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次九

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湖州府民事長、浙江都督府軍事秘書。1919年在一師任國文主任教員，思想激進。同夏丐尊、陳望道、劉大白等人一起被列為新文化運動“四大金剛”。後任省立杭州貧兒院院長、省通志館編纂。日軍陷杭前夕，親帶50多個孤兒長途跋涉，歷盡艱辛，安抵金華里鄭。1938年秋舉家赴廣西。1949年後出任浙江省文史館研究館員。輯有《詞選續詞選校讀》、《歷代名人傳略》。

吳興李次九，據說原名鵬，次九是他的字（《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一代師表——經亨頤傳》）。這是極有可能的，雖然大多數書上提到他只說“李次九”。根據有二。一是《顧頡剛日記》第一卷1925年日記歲末附有一份名單，大概是一年中有交往者，其中有李次九，括註：“吳興人。”李次九之上是李鴻，括註：“字子馗。”兩人名字邊上有一大括弧，註明“弟兄”二字。李次九《詞選續詞選校讀》的自序由這位“子馗”手書上板，落款是“同懷弟子馗書”。同懷指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則李次九與子馗為親兄弟毫無疑義。兄弟二人都是單名從鳥，這符合過去取名的一般規律。二是《莊子·逍遙遊》裡邊說，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大鵬要徙於南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昔人取名與字通常意義相關。李鵬，字次九，寄託了高遠的人生理想。不過，自從數年前由關注夏丏尊而留意到李次九，他留給我的印象分明更像龍——見首不見尾，在雲端時露一鱗半爪，讓人急欲窺其全體而不得。

“李次九”這三個字在今天已不大為人知曉，在九十二年前可是大名鼎鼎。陳望道對五四時期的浙江第一師範有這樣一個判斷：“在我的記憶當中，浙江對五四運動的反應，比上海要迅速、強烈。‘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從全國範圍來講，高等學校以北大最活躍，在中等學校，則要算是湖南第一師範和杭州第一師範了。”（《五四時期浙江新文化運動》）而陳望道和李次九，加上夏丏尊、劉大白這四位國文教師，正是浙江第一師範里舊派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四大金剛”。

“四大金剛”里，夏丏尊進入一師最早。1908年已經是校內的日文翻譯，比魯迅還要早一年。然後自告奮勇做別人不願意乾的舍監，到了五四運動前三四年，又主動請纓教國文。正如傅彬然所言，他對於語文和文學的見解，與校內那些只把他們自己所熟習的一套傳授給學生卻不大顧到一般師範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的“宿儒碩彥”們大不一樣，而與後來五四運動時候陳、胡諸子“文學革命”的主張多半吻合（《怎樣才對得起夏先生對得起自己》）。在充斥著“宿儒碩彥”們的校園裡，夏丏尊太另類太孤獨了。這時，決意要“與時俱進”，在一師發動一場教育改革的校長經亨頤，認定“師範學校，無非為普及教育”，而“中國文字不改革，教育是萬萬不能普及”，國文教學的改革被他視為需要“第一個研究的問題”。1919年暑假，經亨頤為夏丏尊請來了三位志同道合的戰友。

這時候，李次九那龍的特性便已經顯露出來了。夏、陳、劉這三尊“金剛”來到一師之前，何時在何地讀書，何時留學日本，何時回國，回國后干過什麼，無不清清楚楚，有案可稽，唯有李次九隻留下幾個點，連不成一條線。我以幾年讀書積累，勉強得知如下幾點。

他大約1878年出生於歸安（民國初與烏程並為吳興縣）雙林鎮。其生年，可謂籠罩在雲里霧裡。《杭州市教育志》“李次九”條說“生卒年不詳”。董郁奎《一代師表——經亨頤傳》說他生於1870年。《杭州文史資料》第三輯許為通《回憶浙江省立貧兒院》說1937年時的李次九是個70多歲的老人，則生年又在1870之前了。《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說是生於1879年。我無從知曉這些書的依據，但其本人《詞選續詞選校讀》自序落款應該是最可靠的：“九一八國難第三次紀念日，吳興李次九，時年五十有七。”九一八事變發生於1931年，第三個紀念日是1934年9月18日。如果五十七歲是虛歲，則他出生於1878年；是實歲，則生於1877年。

