青,復擅傳神到刻翠”,讚歎之辭溢於言表。上海博物館藏蘇武像臂擱為方絜的代表作,蘇武持旌節端坐於地,儀態嚴肅,衣紋簡練,刻法以竹表為地,下刀不深,風格秀雅。
縱觀金陵竹派數百年的發展歷史中,它從早期的質拙渾樸,發展為中期的典雅多姿,再嬗變為晚期的平淺單一,雖時有變化,但總體風格保持大體一致,在以雕刻再現書畫的藝術趨向中,以淺刻、簡刻獨領風騷,以竹刻之意趣求筆墨之情韻,達到了竹刻與書畫藝術的完美結合。但應該指出的是,也正是以雕刻再現書畫藝術,造成了竹刻為書畫所囿,此也是清代後期金陵竹派趨向單調淺顯的癥結所在。正如金西厓先生在《竹刻藝術》一書中感嘆:“竹刻與書畫,盡多相通之處,但雕刻終究是雕刻。雕刻為立體藝術,書畫為平面藝術,豈可盡廢立體藝術,而代之以平面藝術?故竹刻中書畫之意趣若愈多,雕刻之意趣必愈少,竹刻豈能為書畫之附庸哉!”這應該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