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學派

莫斯科學派的某些觀點現在已經被認為過時（如把詞的形式僅僅歸結為詞綴的可分解性等），但是他們擺脫了傳統語法的束縛，積極探索語言本身的形式標誌，對語法理論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對後來的俄語界影響很大，常被稱為形式學派。在國外，他們的理論得到哥本哈根學派L.葉爾姆斯列夫的肯定，後者在20世紀20年代指出，莫斯科學派的功績在於，提出語言中的純形式範疇問題，反對把語法問題同邏輯、心理問題混為一談，主張區分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等。

此派的基本觀點有的與德國新語法學派一致，如從心理學立場去理解語言的本質，主張嚴格運用語音規律。在研究方法上，他們認為，當不知道某一語言變化的出現是由於語音規律還是由於類推作用時，應該先用語音規律去解釋，只有解釋不通時，才考慮類推作用。但是他們與新語法學派有不同之處：他們強調語言的社會性，把語言看作眾多單詞和片語的總合；主張區分語言的內部歷史與外部歷史；重視語言史同社會史的聯繫，認為社會的變化會引起語言的相應變化（如語言分化、方言合併等）;認為不僅思維依賴語言，語言也依賴思維。他們的某些看法同後來的法蘭西學派、布拉格學派相近。

在印歐比較語法領域中，莫斯科學派有過一些重要的發現。19世紀90年代，福爾圖納托夫在波羅的 -斯拉夫語中，發現了詞重音在一定條件下由詞首移向詞末。這個發現，俄國語言學界稱之為“福爾圖納托夫 -索緒爾定律”，因為F·de索緒爾在同一時期在立陶宛語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例如動詞"〔我〕拿"，梵語 bhár╣mi和古希臘語férō重音都在詞首，而俄語бep╒則重音在詞末，這是從詞首移過來的。

在普通語法理論方面，福爾圖納托夫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前人的觀點。他把詞的意義分為兩類：一類是同客觀世界相聯繫的“現實意義”（辭彙意義），另一類是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意義”（語法意義）。他認為語法學是研究語言形式的科學，詞法學研究單詞的形式，句法學則研究片語的形式。詞的形式就是詞能夠分解為“基本部分”(詞幹)與“形式部分”（詞綴）的性能，具備這種性能的詞是有形式的詞，否則是沒有形式的詞。一個詞能否分解取決於語言內部有無對應關係，即某一形式的存在必須以某些其他形式的存在為前提，這種關係必須通過一定手段表達出來。福爾圖納托夫強調，劃分詞類應該根據形式標誌，而不應以邏輯、意義為依據。他將原始印歐語中的詞分為有詞形變化的（變格和變位的）和沒有詞形變化的（不定式、副動詞、副詞等等），並且認為在其他語言中也可以這樣分。按照他的看法，世界諸語言的形態分類法應該是:①粘著語（如烏拉爾-阿爾泰語）；②曲折-粘著語（如閃語）；③曲折語（如印歐語）;④詞根語（如漢語）;⑤多式綜合語（如美洲印第安語）。他認為詞根語中的單詞沒有形式。

在句法學中，福爾圖納托夫以片語為基本概念，認為句子只是片語的一種，即所謂完整片語（有語法主語和語法謂語），而不完整片語通常只是完整片語的一部分。他強調，句子的語法分析應該不同於判斷的邏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