戊戌變法前後，他入歸安縣學成為秀才。《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五冊王治心序說：“我同次九，本來是歸安邑庠同學。”他的同學還有後來成為著名林學家、新中國第一任林業部長的梁希和和金融家俞寰澄。梁希有一首詩《和寰澄次九》：“俞七風流李九狂，童年一手好文章。黌門最晚交梁五，梁五而今七十霜。”《梁希文集》編者註：“寰澄即俞寰澄，曾任全國政協會員。約作於1953年，林業部檔案處提供。”編者顯然對李次九一無所知，所以只注了“寰澄”而對“次九”不著一字。據《湖州文史》第四輯張楚寶《梁希教授的生平及其光輝業績》，梁希與李次九同鄉，1883年12月28日生於吳興縣雙林鎮。早年字索五，后改字叔五或叔伍，筆名阿五（故詩中自稱“梁五”）。初在私塾啟蒙，稍後就學於雙林鎮的蓉湖書院，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科府學入選秀才。《德清文史資料》第七輯俞恩瀛《俞寰澄傳略》載，俞寰澄，德清縣人，1881年生，排行第七。戊戌政變時期，他到南潯（後來雙林鎮隸屬於南潯區）讀書，尋求新知識。在南潯與梁希同學結成好友。“黌門”一般指學宮。從梁詩可見，李次九、俞寰澄入邑庠較早，他本人是戊戌的次年入學的，則李、俞成為秀才恐在戊戌之前。以數十年相知之深，梁希用“狂”字來狀寫青年李次九，想必是十分準確的。二十來歲的他就不是一條安分的龍，而是難馴的“狂”龍。

可能和當時不少有理想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一樣，維新運動的失敗，促使他們離開科舉“正途”，投向了革命陣營，李次九加入了光復會（陳覺民《光復會黨人錄》）。王治心說，他還曾遊學日本，受到孫中山的熏陶（《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五冊序）。辛亥革命湖州光復后，被省里委任為湖州分府民事長（光復初，知縣改稱民事長。民國元年二月，浙江軍政府公布《浙江省地方官制決議案》，民事長改稱知事，主管行政兼理司法）。邱壽銘《湖州光復回憶》載，革命之後不多久，財政緊張，盜賊蜂起，農民不安於室。沈譜琴主持的臨時軍政分府勉強維持了三個月，上海方面委派俞寰澄擔任軍政分府主任，李次九為吳興縣知事。俞、李到任后，首先派兵緝捕土匪，鎮壓首惡，以靖地方，同時堅決打擊惡霸，湖州面貌為之一變。不過，大概因此受到地方惡勢力的排擠，這次任職為時短暫。新編《湖州市志》第24卷附錄《民國時期吳興縣縣長名錄》里沒有李次九的名字，第一任縣知事成了1912年4月到任的方於笥。但李次九做過知事是肯定無疑的事。1932年的《蘭言晶報》第81期有慎侯的《用前韻贈李次九知事》詩，如果沒有任過知事，不可能用這樣一個稱呼。

大約在此後數年間，他受歸安縣學時的同學王治心的影響，皈依了基督教。王治心《我的寫作與宗教》回憶說：“當時我引導了幾個讀書的朋友進了教，像……李次九先生（他在民國初期做過吳興縣長）……我們也作了很知己的朋友，替教會開闢向讀書人傳道的路。”（見《基督教叢刊》1946年第14期。據文意，時間應在王治心在上海編基督教報紙《興華報》時期，王1911年起任編輯，1921年辭職往南京）他們同隸於上海慕爾堂為教友（《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五冊序）。

1919年2月25日，李次九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發表了《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問題》。此文洋洋洒洒，佔8頁之多，論述“和平會議（按，即巴黎和會）之唯一問題為去兵”的觀點，還提出極為具體的種種措施。讓列強和軍閥自己解除武裝，這種見解不免顯出幾分書生氣，實屬“狂”想，但頗能見出這條“龍”胸懷天下，關心人類福祉的襟度。

下一次見到這條龍，是在幾個月之後的浙江一師。

李次九到一師的經過，我們只能在《經亨頤日記》中看到簡短的幾則記錄：7月6日，經亨頤和夏丏尊、王錫鏞等商定新學期要試行專任制，添聘國文教員。7月16日，“晨，訪沈尹默，介紹李次九為本校國文教員。”7月19日，“晨，訪劉大白，詢李次九品學。”8月1日，“四時，至校，繕新聘國文教員劉（大白）、李二君證書。”可見過去“為了聘國文教員，不新不舊，有新有舊，宗旨變換好幾次了”都不滿意的經亨頤，這一次是極為慎重的，有沈尹默這樣重量級的人物推薦不夠，還要專程向劉大白打聽其品學。“四大金剛”風雲際會，在小小一師的平靜校園，掀起了衝天巨浪。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里，語文課堂成為新舊思想文化搏鬥的重要戰場，新舊力量的衝撞激蕩把李次九推到風口浪尖。得到經亨頤支持的“四大金剛”，對一師的國文教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們共同制定了《國文教授法大綱》，以與人生最有關係的人生問題、家族問題、貞操問題、文學問題等十六個問題為綱，從新出版的刊物上選出一百多篇時文（多為白話文）作為教材，讓學生用批評的眼光，去自動的研究，而教師處於指導的地位。每一到兩個星期，教師把將要研究的某一問題的相關課文發給學生，並指示閱覽的次序。然後按照答問——分析——綜合——書面批評——口頭批評——學生講演——辯難——教員講演——批改札記這樣一套程序實施教學（以上綜合《浙江一師風潮》收錄多種史料）。加上學生自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師的面貌煥然一新。當時還是學生的梁柏台1919年11月11日致何寶運的信中，青年學生的興奮之情躍然紙上：“教授法，要比上半年好；學生的自動力，要比上半年強。下半年的教員，大家提倡新文學的如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袁易……這一般新教育家，我們浙江各校，所不能多得的，居然在本校任教員，怕不是難得么？所以《時事新報》社，給我們一封信，說我們的學校，在全國中等學校排起來，要算第一個位子，以北大來作一個比例，大家覺得歡喜得很。學生方面，無論什麼東西，不受教員的干涉，也不受教員的指導，勞動社、書報販賣社……以及自治會的組織，都是學生的自動。就是今年所開的運動會經過的情形，錯不多與學校無干，統出於學生的自動。”

李次九們播下的種子，很快發了芽。按照慣例，每逢祭孔日一師學生要被派去“司樂”。如今，受到新文化洗禮的學生向學校提出不再參加這種活動。先生們聽到了學生的要求，微笑著說：“牛痘苗發作了！”意思是說，新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了。這種“出格”行為必然保守勢力的嫉恨，他們終於等來了機會。11月7日，學生創辦、得到幾位先生資助的《浙江新潮》第二期刊出一師學生施存統（復亮）的《非孝》，引起軒然大波。由於此文曾經夏丏尊審閱，浙江教育當局以此為借口，責成校長查辦“四大金剛”。經亨頤拒不執行，當局又下令撤換校長。學生群起挽留校長，當局竟出動軍警鎮壓，激起學潮。由於原始史料的缺失，李次九在這次風潮中究竟具體做了什麼，已經很難得知。不過通過陳望道的回憶錄《“五四”時期浙江新文化運動》我們可以約略想見這條不羈的狂龍會是何種姿態：“在這鬥爭中，我們現在檢查起來是過於急進一點，有的界限也不很清楚，舊的一概否定。不過在當時清況下，不這樣搞也不行，許多守舊的人物在向經校長圍攻，是非不清，不急進點就不能團結同學。我們四人比較溫和的是夏丏尊(他是信佛教的)，其次是劉大白，我那時很年輕，較急進，李次九則比我更急進。”1919年底，施存統和周伯棣、俞壽崧、俞菼芬等四名進步學生離開一師，到北平進工讀互助團去。臨行時，李次九把自己僅有的一件皮袍送給了他們。（曹聚仁《文壇三憶·非孝的故事——施存統》）一師風潮以經亨頤和“四大金剛”自動離校告終，學生取得的成果是新校長人選須經學生同意，並保證繼續實施改革。

一師風潮之後的李次九，仍然沒有忘懷於入世。 1921年4月22日，省議會議員李次九、王廷揚、阮性存、林文琴等發起“省憲期成會”，並制定了簡章，設臨時事務所於浙江省教育會。5月22日該會正式召開成立大會。6月3日，浙江省議會選出了55位省憲（法）起草員及同數的候補起草員，李次九是湖州籍五名起草員之一。在“九九憲法”起草過程中，李次九一直表現活躍。他發言支持省議院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主張省長由人民另組選舉會選出。當周繼瀠提出都察院問題時，李次九激烈反對，說：“虞政黨政治不良，而欲希望一超脫政黨以外之機關，為之監政，性質上實是一種太上機關，然其產生仍不外選舉，又安知不為政黨政治所利用。政黨還是清清楚楚，有政綱政策以為標準，若外冒不黨之名，而行私黨之實，在機關中為太上機關，在國民中為元老國民，竊誠不知其可。明末黨禍，皆起於都察院，是其明證。”（陳益軒《浙江制憲史》；《申報》1921年6月27日）在《（北洋）政府公報》第196冊我們可以看到1923年1月6日的大總統第三千六百五十八號令，允准國務總理王正廷呈保前浙江督軍公署秘書李次九以簡任職交國務院存記。不過，此後李次九在浙江的政治生活中還有什麼活動就不見記載了。

有一段時間，李次九似乎過起了龍潛於淵的生活。五十二歲（1929年），兒子李師震因喉疾誤治死，老妻沈美成哀苦萬狀，李次九無術慰之，只得寄情於張惠言的《詞選》、董毅的《續詞選》，以自解自遣。後來得到王國維《人間詞話》，於是因甲及乙，由乙而丙，種類日多，翻閱加勤，廣搜諸家評論及其軼事詳註於下，抶擷精華，批導窾要。妻子的哀思，隨著老先生目視口誦手寫之勞而日減。1933年冬間，發心匯錄。到1934年夏，正編續編告竣，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詞選續詞選校讀》。但如果以為李次九寫這部書僅僅為排遣喪子之苦，那就錯了。《自序》如是說：“附錄三卷，甫於今日鈔完。擲管舉頭，案上日曆‘九一八國難紀念’七字，突觸余目。因念詞興於晚唐，成於五代，盛於兩宋。此三時代者，皆我歷史上民族衰敗之時代，而詞不幸為此時代之產物。余匯錄成書，又不幸適逢此‘燕雲不復’，‘南渡偷安’，新愁舊恨，一時都上心來。”即便伏案書齋，龍心仍然是不寧靜的。知交俞寰澄說得好，李次九著此書，“借古人以澆壘塊也。昔人以憂患成詞，次九以憂患考證詳釋之。校讀之著，千餘年心血淚墨之聚注而已” 。

書齋生活很快就被無情打斷了。1937年（一說1936年），李次九接任浙江省民政廳下屬的杭州貧兒院院長。不久，全面抗戰爆發。11月底，杭州已是一片混亂，政府機關包括省民政廳紛紛撤離。眼看杭州淪陷在即，貧兒院數百兒童，絕大多數已由父母領去，最後剩下無家可歸的五十個貧兒。教職員工亦已大半離去，剩下少數幾個。年邁的李次九毅然擔起重任，決定採用年輕教員嚴金明的建議，立即撤往金華。七名教職工和家屬帶著五十個貧兒，坐二隻方頭小船，經富陽、桐廬、蘭溪，到了金華，再轉往交通不便的山區里鄭。貧兒院師生到了里鄭后，教員們憑看抗日熱情，打破“部頒課程標準”，定出了一套新的教學內容與方法。除了低中年級的文化課基本照常外，高年級與職業班的職業教育，保存了縫紉、製鞋兩門，增加了農業勞動和上山打柴。語文、體育、音樂、美術都打亂。數學停上。語文改為各自閱讀書刊與寫作，體育課是每天清晨的爬山，音樂課學唱抗戰歌曲，美術課學美術字與漫畫，出外寫宣傳抗日的漫畫與標語。他們在里鄭和附近的西王、黃龍塘各設一所民眾夜校，進行抗日宣傳，結合掃盲。此外，還組織了劇團，到學校周圍各村去演出抗戰獨幕劇、活報劇，演出的劇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幫助咱們的游擊隊》、《三江好》、《壯丁》等等。這些戲都是師生合演。有的戲連劇本都沒有，但在杭州時看過，就憑記憶湊起來。（嚴金明《我心目中的黃乃耐》；許為通《回憶浙江省立貧兒院》；項秀文《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憶李次九先生》）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十多年前浙江一師的影子。

1938年9月，李次九辭去院長職務，攜家人去廣西投親。1940年夏天，轉輾來到上海（按，《浙江一師風潮》李次九小傳說“傳聞1938年秋去廣西投親，后無音訊”，不確）。恰好青年協會的吳耀宗請在滬江大學任教的王治心接編已出四冊的《中國歷代名人傳略》，從宋代到民國初，分列為第五第六冊。當時，王治心課務繁重，而且正準備以一年之力編寫《中國文化史類編》。躊躇之際，恰好李次九避難來滬，一經商酌，李次九一口答應。於是兩人便相約分工合作，由王治心搜集材料，李次九則任組織寫作之勞。五個月之後的民國第二十九次國慶前夜，李次九完成了第五集的撰寫，此書由青年協會書局於1941年3月出版。隨後兩人又以同樣方式合作編成了第六集，由於珍珠港事件后上海租界被日軍佔領，這一冊抗戰勝利後方才得以付梓。王治心公正地表示，“名雖合作，實則大部分都是次九的力量” 。李次九為什麼如此爽快地答應王治心的請求呢？這其中固然有兩人交情的因素，更因為“這是青年協會的工作”，他樂意以另一種方式來教育國難時期的青年。第六集王治心序說：“我們這些在白紙上寫黑字的所謂文化人，對於這個偉大的時代，有著極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一般活潑有為的青年，從‘個人主義’‘封建思想’中得到解放，一個個成為民族鬥爭中的勇士。我們本著這種立場，敘述這從宋以來的幾許名人，以民族主義為中心來加以褒揚或貶斥，讀這書的人，當能體會到這一點。”這是兩個人共同的想法。李次九在第五集序里說，宋代“趙家君臣們包辦出賣民族，儘管出了好幾個挺大的民族英雄，因為立不起民族的聯合戰線，到底救不了民族的滅亡。並且這個遺毒，一直傳到近百年，非但沒有消凈，還免不了‘逢春必發’的危險。”這一通話，當然是慨乎言之。

我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上海租界被佔後李次九是如何熬過漫漫長夜的。抗戰勝利后的事情，我只知道兩件。一是青年協會準備出版《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六集時，竟然找不到原紙型了，聞訊他懊喪萬分（幸而後來在角落裡找到）。二是浙江省立圖書館苦於經費不足，很少購書，只能靠徵求捐贈和推行交換或依靠臨時費增加館藏，其中李次九捐贈者數量最多（楊寶華 韓德昌《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

49年以後，只有從梁希的詩里知道他1953年仍和數十年相知的老友有唱和。而後，便把偶露一二的鱗爪收回到歷史的雲層後面。神龍之死，想必會翻江倒海，而實際情況往往相反——李次九的死，便默無聲息，波瀾不驚。